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大佬们
1906年的冬天,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闹得沸沸扬扬,要求彻查华尔街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
报社主编把我叫进办公室,将一份名单拍在我桌上。
“八个名字。这几天,你挨个去见一见。”
“见我做什么?”
“让读者们知道,华尔街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在当家做主。”
我拿起名单,手指有点发凉。这上面的每一个人,跺一跺脚,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从第一个开始,”主编说,“钢铁大王,查尔斯·施瓦布。”
钢铁大王施瓦布
名单上的第一站,在河滨大道。
那是一栋号称全纽约数一数气派的豪宅,据说完全是照着巴黎近郊一座法国古堡的样子,一砖一石复制出来的。
我正仰着头看,身后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
“喜欢吗?”
我回头,一个身材高大、西装笔挺的男人正冲我笑。他就是查尔斯·施瓦布。
“施瓦布先生,我是报社记者——”
“进来吧,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想问,一个穷小子是怎么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书房里,他点上雪茄,开门见山。
“1851年5月30日,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
“家里很穷?”
“穷得很。”他笑了,“我是从最底层干起来的,钢铁厂里最苦的活儿,我都干过。”
“后来呢?”
“后来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卡内基钢铁公司总裁的位置。”
我吸了口气。卡内基钢铁,那可是全美最大的钢铁公司。
“再后来,公司改组成美国钢铁公司,”他说,“我成了它的第一任总裁。”
“那您为什么又离开了?”
“人总要有自己的舞台。”他吐出一口烟,“我辞了职,去执掌伯利恒钢铁公司。顺手还在矿业上铺了很大一盘生意,尤其是在内华达州。”
我环顾着这座“法国古堡”,忽然觉得,他的经历比这栋房子还要传奇。
从银行到钢铁的里德
第二个名字,丹尼尔·格雷·里德。
我在他的俱乐部里见到他。他说话轻声细语,戴着金边眼镜,怎么看都不像个巨头。
“里德先生,您是哪里人?”
“印第安纳州里士满,1858年8月1日出生。”
“您是怎么起家的?”
“银行。我做过里士满第二国民银行的副行长。”
“年纪轻轻就当副行长?”
“那时候就是这样。”他微微一笑,“后来我转行做锡板生意。1895年,我参与组建了美国锡板公司。”
“我知道这家公司,后来被并进了美国钢铁。”
“对。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成立的时候,我进了执行委员会。”
“您是怎么从印第安纳一路走到纽约的?”
“1897年搬到芝加哥,1899年再到纽约。”
“除了钢铁,您还做什么?”
“铁路。”他压低了些声音,“我是岩岛铁路的董事,也是它背后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件事上,我和穆尔兄弟走得很近。”
“穆尔兄弟?”
“威廉·穆尔和詹姆斯·霍巴特·穆尔。两兄弟是律师,早年在芝加哥专门帮出问题的公司做改组,名气就是那时候打下的。现在嘛,他们和我一样,都搬到纽约来了。”
电车大王瑞安
托马斯·福琼·瑞安,1851年10月17日生于弗吉尼亚州。
我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沓线路图。
“瑞安先生,听说您是从巴尔的摩来的?”
“1870年来的纽约。在那之前,我做的是纺织品生意。”
“从卖布到华尔街,这跨度可不小。”
“人这一生,就是不断跨步。”他放下图纸,“到了纽约,我一头扎进了有轨电车行业。”
“具体做了什么?”
“整合、扩张。纽约的电车系统,主要就是我牵头做大的。”
“只做电车吗?”
“那怎么够。”他摊开手,“纽约和芝加哥的煤气公司、电灯公司,我都有份。还有美国烟草公司,也别忘了。”
“听说保险行业您也插手了?”
“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华盛顿人寿保险公司,都归我掌控。”他顿了顿,“另外,我还是莫顿信托公司的副行长,几十家公司的董事。”
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在想:纽约人每天坐的电车、点的煤气、亮的电灯,背后竟都站着这个人。
靠铁丝网发财的盖茨
第四个名字,约翰·沃恩·盖茨。
我在他的证券行里找到他,他正对着一群人发号施令。
“盖茨先生,能聊聊您的发家史吗?”
“这有什么好说的。”他头也不抬,“1855年生在西芝加哥,最早开五金店。”
“后来呢?”
“后来到得克萨斯州卖刺铁丝。”他这才抬起头,“别小看刺铁丝,它圈起了整个美国西部,也圈来了我的第一桶金。”
“听说您后来自己办了厂?”
