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尔街五十年 2026中文版
Chapter 51 · 华尔街的招牌:仲裁

华尔街的招牌:仲裁

Chapter 51 of 90 · 5,792 words · Free

华尔街的名气,一大半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挣来的。

说到底,交易所就是华尔街本身。哪天它搬走了,新地方很快就会变成新的华尔街,而老地方只能留在人们的回忆里。

交易所的过人之处有很多,但最了不起的一条,是用仲裁来化解纠纷。

别的金融机构也试过仲裁,想用它代替打官司,但谁也没有证券交易所做得成功。

这几年,大量纠纷都是通过仲裁平平静静解决的。照这个势头看,用不了多久,大多数民事纠纷的最后一站,恐怕就是仲裁了。

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因为它便宜。

因为它简单。

因为它不用像法院那样没完没了地拖。

而且很多时候,它更公道。

仲裁委员会里坐着的,都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懂行规,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关键,按生意场上的实际道理来拍板。

跟官司吞掉的巨额费用比起来,仲裁的花销小得可怜。

交易所每年经手的交易动辄几百万美元,一旦闹出分歧,都可以交给仲裁。真正闹到仲裁委员会之外的案子,少之又少。

这些纠纷要是全去法院打官司,一年光直接花费恐怕就要五十万美元,还得再添五十万,那是拖延和种种麻烦带来的间接损失。这还没算顶级大律师的收费。

在我看来,仲裁在交易所的成功,已经说明这套办法可以推广到整个商界。

各地的商人都可以成立自己的仲裁组织,不用上法院,就能把分歧和索赔解决掉。

这正是我要写这个话题的主要原因。

我希望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商界领袖们,能认真考虑照着交易所这套成熟办法,建立自己的仲裁制度。

裁决应当一锤定音,不许没完没了地上诉。

陪审团为什么常常靠不住

经验告诉我们,陪审团审判经常伸张不了正义。

更糟的是有人在中间做手脚。收买陪审员几乎成了一门地下职业,做得极其隐蔽,想揭发都难。

就算没人使坏,陪审团也有一堆理由判不公。

人心总是软的,同情心的作用太大了。

说得再直白点,是阶层感情在左右结果。

一个有钱有势的商人,站到普通陪审团面前,对手又显得穷苦可怜,他还能指望什么客观公正?

只要一边是穷职员、是女人、是手头紧的普通人,陪审员就会觉得,得保护这个人,别让他被那个强大的对手欺负了。

这样一来,有钱的那一方,往往在这个本该是自由守护神的制度里,根本得不到公平对待。

说出这些让我难过,但我讲的句句是亲身经历。在这个号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我自己就是这种偏见的受害者。

律师们最擅长把穷当事人的案子演成一场大戏。

芝麻大的事,能吹成一座山。

律师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仿佛天大的冤屈就发生在眼前。

陪审团看得入了迷。

他们不再细细核对证据,而是被情绪、同情和偏见牵着走。

翻脸的公断人

公断人也有问题,尽管有时比陪审团强。我亲眼见过一个绝妙的例子。

我认识一个人,他手里有一笔很大的债权,欠债的是个生意做得很成功的商人。案子交给了一位公断人。

公断人辛辛苦苦查了很久的证据,最后判我这位朋友胜诉,赔他好几十万美元。

没过多久,被告找上门来。

"我给你三万美元,这事就算了结。"

"你要是不肯,我就上诉,或者找点新证据,要求重审。"

我朋友当然不干。三万美元,跟判决金额比只是零头。

被告果然申请重审,理由是发现了新证据。

法院居然批准了。

于是整套流程从头再来一遍。

律师们把同样的路又走了一遍,同样的论点又说了一遍,同样的法律文书堆成了山。

兜兜转转,案子又回到了同一位公断人手里。

可这一次,他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他判被告胜诉,反过来判给我朋友一大笔钱。

我朋友惊呆了。

他立刻去找被告。

"这种翻来覆去的判决,我实在无法接受。"他说,"我绝不认这个账。"

被告看着他。

"那你想怎么办?"

"我只要你撤销这个判决。"

"这样就满足了?"

