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赃款,逃向墨西哥
伪造的银行汇票第一批投入流通的前两天,我离开了英国。
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很平静,也很自信。
说实话,这场出走对我而言,更像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在伦敦和欧洲大陆上谈的那些交易,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心血和胆量。
现在它们都结束了,一切看起来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相信成功几乎是十拿九稳的。
更重要的是,我以为所有危险都已经过去了。
最难的部分已经做完。剩下的,我想,就是等着享受那笔即将到手的钱。
十一月下旬,我趁着白天横渡海峡,阳光洒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那时完全不知道:犯罪的成功,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败。
在伦敦和欧洲那些耗尽心力的谈判,总算都抛在了身后。
我还年轻。
我很健康。
我很快就要变得很有钱。
我身体强壮,胃口好得跟以前一样。
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爱的那个女人,正在巴黎等我。
她年轻、漂亮,正准备成为我的妻子。
我设想,结婚之后,我们就横渡大西洋,找一个热带天堂,用我的钱过完全随心的日子。
到了那里,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等我老了,我要在正经人的敬重中死去。
这是我为自己规划的锦绣前程。
只有一个小问题。
这前程的地基,是烂的。
我太自负了,竟以为那些惩罚罪恶的常规法则不会落到我头上。
我以为自己能躲过所做之事的后果。
后来,正义确实给了我想要的那份清白记录。
但它花了很多年。
而在那之前,它一分不少地,从我身上讨回了全部的代价。
在巴黎,我住进了圣奥诺雷街的圣詹姆斯酒店,和我心爱的人以及她的家人在一起。
她是英国人,我们谈了一年左右的恋爱。
婚礼就定在下一周。
我们白天四处观光,逛遍巴黎和周边那些有名的地方,玩得很开心。
我还雇了之前认识的那个马车夫,让他当我的贴身男仆。
事实证明他是个绝好的仆人——务实、可靠,几乎什么都能办妥。
当然,我也急着想知道第一笔针对银行的行动是否成功了。
不过我心里很有把握,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
万一失败,我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难堪。
巴黎会突然变成对我来说太危险的地方。
我就得编出各种理由,把婚礼提前,尽快把新娘带出欧洲。
好在,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
我有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带着大家跑遍了巴黎和郊外。
我们去了凡尔赛,又去了枫丹白露,在那里一起吃晚饭,说说笑笑。
生活看起来美妙极了。
可这个世界是一座奇怪的舞台。
在幸福的背后,悲剧常常已经悄悄成形。
人们很少能看透身边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我,一个置身于时尚巴黎中心的人,像个无忧无虑的年轻绅士一样享乐。
我赶着四匹马的马车穿过大街小巷,好像天底下没有任何值得我操心的事。
可我同时又是个罪犯。
每一小时,我都在等一封电报,等它告诉我那桩大计划到底成没成。
等真相大白的那天,这桩计划会震动整个商界。
它会把我从幸福的顶点,直接扔进牢房。
我脸上那副得意的神情会消失。
笑声会离开我的嗓音。
那个在巴黎享乐的无忧青年,会变成一个在铁窗后低声说话的囚犯。
一天早上,我醒来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一切都会在英格兰银行见分晓。
那天我们原本计划再坐马车去凡尔赛吃晚饭。
出门时,我却始终甩不掉一个预感:也许天黑之前,我就得匆匆离开巴黎。
所以我留下了仆人。
他的任务是等我那封电报,然后坐火车给我送过来。
那天晚上,我们正坐着吃晚饭。
我刚把一杯香槟举到嘴边,就看见我的仆人纳恩从广场那边走过来。
他进了房间,递给我一封电报。
我撕开信封。
电文很短:
“一切顺利。已买入并运出四十捆。”
这就够了。
第一批,价值四万美元,顺利过关了。