“对。在圣路易斯办了南方铁丝公司,在匹兹堡附近办了布拉多克铁丝公司。再后来,我吞掉两家竞争对手,把整摊生意卖给了联邦钢铁公司。”
“联邦钢铁后来不是并进了美国钢铁吗?”
“没错。就是那笔买卖,让我发了大财。”他毫不掩饰,“之后我就成了华尔街的大玩家,还组建了C.G.盖茨证券公司——不过后来解散了。”
“您是不是还干过一件大事?”
他压低了声音,嘴角却翘起来:“我在公开市场上,悄悄买下了路易斯维尔与纳什维尔铁路的控制权——神不知鬼不觉。最后,我把这个控制权卖给了J.P.摩根公司。”
我愣住了。整条铁路,买下来都没人察觉,这胆子也太大了。
罗斯柴尔德家的代言人贝尔蒙特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家在东34街44号,不过他一年里的大半时间,都住在长岛亨普斯特德的乡间庄园。
他在花园里接待我,衣着考究,一丝不苟。
“贝尔蒙特先生,您是1853年2月18日出生的。令尊创立了这家银行?”
“对。家父也叫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创立的贝尔蒙特公司,代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利益。他去世后,我接了手。”
“那可是华尔街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只管银行吗?”
“当然不是。我是跨区快速交通公司的总裁——就是纽约人天天坐的地铁。另外还兼着好几家公司的总裁,以及许多银行、铁路和其他公司的董事。”
“听说您爱赛马?”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我主持着科尼岛赛马会,还有其他几个赛马组织。我自己养了一大马厩,每一匹都是好马。”
“政治方面呢?”
“家父是民主党的大人物,我也是。”他笑了笑,“俱乐部和社会团体,我参加了不少。对了,我是1875年哈佛毕业的。”
“最后,能说说贝尔蒙特隧道吗?”
“可以。”他认真起来,“那条隧道是我筹资、我主持修建的,从东河底下穿过去,把曼哈顿和长岛城连在一起。总有一天,它会改变这座城市的走法。”
专救公司的穆尔
威廉·H·穆尔,1848年10月25日生于纽约州尤蒂卡。
他的事务所里堆满了法律文件。比起金融家,他更像个教授。
“穆尔先生,您做的是哪一种律师?”
“专治公司疑难杂症的那种。”他说,“1873年,我带着弟弟詹姆斯·霍巴特去了芝加哥。我们兄弟俩都通过了伊利诺伊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合开了‘穆尔兄弟律师事务所’。”
“你们最拿手的是什么?”
“公司改组。哪家公司快撑不下去了,我们就把它救活。”
“最出名的案子是哪一桩?”
“卡内基钢铁。”他缓缓地说,“那场改组是我们主导的,前后组建了四家公司。这四家,后来全都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的一部分。”
“真是大手笔。那您现在在忙什么?”
“岩岛铁路。我们兄弟控制了它,还有好几家铁路和工业企业。”他想了想,“这些事上,我和丹尼尔·格雷·里德合作得很紧密。”
我忽然想起里德说过的话——华尔街这些大人物,原来互相之间都牵着线。
从茶叶店到煤气帝国的布拉迪
安东尼·尼古拉斯·布拉迪是个特别的人:家住奥尔巴尼州街411号,办公室却在纽约华尔街54号。
他个子敦实,嗓门洪亮。
“布拉迪先生,听说您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没错。1843年8月22日,生在法国里尔。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到了美国。”
“您是怎么起家的?”
“1864年,我在奥尔巴尼开了一家茶叶店。生意不错,后来在奥尔巴尼和特洛伊又开了好几家。”
“从茶叶到煤气,这一步是怎么跨过去的?”
“看准了趋势。”他说,“煤气和电灯那时候刚兴起,是长得最快的生意。我成了公用事业公司的推销者和董事,奥尔巴尼、特洛伊、芝加哥、纽约,好多城市都有我的份。”
“只做公用事业吗?”
“还有有轨电车,尤其是布鲁克林的。”他掰着指头数,“我拿下了芝加哥人民煤气公司的控制权;布鲁克林捷运公司,我也有很大一份股份,还把我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几家电车公司,全都并了进去。”
“别的呢?”
