一夜穿越地中海
二月十二日清晨,鹦鹉螺号终于浮出了海面。
我赶紧跑上甲板平台。往南看三英里,地平线上隐约能看见佩卢西翁模糊的影子。我们就这样,靠着一条藏在海底的秘密水道,从一片海来到了另一片海。
早上七点左右,尼德·兰和康塞尔也上来了。
尼德带着点戏谑的笑问我:“教授,您说说,地中海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漂在它上面,朋友。”
“什么?”康塞尔叫了起来,“这么快?就这一夜?”
“对,就这一夜。只用了几分钟,我们就穿过了那道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翻越的陆地屏障。”
“我不信。”尼德说。
“那你可错了,尼德·兰。”我说,“南边那道低平的海岸线,就是埃及。凭你的好眼力,应该能看到塞得港一直伸进海里。”
加拿大人眯起眼睛,仔细看了半天。
“您说得对,先生。”他终于承认了,“你们这位船长,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确实到地中海了。”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谈谈咱们自己的那点事。不过得确保没人听见。”
我立刻明白尼德想说什么。
不管怎样,我觉得让他痛痛快快说出来更明智。于是我们三个人在船灯旁边坐下,那里能避开螺旋桨搅起的浪花。
“说吧,尼德。”我说,“我们在听,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很简单。”他说,“我们现在到欧洲了。趁尼摩船长那些古怪的计划还没把我们带回南极的冰海,或者拖去什么遥远的海岛之前,我想离开鹦鹉螺号。”
我并不想阻拦同伴们对自由的渴望。
但我自己,却一点也不想离开尼摩船长的船。多亏了他和这艘不可思议的潜艇,我每天都在更接近完成我的深海研究。我一边写书,一边就生活在我描写的这个世界里。
以后还有机会这样亲眼观察大海深处的奇观吗?
永远不会了。
在调查完成之前,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放弃鹦鹉螺号。
“尼德,你老老实实回答我。”我说,“你厌倦船上的生活了吗?你后悔命运把我们交到尼摩船长手里吗?”
加拿大人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抱起双臂回答:“说实话,我不后悔这趟海底之旅。能经历这一切,我永远都会觉得幸运。但现在我见识得够多了,我想让它结束。就这样。”
“它总会结束的,尼德。”
“什么时候?在哪儿?”
“我说不上在哪,也说不上什么时候。也许,等这片大海再没什么可教我们的时候,就会结束吧。”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尼德问。
“我在盼着,也许六个月后会冒出一个机会,跟今天的机会一样容易抓住——一个我们该用也敢用的机会。”
“教授,”尼德说,“您觉得六个月后我们会在哪儿?”
“也许在中国。你知道鹦鹉螺号跑得多快。它在水里穿行,就像鸟儿在天上飞、火车在陆上跑。它不怕繁忙的海域。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它会经过法国、英国或美国的海岸,到那时,逃跑跟在这儿一样可行。”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德回答,“您的论点建立在渺茫的希望上。您总谈未来:‘我们会在那儿,我们会在这儿。’我只谈当下:‘我们现在就在这儿,我们必须抓住机会。’”
尼德的道理很难反驳。
我觉得他说的更有力。
“假设发生一件不可能的事,”尼德继续说,“假设尼摩船长今天就把自由还给您,您接受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
“如果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了,您接受吗?”
“尼德朋友,这就是我的回答。你的话说服了我。我们不能指望尼摩船长的善心。常识告诉我们,他绝不会自愿放我们走。所以,常识也告诉我们,必须抓住第一个真正可靠的逃跑机会。”
“说得好,教授。”尼德回答。
“但有一个条件,”我补充道,“这个机会必须万无一失,我们第一次行动就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就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尼摩船长也永远不会原谅我们。”
“没错,”尼德说,“不过这个道理,两年后试也好,两天后试也好,都一样成立。问题始终只有一个:机会来了,我们就必须抓住。”
“同意。那告诉我,尼德,你在等什么样的机会?”
“一个让鹦鹉螺号在某个漆黑的夜里,靠近欧洲海岸的机会。”
“你打算游上岸?”