我肩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乔治从伦敦给我汇来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美国债券。
那是我分到的第一笔钱。
我在巴黎把债券卖掉,换成了法国货币。
然后,在周四——婚礼的前一天——我又收到一封电报。
是麦克和乔治发来的,让我去加莱跟他们碰头。
我就去了。
午夜前后我赶到那里,正好在多佛邮轮进港之前。
我在码头上等着,他们到了。
我们热情地打了招呼。
然后麦克把一个不大但沉得出奇的口袋塞到我手里。
他们俩一看到我的反应,立刻大笑起来。
口袋里装的是四千英镑的金币。
还塞满了债券和纸币。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旅馆。
在那里,他们数出了我应得的那一份。
一共差不多十万美元,有黄金、债券,还有法国钞票。
我们只有大约半小时的时间。
麦克和乔治得坐来时的同一艘船回伦敦,而我则乘那艘船旅客的火车回巴黎。
他们把钱交给我之后,我们回到外面,一起坐在码头上。
那个场景,我记了一辈子。
我不想细说我们当时聊了些什么。
但要是有人把那一幕搬上舞台,让观众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看到的,会是人性中最离奇的一幕。
没有哪个小说家或剧作家,能轻易编出比这更古怪的情节。
码头上有三个年轻人——认真、野心勃勃,深信自己注定要干一番大事。
我马上就要娶一个心地纯净、毫无保留地信任我的女人。
她以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
而我正准备带着她,和我的赃款,一起去墨西哥。
麦克和乔治呢,则要回伦敦,继续对全世界最有权势的金融机构之一,进行那场巨大的欺诈。
可我们就这样坐在星空下,脚边放着十万美元的赃款。
海浪拍打着岸边。
我们说话的语气,不像小偷。
我们说起话来,像是即将开始某项崇高使命的英雄。
我们听起来更像一群要为伟大事业出征的十字军,而不是刚偷了一大笔钱的罪犯。
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朋友。
“我准备在墨西哥城待上一两年。”我说。
“然后我们约个地方,在美国碰头。”
“我们把钱合在一起,做点真正能帮到别人的事。”
“我们办一些企业,让成千上万的人受益,将来还要惠及几百万人。”
“我们要让自己身边围满善举。”
“我们要过体面的生活。”
“等我们走了,人们还会记得我们。”
我们每句话都深信不疑。
我们走在那条——我那时以为的——铺满鲜花的路上。
花很美。
夜色仿佛满是音乐。
我们以为这样的幸福会永远持续下去。
可汽笛声很快打破了这场梦。
该告别了。
我们紧紧拥抱,分手时那份深情,正说明我们有多相信自己的计划。
天亮时我回到巴黎。
尽管还很早,我的心上人已经带着我的仆人,在车站等着我了。
那是我们的婚礼当天早上。
回酒店的路上,她幸福得容光焕发。
她跟我说,这次分开有多难熬。
“我好高兴,”她说,“因为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分开了。”
下午四点,我们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
我告诉所有人,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巴黎,去勒阿弗尔,在那里登船去纽约。
行李早就收拾好了。
一辆货车把行李送到了勒阿弗尔火车站,我跟车一起去。
到了之后,我把行李存在了车站。
星期天,我悄悄从三家不同的售票处,买好了三张火车票。
一张去巴约讷。
一张去马德里。
一张去布尔戈斯。
那个星期天早上,我带着一辆货车回到勒阿弗尔车站。
我把行李转到开往西班牙的那条铁路线上,全部托运到马德里。
我真正的目的地是墨西哥。
我计划从加的斯港出发,坐洛佩斯公司的“费利佩国王号”邮轮。
那艘船定于十天后启航。
我们的婚礼在周五办得很安静。
第二天,朋友们都很善解人意,明白新婚夫妇需要独处,便道了别,回诺曼底去了。
我和妻子安安静静地度过了周六和周日。
然后,周日夜里,我和妻子、仆人一起,取道马德里前往加的斯。
我的妻子,和那个年代许多英国人一样,对地理几乎一无所知。
美国在哪里,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在她看来,从一个西班牙港口出发去美国,再合理不过了。
哥伦布当年不就是从西班牙出发的吗?
那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坐的是那种在欧洲还随处可见的老式火车包厢,连夜赶往巴约讷。
可我们俩谁也没觉得这趟旅程难熬。
那一夜过得飞快。
我们太幸福了,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
我们聊着以后那些美好的年头。
时间像梦一样流过。
那我的良心呢?