"满足了。这种官司我受够了,我只想彻底了结这桩破事。"

"行,我成全你。"被告说,"我给你开一张收据,写明所有债务两清。"

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随后,被告淡淡地补了一句。

"真希望你当初收下我那三万美元。与其便宜别人,我更愿意把钱给你,反正这笔钱我横竖是要出的。"

《圣经》里的老话,在这里彻底反了过来。

在前的成了在后的,在后的成了在前的。

打官司到底要付出什么

打官司,耗掉的不只是钱。

它还滋生怨恨。

案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拖,两边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僵,你指责我,我反咬你。

家里的私事被摊到台面上。

跟纠纷毫不相干的人,隐私也可能被扒出来。

他们的名声可能受损很多年,有时连最初打官司的人都死了,风言风语还没散。

所以官司的伤害,往往波及到远超当事人本身的范围。

然后是钱。

一场官司的开销,常常只取决于两边各烧得起多少钱。

还有时间,这也是巨大的成本。

一个生意全靠本人打理的商人,可能得为一场官司耗上好几年。

案子从低级法院打起,一级级上诉,最后闹到最高法院。一旦下令重审,前面的路大半得重走一遍。

五年、十年,就这样消失了。

等案子终于了结,一方甚至双方可能已经破产。

没打过官司的人,想象不到那种精神折磨。

原告也好,被告也好,得天天往法院跑,还常常带着一串证人。

账本、文件,一趟一趟地搬来搬去。

整个生意可能都得停摆,只为迁就法院的日程。

员工被从本职岗位上抽走。

两家的买卖都被搅得一团糟。

而且双方还都想着法子给对方添堵。

这就是官司养出来的风气。

所以,一个律师手里有个五六件普通案子,就足以忙得团团转。

只要他的当事人不破产,他的收入就像保险年金一样稳定,有时还更靠得住。

生意纠纷,交给生意人来断

我提议的这套制度,可能会让一些律师日子不那么好过。

但商人们得到的,远比律师失去的多。

对整个社会的好处,更是大得难以估量。

仲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

纽约或者别的大城市,可以设一个总会。

其他大城市设地方分会,各自服务周边的商业圈子。

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设直属大分会的分支组织。

大家互通信息,共享统计数据,以及以往案子的重要裁决。

每个地方组织管好自己的事务。

总会主要起顾问作用。

每个组织还应设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它的终审机构。

委员会的裁决,就是最终结果。

愿意把纠纷提交仲裁的人,应当先听清楚规则。

然后事先承诺,接受委员会的裁决。

这样制度才真正有效。

委员会开会,应尽量靠近案件中大多数证人所在的地方。

这样既省钱又省时间。

这样的制度能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

法官就能腾出时间,去处理那些真正需要司法智慧的重大案件和特殊案件。

这类案子多的是,实在不必让法院再去管每一桩普通的生意纠纷。

法庭程序里最让人恼火的一条,就是明明没什么正经事,也得一次次到庭。

与此同时,律师费还在不停地涨。

律师出庭可不是尽义务。

每一个小时,当事人都得掏钱。

仲裁制度并不会砸掉律师这行的饭碗。

能干的律师照样有的是活干。

但它能让不堪重负的法官喘口气,让正义来得更快、更实际。

它还能断了另一批人的财路,那些没什么真本事、专门靠把纠纷拖长混饭吃的小律师。

拖垮人的程序细节

法院打官司,往往先在一堆程序问题和枝节上耗掉大量时间,才轮得到纠纷本身。

生意人靠常识,很快就能把这些事料理清楚。