“对,如果海岸够近,船又浮在水面上。但如果海岸太远,或者鹦鹉螺号在水下,那就不行。”
“如果这些条件都达不到呢?”
“那我就控制那艘小艇。我知道它怎么操作。我们只要进去,解开绳索,小艇就会浮上水面,前面驾驶室的人根本来不及发现我们跑了。”
“好吧,尼德,你留心找机会。但记住——一次失误,我们就全完了。”
“我会记住的,先生。”
“那么,尼德·兰,想听听我对你这个计划的看法吗?”
“当然,教授。”
“我觉得——不是我盼着这样,而是我确实觉得——这个完美的机会永远不会来。”
“为什么?”
“因为尼摩船长不可能看不出我们还想恢复自由。在这些繁忙的海域,在欧洲海岸附近,他会格外小心。”
“走着瞧吧。”尼德坚定地说,摇了摇头。
“行了,尼德,”我说,“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别再提了。等你准备好的那天,来找我,我们听你的安排。我完全信任你。”
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而它后来很快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我得承认,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这让加拿大人很失望。尼摩船长是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正在穿行这片拥挤的海域?还是他只是想避开地中海里那些各国的船只?我无从知道。
但事实是,我们通常离海岸很远,藏在水面之下。鹦鹉螺号偶尔浮上来,也只有驾驶舱露出水面。有时候我们会潜到极深的地方,因为在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之间,海底深达一千多英寻——将近两千米。
我之所以发现我们到了卡帕索斯岛附近——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是因为尼摩船长忽然指着地图,念了一句维吉尔的诗:“卡帕索斯的海域,曾经属于海神涅普顿的老牧人,蓝发普罗透斯。”
没错,这座岛正是传说中海神海兽守护者普罗透斯的故乡。如今它叫斯卡潘托,夹在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之间。透过客厅的玻璃窗,我只能看到它沉在海下的岩石根基。
第二天,二月十四日,我打算花几个小时研究希腊群岛的鱼类。
但不知什么原因,观察窗一直关得紧紧的。我去查了一下鹦鹉螺号的航向,发现我们正朝着克里特岛——古称坎迪亚的那座岛——前进。
我最初登上林肯号时,克里特正爆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叛乱。但那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尼摩船长切断了与陆地的一切联系,也没法告诉我。
那天晚上,当我单独和他在客厅里时,我一个字也没提那场叛乱。再说,尼摩船长那天显得格外沉默、心事重重。
然后,一反常态,他命令把两扇观察窗都打开。他在两扇窗之间走来走去,仔细打量着外面的海。
我看不懂他在找什么,于是我继续研究眼前游过的鱼。
突然,在大海中央,出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潜水员,腰上系着一个皮袋。他不是随着海浪漂动的溺尸,他是活的。他在水里游得很有力,时而消失,时而又浮到水面换气。
我转向尼摩船长。
“一个人!一个遇难的水手!”我喊了起来,“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
船长没有回答。他只是平静地走向窗户。
潜水员游近了。他把脸贴在玻璃上,直直地看着我们。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尼摩船长打了个手势。潜水员回应了他,然后迅速浮向水面,消失了。
“别担心,”尼摩船长说,“那是马塔潘角的尼古拉,大家都叫他佩斯卡。基克拉泽斯群岛人人都认识他。他是个无畏的潜水员,水才是他真正的家。他在水下待的时间比在陆地上还长,常常从一个岛游到另一个岛,甚至能游到克里特。”
“您认识他,船长?”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阿罗纳克斯先生?”
尼摩船长走向左舷观察窗旁的一个柜子。
柜子旁边放着一口用铁箍加固的箱子。箱盖上有一块铜牌,刻着鹦鹉螺号的标志和格言。
尼摩船长没有理会我,打开柜子。里面是一大堆金属条——那是金锭。
这么多贵重的金子是从哪儿来的?尼摩船长是在哪里找到的?他又打算拿它做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看着。
尼摩船长一根一根地拿起金锭,小心地码进箱子里。箱子装满时,我估计里面至少有四千多磅黄金——价值将近二十万英镑。
箱子被牢牢锁上。然后尼摩船长用现代希腊文,在箱盖上写了一个地址。之后,他按下了通往船员舱的一个按钮。
四个船员出现了。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那口沉甸甸的箱子推出客厅。我听见他们用滑轮把箱子沿铁梯吊了上去。
接着尼摩船长转向我。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先生?”