亲爱的读者,我成功地说服了它: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
我给它讲了一个那么动听的故事,它听起来似乎完全满意了。
但它没有睡着。
它清醒得很。
我和我的良心,不过是合伙自我欺骗罢了。
我们一起说服自己:只要坏事最后能带来好事,那做坏事就是可以接受的。
也许我的良心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
可我还年轻,没有经验。
我看不出这个说法的漏洞。
要是换一个人用同样的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我大概会骂他无赖。
可我自己,偏偏用了完全相同的道理替自己开脱。
到了早上,我们发现已经走了差不多两百四十英里。
我们到了巴约讷。
只过了半小时,我们的火车又向南开去。
没过多久,我们越过了比达索阿河——那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界河。
妻子看着我。
“现在我该睡觉了。”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
我觉得自己是西班牙——或者说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十分钟后,她平稳的呼吸声告诉我,她睡着了。
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天然的边界。
两国近在咫尺,可两国的人仿佛属于两个世界。
穿着、饮食、风俗、宗教、思维方式,全都不同。
对生活在美洲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一道山脉怎么会让两个民族如此泾渭分明——何况这山到处都有隘口和道路可以翻越。
可现实就是这样。
即便在西班牙内部,山区的人对平原的人也常常充满敌意。
几个世纪以来,山区反复爆发过起义。
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三年,卡洛斯派控制了山区的大部分地区,各处都在打仗。
我从没想过,卡洛斯派会搅了我的行程。
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从巴约讷到马德里的这条铁路,控制在巴黎的资本手里。
据说,铁路董事们一直在给唐·卡洛斯——或者更准确地说,给各路打着他的旗号、自称为他作战的武装团伙——交钱。
作为交换,铁路应该不受骚扰。
他们每月大约要付十万法郎。
可把这笔钱分给那么多贪得无厌的人,并不容易。
有些团伙不满意了。
他们决定直接袭击铁路,让火车停下来。
倒霉的是,我们的火车,恰好被他们选作了第一次下手的对象。
他们下手很狠。
他们毁坏了一小段隧道,又在我们火车前方的铁轨上做了手脚。
我们过边境的时候,一个法国宪兵和一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员上了车。
他们要我们的护照。
幸好,我的护照完全没问题。
护照对心里有鬼的人,是最好的护身符。
诚实的旅客可能因为忘记某个小手续而被扣下;而一个带着合适证件的罪犯,却能毫无阻碍地通行。
我们的火车开过了比达索阿河上的桥。
我们到西班牙了。
很快,火车驶进了比利牛斯山狭窄的山谷。
我正在欣赏风景,琢磨着要不要叫醒妻子,让她也看看。
然后,再也不用叫醒任何人了。
三四声枪响突然炸开。
火车猛地脱轨。
传来一声可怕的巨响。
又是一声。
火车猛地停了下来。
到处是喊叫声。
持枪的人把火车围了起来。
整个场面荒唐极了。
活像一出滑稽歌剧。
可这些是如假包换的持枪大汉,而我们成了他们的俘虏——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扛着枪,走到我们的包厢门口。
他指了指我的表链。
他要那条表链,还有我的手表。
我们谁也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
可他要什么,我们心知肚明。
我拒绝交出。
幸好,我没费什么周折就把他打发走了。
很快,所有人都被赶下了火车。
围着我们的人,看上去可不太友善。
我和妻子,是整列火车上穿得最好的人。
这时我注意到附近有个神父。
我走过去,发现他会说法语。
我的法语烂得不行,可我还是立刻摆出一副英国大贵族的派头说起来。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英国公爵,正带着我的夫人——公爵夫人——出行。
然后我明确表示,如果唐·卡洛斯或者他手下的人伤了我们一根汗毛,后果会很严重。
我要求他保护我的妻子。
整场表演荒唐透顶,我们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我妻子似乎很享受这场冒险。
要不是我急着赶到海边,我大概也会乐在其中。
我满脑子只想尽快到海边。
一旦到了开阔的水面,我和欧洲之间就隔着几千英里的海洋了。
幸好,神父把这件事看得很重。
他叫来了那伙人的头目,警告他小心行事。
头目挺直了腰板,一脸傲气。
“先生,”他说,“我们是士兵,不是小偷。”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回答。
“那你老实告诉我。我是你的俘虏吗?”