“美国烟草公司,还有很多工业企业,我都握着大额股份。”
告辞出来我在想:从一间小茶叶店,走到一座城市的照明和交通,这个人每一步都是自己蹚出来的。
把铁路当生意做的菲什
最后一个名字:斯托伊弗桑特·菲什。1906年11月7日,他刚刚卸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总裁。
“菲什先生,先说说家世吧。”
“家父是汉密尔顿·菲什,”他平静地说,“做过纽约州州长,后来在格兰特总统手下当国务卿。”
“您自己是1851年6月24日生在纽约市,1871年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
“对。毕业那年,我就进了铁路行业,在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纽约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
“职员?”
“职员。”他笑了,“不过一年之内,我就成了铁路公司总裁的秘书。”
“后来怎么又去了银行?”
“1872年到1874年,我在纽约的莫顿-布利斯公司和伦敦的莫顿-罗斯公司做事。1875年回到莫顿-布利斯,当主任职员,手里还握着公司的授权书。”
“再后来,就回铁路了?”
“1876年,我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同一年,当选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董事,还兼任了新奥尔良-杰克逊-大北方铁路的司库和采购代理。”
“之后的履历,我查过。”我翻着笔记本,“1877年,您出任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良铁路的秘书?”
“对。1882年,升任副总裁。”
“又回到伊利诺伊中央?”
“1883年1月,出任第二副总裁。一年多以后,转正做副总裁。”
“然后呢?”
“1887年5月18日,我当上了总裁。”他说得很平静,“这一干,就干到1906年11月7日。”
“将近二十年。中间还兼任别的职务吗?”
“1904年到1906年,我任美国铁路协会主席;1905年,在华盛顿主持了第七届国际铁路大会。”他补充道,“另外,1883年起我就是国民公园银行的董事,到现在还在任上;1888年起是纽约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受托人,今年2月才辞的职。”
我放下笔,问出最想问的问题。
“回头看,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伊利诺伊中央。”他毫不犹豫,“它是芝加哥到墨西哥湾之间,最重要的南北向铁路之一。早年,公司主要靠棉花生意吃饭。”
“后来呢?”
“后来在我手里,我们抢下了谷物和玉米运输的大块生意。”他眼里有光,“你要知道,从前西部各州产的粮食,都是往东运——走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我们硬是把其中很大一块,调头向南,运到了新奥尔良。”
“这怎么做到的?东部的铁路、密西西比河的水运,可都是对手。”
“低运费。”他说得斩钉截铁,“论运价,我们拼得过东部铁路,也拼得过河运。同时,我们还把线路修进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一带的煤铁矿区。”
“听说您的经营思路,和同行完全相反?”
“从前做铁路的,都想着运价定高一点,货拉少一点。我偏反过来——用尽量低的运价,做尽量多的生意。”
“结果如何?”
“结果你自己看账。”他递过来一份年报,“今年到6月30日为止的这一年,我们的货运和客运价格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低,利润却创了纪录。”
“怎么做到的?”
“三样:管理高效、运营成本压得低、资本开支管得严。”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铁路不是收买路钱,是做生意。
查账可以,客户名单不行
回到报社,主编正等着我。
“写得怎么样?”
“八个人,全写完了。”
“好。还有一件事。”他递给我一份谈话记录,“奥尔巴尼那边查华尔街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大人物都在躲,亨利·克鲁斯却当众把话挑明了。”
我低头去看。
克鲁斯说:他身为亨利·克鲁斯公司的老板,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谁想查公司的账,他都欢迎。
“这么有底气?”
“他说,这种调查只会证明一件事:他的公司做生意规规矩矩。”主编翻过一页,“但是,有一条底线,他死活不松口。”
“什么底线?”
“客户的名字。一个字都不说。”主编看着我,“克鲁斯认为,客户和公司的关系,是绝对的机密。宁可把麻烦扛在自己身上,也绝不出卖客户的信任。”
我沉默了一下:“这人倒是有原则。”
“他还有办法。”主编接着说,“他的公司从开业那天起就立了规矩:凡是替客户买进卖出股票,必定给客户发一份书面通知,写清楚这笔证券是从哪家券商手里买的,或者卖给了哪家券商。”
“为什么要这么做?”
“给客户一个凭证——证明他的委托,是真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成交的,不是公司关起门来自己捣的鬼。克鲁斯说,如今别的券商,也大多学着这么干了。”
我望向窗外,华尔街的灯火刚刚亮起来。
调查就要来了。这些大人物这一次要面对的,不再是同行,而是整个州、乃至整个国家的目光。
我在系列报道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
钱的故事从来不会结束,但从这一年起,它得写在阳光底下。
Comments 0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is chapter with other readers.
Sign in to jo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is chapter.
Log in to comment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to share your thou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