“没什么,船长。”
“那么,先生,如果您允许,我就先告退了。晚安。”
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回到舱房,心里乱极了,睡不着。
我一遍又一遍地想,那个潜水员和这箱黄金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很快,我感觉到船的运动发生了变化——鹦鹉螺号正在上浮。接着我听到平台上有脚步声,小艇被解开,放进了海里。有一阵子,它轻轻撞了一下潜艇的船身,然后一切又安静下来。
两个小时后,同样的声音再次响起。小艇被吊回船上,放回它的隔舱里,鹦鹉螺号再次潜入水下。
那么,那几百万的金币已经送到了目的地。可送到了哪里?尼摩船长那个神秘的联系人,究竟是谁?
第二天,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康塞尔和尼德。他们也跟我一样震惊。
“可他把金子送到哪儿去呢?”尼德问。
没人答得上来。
早餐后,我回到客厅开始工作。一直到傍晚五点,我都在整理笔记。
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也许是因为我对环境变化格外敏感,我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热气,热得不得不脱掉外套。
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正处在低纬度海区,但鹦鹉螺号在水下,本不该受外界温度影响。我看了看压力表,它显示我们只在水下六十英尺,可热度还在不断上升。
我回去继续工作,但很快,高温就让人受不了了。
“船上会不会着火了?”我心想。
我正要离开客厅,尼摩船长进来了。他走到温度计前,看了看,说:“四十二度。”
“我也注意到了,船长,”我回答,“如果再热下去,我们可就待不住了。”
“哦,不会更热了,除非我们自己选择热下去。”
“您能控制温度?”
“不能。但我能离热源远一点。”
“这么说,热是从外面来的?”
“没错。我们正在穿过一片沸腾的海水。”
“这怎么可能?”我叫道。
“您看。”
观察窗打开了。
我们周围的海水一片雪白。一股淡黄色的烟雾在波浪间翻腾,海水像大锅里的开水一样翻滚。
我摸了摸玻璃,但热度太猛,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我们在哪儿?”我问。
“圣托里尼岛附近,”尼摩船长回答,“我想让您亲眼见识一下海底火山爆发的奇观。”
“我以为这里早就停止形成新岛了。”
“在火山地区,没有什么会真正结束,”尼摩船长回答,“地球一直在被地下的火焰塑造着。”
他解释说,历史上这片区域的新火山岛出现过又消失,反复多次。近年来,在尼阿卡梅尼岛附近又冒出了新岛,包括乔治岛和阿芙罗埃萨岛,都是由黑色火山熔岩形成的。
“当时我就在这儿,”他说,“我亲眼观察了整个形成过程。”
“我们现在经过的这条通道呢?”我问。
“在这儿,”他指着希腊群岛的地图说,“我把这些新岛都给您标出来了。”
我再次看向窗外。
鹦鹉螺号已经停了下来。热度让人难以忍受。白色的海水因为含铁盐而变成了红色。尽管船身完全密封,一股可怕的硫磺味还是充满了客厅。电灯的光芒,在窗外明亮的红色火焰面前都显得暗淡了。
我觉得自己像被困在一座沸腾的炉子里。
“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说。
“确实不宜久留。”尼摩船长平静地回答。
他下了命令。鹦鹉螺号掉头,逃离了这片致命的海水。
十五分钟后,我们浮上水面,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尼德·兰选在这片海域逃跑,我们绝不可能活着离开那片火海。
第二天,二月十六日,我们离开了罗得岛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深水区——那片海域将近一千五百英寻深,也就是两千七百多米。
经过塞里戈岛,绕过马塔潘角,鹦鹉螺号终于把希腊群岛远远抛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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