“不是。”
“但你得在这里待上几天。”
附近有家小客栈,我们就去那里落脚。
我把妻子留在客栈,开始想办法搬运我们的行李。
出了足够的钱之后,我搞到了一辆牛车。
在纳恩的帮忙下——加上相当大的决心——我们把行李从毁掉的火车里搬了出来,全部安全运到了客栈。
西班牙人做事慢得让人抓狂。
我最终决定,等他们是指望不上了。
我骑了一头骡子,走了大约五英里,去见当地的卡洛斯派指挥官。
我说明了自己的处境。
他答应第二天给我一张通行证,让我们穿过他们的防线,往南往北都行。
我还请他把我同车的旅客也写进通行证里。
其中有一家人特别需要帮助。
他们是葡萄牙人,买的是去南美洲的船票。
他们本来打算取道里斯本继续行程。
这一家的当家人是个老人,病得很重。
我觉得丢下他们不管,于心不忍。
现在回头看,最稳妥的做法,其实是退回法国,去布雷斯特,从那里坐船去纽约。
要是早知道西班牙官员有多拖拉,比利牛斯山的冬天有多可怕,我肯定会选那条路。
可我没有。我听信了各路官员、铁路工人、海关人员和卡洛斯派的建议。
他们众口一词:
“往南走三十英里左右,就能穿过卡洛斯派的防线。”
“过去之后,有个铁路小镇。”
“那里有火车定期开往马德里。”
要不是能从我们身上大赚一笔,这些人绝不会怂恿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
我为三辆破旧的牛车,付了极高的价钱。
第二天下午,我们终于出发了。
我把所有女人和生病的葡萄牙老人放进一辆车。
另外两辆车装我们的行李。
一共是八头牛、四头骡子、十三个男人。
我们要去哪儿,我心里只有个模糊的方向。
但我姑且相信,那十三个本地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到处是雪。
我们越爬越高。
我想象着,山口应该就在几英里之外。
翻过去,我想,就是一路下坡,直到一家舒服的客栈。
我们在那儿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很快就能回到文明世界,坐上火车。
我对西班牙人一无所知。
我对比利牛斯山一无所知。
我当然更不知道,即使在阳光明媚的西班牙,也会刮起这样的暴风雪。
纳恩和我走在载着女眷的车旁。
走了快一个小时,客栈才从视野里消失。
然后我们上了一条穿过山区的宽阔军用公路。
可这条路不是往下走,而是继续往上爬。
雪也越来越深。
三点了。
四点。
还是看不到山口。
公路没完没了地在山里绕。
天色开始暗下来。
然后,毫无预兆地,大雪倾盆而下。
牲口很快就累了。
车队走一段,停一段,让它们歇气。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干了什么。
我带着四个娇弱的女人,把他们全部扔进了一场暴风雪里,困在一条偏远的高山隘口上。
只有一点还算走运。
空气是平静的。
雪下得很大,但没有狂风往我们脸上抽。
这让我心里还有一丝希望。
纳恩帮了大忙。
他可靠、乐天、务实。
我们俩一起,给大家提着精神。
可没过多久,所有人都饿了。
幸好,我带了一大块鹅肝酱。
那是用鹅肝做的,油腻得不得了。
这反而是好事——因为可以切成很小的份,照样能填饱饿肚子的人。
我还打开了箱子,拿出毯子和厚衣服给女人们。
然后我翻出几瓶白兰地。
给每个人都倒了满满一杯。
他们的精神头立刻上来了。
与其让他们完全明白处境有多危险,不如让他们保持轻松和信心。
我私下里估计,我们可能得在雪地里过一夜,然后派一辆空车回去补给。
可天黑后大约两小时,整支车队停了下来。
车夫们说,他们实在走不动了。
“牛拉不动车了。”他们说。
“离这儿大约两英里,有家客栈。”
可他们对到不到得了客栈,一点都不上心。
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我们能不能活过这一夜。
我命令他们丢掉中间那辆车。
“我们把牲口分开。”我说。
“一组牛拉到第一辆车前面,另一组拉到骡子前面。”
我们的翻译,是那家葡萄牙人里的一个女人。
沟通很费劲。
我提的每个建议,西班牙人几乎都要反对。
他们似乎很满足于坐在原地,等老天爷来搭救。
也许他们在盼着圣母玛利亚或者哪位圣人来救我们。
可谁也没来。
纳恩和我终于没了耐心。
我们决定自己动手。
不顾车夫们的抗议,纳恩把中间那辆车的牛解了下来。
我们一起把牛牵到骡子车前。
把牛赶到骡子前面,开始拉车。
我们刚动手,就被西班牙人拦住了。
黑暗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最后他们总算同意继续走。
我们又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组牛,赶到第一辆车前面。
车队这才重新动起来。