仲裁还能免掉很多案子里交保证金的累赘。

交保这套程序,多数时候只是走过场。

有时出面担保的人,资格上说得过去,实际上根本没钱赔。

而真正可靠的担保人,反倒可能被翻来覆去地盘问私人财务,颜面扫地。

这些信息跟案子本身八竿子打不着。

一个自愿帮朋友作保的人,可能被审得像个藏了赃物的贼。

这要怪某些律师粗暴无礼的做派。

结果,明白作保意味着什么的本分人,往往干脆不肯帮朋友这个忙了。

这就便宜了那些职业"稻草人",专门挂名作保的人。

这些职业担保人和某些律师之间,甚至可能有金钱交易和不光彩的默契。

我自己就经历过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万六的欠款,判成十三万二

我的公司曾经起诉客户,讨一笔一万六千美元的正当欠款。

案子交给了一位公断人,此人名声当时很好。

他是同行里受人尊敬的人物,出身名门。

两边都满意这个人选。

可案子一拖就是好几年。

卷宗里塞满了大量不相干的材料。

两边被一再索要律师费。

除了继续掏钱,根本没有别的路可走。

熬了几年,律师们终于一致承认,所有证据都呈完了。

两边都松了一口气。

各自都觉得胜利在望。

就在案子快结束的时候,公断人私下找我谈了一次。

"你该把这案子和解掉。"他劝我。

"我打算判你的公司败诉。"

我拒绝了。

"我要打到底。"

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我们公司不但没拿到那一万六千美元的欠款,公断人反而判我们败诉,判给被告十三万两千美元!

我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司法不公,于是申请暂缓执行,提起上诉。

上诉状里,我专门写了公断人在结案前劝我和解的那番话。

范彻法官主笔了法院的判决书。

判决把那位公断人批得体无完肤,撤销了他的裁决。

这事总算完了。

同情心打败证据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能说明同情心对陪审团的影响有多大。

我曾雇过一个职员,年薪两千美元。

可惜,他让我大失所望。

他干不了我雇他干的活,也丝毫没有长进的心思。

第一年结束时,我当着两位见证人的面告诉他,年底之后就不需要他了。

我还劝他马上去找新工作。

到了年底最后一天,他眼含泪水来找我。

"我一直没找到新工作。"他说。

"世道实在太难了。"

"一家老小全指望我。"

"求您再留我一阵子,等我找到下家。"

他的话又可怜又动人。

我心软了。

于是答应按原薪水暂时留用他,条件是他必须尽力去找新工作。

可第二期一开始,他的活还是照旧一无是处。

过了几个星期,我把他叫进办公室。

"找到新工作了吗?"

"没有。"

"我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时间。我不能再留你了。"

我吩咐出纳开支票,把截止到当天的工资全部结清。

支票上写得明明白白,此款为一切报酬与诉求的全额结清。

他走了。

可从那以后,他还是常来我的办公室。

我以为他只是讲礼貌。

谁知到了第二年年底,我收到了法院传票。

他把我告了,索要他所谓还欠着的十个月薪水。

案子最后在布鲁克林的法庭开庭。

他唯一的证人,是他的父亲。

他父亲在儿子被辞退后来找过我几次,出庭作证说的全是我们 supposedly 谈过的话。

那些话大多是编的。

我这边有五位以上证人,能证实我的说法。

个个都是体面可靠的人。

可陪审团对铁证视而不见。

他们被对方律师那场声情并茂的演说俘获了。

那位律师聪明又有感染力。

他把这个年轻人的穷困描绘得催人泪下。

他说这家人马上就要家破人亡。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冷酷的百万富翁,一个"脑满肠肥的债券持有人"。