纳恩主动要求留下来,守着那辆被丢弃的车。
我给了他两条毯子和一些白兰地。
临走前,我还塞给他一把左轮手枪。
然后我给那十三个男人,每人灌了一大口白兰地。
最后,我们消失在黑暗里。
重新上路之后,我最大的焦虑反而放下了。
至少我的妻子和其他人,正朝着有屋檐的地方走。
接二连三地处理麻烦,这种刺激让我没空消沉。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了一家破败的山间客栈。
这里平时住的是赶骡子的人。
底层还兼作牲口棚。
换作平时,这种地方我是绝不会住的。
可那一夜,我不在乎。
一顿西班牙豆子饭很快就做好了。
女人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
几分钟之内,她们就睡着了。
我确认骡子和牛都喂过了。
然后我躺下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
歇完这一小觉,我又带着两个车夫和三组牛出发了。
我们得踏着雪回去,把丢下的那辆车拉回来。
这一趟累得人脱了一层皮。
但我奇怪地兴致勃勃。
妻子和其他人安全地待在屋顶下了。
光凭这一点,寒冷和疲惫就好熬多了。
我们终于找到了那辆丢下的车。
把它套上牲口,开始往回走。
路走得很慢。
牛累坏了,动不动就要停下来歇。
最后,就在我快要彻底垮掉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客栈。
雪已经小了。
可风开始大起来。
纳恩和我把所有行李和装备搬进楼下牲口棚的一个角落。
然后我们一头栽进干草堆里。
几分钟之内,就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独自漂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我坐在一条小船里,船无声地滑过水面。
乌云包围着我。
随着船前进,云层之间的缝隙越收越窄。
然后,一只巨大的手从云边伸了出来。
它探下来,抓住我船头。
那只手把我拖进黑暗里。
我能感觉到云擦过我的脸。
我听见水流奔涌的可怕声音。
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这时我想起了妻子。
我想喊她的名字。
可嘴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回头看去。
远处,海面之上很高的地方,有一团柔和的粉色光芒。
光芒里,是我妻子的脸。
她看上去很悲伤。
眼里满是怜惜。
我盯着她。
慢慢地,一片云飘过她的脸。
把她完全遮住了。
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喊叫。
然后栽进了大海。
我醒了。
按理说,这个梦会像千千万万个梦一样,从我记忆里消失。
可它在我心里留了很多年。
我始终无法完全摆脱那种感觉:这是一个警告。
一个预言。
天亮时,我醒来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象。
外面正刮着铺天盖地的暴风雪。
牲口根本没法出门。
我问起天气,别人告诉我,这种高度的风暴,有时候能刮整整一个星期。
这是个坏消息。
那天是周四——我们离开巴黎以来的第四天。
我忍不住一直想伦敦。
那四天里,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
同伴们没有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那桩诈骗是不是已经败露。
说不定,欧洲的报纸上早就写满了整件事的细节。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也许,我是自己一头扎进了陷阱里。
情况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费利佩国王号”定于周一从加的斯启航。
要是错过那艘船,我整个计划都可能泡汤。
现在我实际上成了囚犯,困在比利牛斯山深处一家破烂的客栈里。
我们周围正打着一场内战的仗。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目的地,其实只有三十五英里左右。
可道路被雪埋了。
牲口累垮了。
而那些西班牙车夫,简直没法打交道。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这里耗下去了。
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把妻子和行李留给纳恩。