证据被忘到了脑后。

同情心,才是判决真正的依据。

审判持续了好几天。

我办公室里五六个员工得天天到庭。

他们每天抱着沉重的账本、成摞的文件,来回搬运。

公司正常业务被搅得一塌糊涂。

终于,律师演完了他那场感人至深的证据回顾。

陪审团退庭商议,看那架势,不过是走个形式。

然后他们回来了。

他们判给这个年轻职员十个月的欠薪,外加利息。而这十个月里,他为我干的工作是零。

我的律师本可以轻易再传几位证人。

他没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他看来,已有的证据已经是压倒性的了。

他认定我们稳赢。

陪审团让他错了。

他们让他明白,当十二个人凭同情和偏见做主时,法律可以一文不值。

我的律师还是把新证据提交给法官,请求重审。

法官同意了,因为裁决明显与证据的分量不符。

第二个陪审团,还是老样子

案子重新审了一遍。

这一次我们带来了更多证人。

新的陪审团智力不差,但同情心,又一次全给了那位受尽委屈的年轻人。

他现在开口要十二个月的薪水,而他只干了两个月的活。说得准确点,是两个月的没用的活。

他父亲的证词一个字没变。

这位老人的记性好得出奇,尤其是那些对儿子有利的话,记得一字不差。

有句老话,说的是哪些人最需要一副好记性。

剩下的我就不多说了,读者诸君自行领会。

还是那位律师出庭。

他手里没什么新证据,但他把自己那一套讲得更炉火纯青了。

反正他也只需要了解故事的一面。

他的表演比上一场更精彩。

陪审团再一次跟着他走了。

陪审团,这个号称自由守护神的制度,把这案子当成了又一个富老板欺压穷人的实例。

第二次的判决,比第一次更偏向原告。

要论划算,我当初直接付钱,连他要的数目带律师费和其他开销一起付掉,恐怕才是聪明做法。

但我不肯只因为打官司太贵,就白白被人讹诈。

我再次请求法院重审。

法官回答说: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重审,并且为此担了责任。"

"这案子现在经过了两个陪审团。"

"我不愿意再担更多的责任。"

"你要认为自己的权利还没完,就上诉到上诉法院去吧。"

于是案子进了上诉法院。

恐怕要拖上好几年才能开庭。

与此同时,那个年轻人可以舒舒服服地想着,他手里这份判决是一笔好投资,年利率百分之六。

钻石耳环

还有一桩案子,正好印证了法律界那句老话。

"你永远猜不到陪审团会怎么判。"

我不幸也摊上过这么一桩。

华尔街有一位小有名气的场外经纪人,来找过我。

他长期为金融区的塞奇先生等大佬经办看跌期权、看涨期权等各种证券业务,经验很丰富。

一天下午,他问我:

"想买一对钻石耳环吗?"

那时候我对钻石行当几乎一窍不通。

我唯一的经验,是买过一枚结婚戒指。那可是长期婚姻合同的基本要件之一。

所以,我完全是个新手。

这位经纪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我问了他好几个关于钻石的问题。

他的回答听着都挺靠谱。

我想我太太会喜欢的。

那天我生意上也正好赚了一笔,于是我开价一千美元。

他立刻答应了。

我付了钱。

几个星期后,一位钻石商带着他的律师来见我。

这两个人我从前都不认识。

他们互相介绍之后,才说明来意。

起初我以为他们是来给我送什么赚钱的证券生意的。

我想错了。

他们说,我手里有一对属于他们的耳环。

"你们把我那一千美元还给我,我就把耳环还给你们。"我回答。

他们走了。

后来,我照例收到了法院文书。

案子最终开审。

卖钻石给我的那个年轻人出庭作证。

他说,耳环是从另一位钻石经纪人手里拿的,不是这位告我的钻石商。

他还说,他跟这位钻石商从来没有往来。

可证据显示,多年来这位经纪人一直是钻石商的代理人。

几年间,他替钻石商卖掉的钻石超过一万美元。

庭审中,还出示了一份文件,证明这位经纪人领走这对耳环,是为了拿给一位顾客过目。

而那位顾客,就是我。

经纪人拿走我的一千美元,却从来没把钱交给他的东家。

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钻石是别人的。

也没有任何合理的途径能知道。

事实统统摆在了陪审团面前。

可陪审团照样判定,我必须交出钻石,一千美元打水漂。

案子正在上诉中。

后来我主动提出归还钻石、认下这笔损失,只求别再耗在诉讼上。

但原告还要我再掏三百美元,补他的律师费。

我没有答应。

我决定看看,高一级法院里还剩下几分公道。

"宁可花百万自卫,也不纳一分贡金",这是个昂贵的原则。

但一个人如果负担得起,仅仅因为司法程序变得蛮不讲理就拒绝认输,这其中或许自有它的道义价值。

这些案子里,我扮演的角色都相当倒霉。它们只是众多例子中的几个。

但在我看来,它们正是最有力的论据:整个商界,都应当建立一套广泛的仲裁制度。

Comments 0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is chapter with other readers.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to share your thou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