我要把随身带着的十二万美元装进一个小口袋,独自原路返回,朝法国边境走。
一旦越过边境进入法国,我就设法赶上星期六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船。
我会把一切都跟妻子解释清楚。
我会告诉她,有笔重要的生意,需要我立刻去美国。
她可以坐下一班船跟来。
我会给她留下两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那十三个西班牙同伴倒是开心得很。
他们有地方住。
有饭吃。
工钱还特别高。
一切都由那位慷慨的外国老爷买单——在他们眼里,这位老爷简直像天上掉下来的。
我每天付给每人一美元的工钱。
每组牛和车,每天五美元。
对那个地区穷苦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我得给西班牙人记一功。
他们诚实。
价钱自然是敲得离谱。
可他们穷,阔绰的旅客也不是天天都能遇上。
价钱归价钱,他们从没偷过我的东西。
我们的营地周围散落着毯子、披肩、午餐篮、梳妆盒之类看上去很值钱的东西。
可这一路上,一件都没丢。
暴风雪刮了一整天。
换一种处境,我也许会觉得这场冒险很有意思。
可我缺了一样能让它变得有趣的东西——一颗清白的良心。
所以我难受得很。
就连妻子的快乐,也没法让我平静下来。
她只要能跟我在一起,就心满意足。
我确保牲口吃得好。
我也确保男人们有足够的食物和酒。
然后纳恩在附近转了一圈,弄到了几只鸡。
他麻利地把鸡宰了。
从那以后,我们一天三顿吃烤鸡。
我们的行李里还带了一箱白兰地。
所以,别看天气糟透了,我们还真没挨饿。
纳恩烤鸡、煮热饮。
他甚至说动那些西班牙男女,跳起舞来给我们解闷。
他这人,好像什么场合都能派上用场。
午夜前后,暴风雪总算弱了下来。
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星星出来了。
那一夜,我和女人们睡在同一间屋子里。
中间挂了一块布帘,算是隔开。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叫醒了所有人。
早饭做好了。
我命令车夫们套好牲口,天一亮就准备好出发。
大家吃得都不错。
可没有一个人急着上路。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
这里待着多舒服。
外面路上的雪有大约十八英寸厚。
确实很危险。
但我铁了心要走。
要么带着所有人继续往南,要么一个人往北去法国。
吵了老半天,车夫们最后拒绝套牲口。
他们以为这样就把我拿捏住了。
我立刻给他们结了工钱。
然后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
我决定马上动身去法国边境。
肩上只背一个小口袋。
债券和纸币贴身藏好。
大部分黄金留在妻子那里。
我完全信任纳恩能保护好她。
我还没告诉妻子我的打算。
我收拾好口袋。
然后把她带进一间单独的房间。
“你一定要勇敢。”我说。
她不安地看着我。
“我得走了。”
我解释说,我绝对不能错过周六的船。
“你坐下一班船跟来。”我说,“我给你留两万美元。”
她马上反对。
“我要跟你一起走。”
“不行。”
“我不会拖累你。”
“我能骑骡子。”
“不管多难,我都要走到火车站。”
我只好把纳恩叫进屋。
“我把行李交给你照看。”我对他说。
“我们马上就走。”
我夸他忠诚,并答应他,只要他把我妻子和行李平安送到纽约,就重重谢他。
可那个生病的葡萄牙老人和他的家人听说我们要走,立刻大声抗议起来。
女人们拽着我。
她们哭。
她们求我不要丢下她们。
她们一口咬定,要是我们扔下她们,她们就会死在这里。
我已经找到一匹好骡子。
可惜配的是男人的鞍子。
我妻子明白眼下的情况,没有一句抱怨。
她把自己裹暖和,爬上了骡子。
我在鞍子后面绑上毯子和一包食物。
骡子的主人站在骡子头前,抓着缰绳,准备牵我们上路。
这时候,当地全村的人都跑出来了。
他们张着嘴,直愣愣地盯着我们。
我决定动用我唯一知道他们吃的一套。
恐惧。
我转向我那十三个又走运、又倒霉的同伴。
用我蹩脚的西班牙语,连比带划地告诉他们我的打算。
“我要走了。”
“我一走,就直接去找军事指挥官。”
“我会告诉他,你们是一群小偷和强盗。”
“我会把你们干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他。”
“等士兵来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可有好果子吃。”
他们吓坏了。
我掏出怀表。
指了指表,又竖起手指,告诉他们二十分钟。
“如果你们在二十分钟内把牲口套好,把行李全部装好,”我说,“我就既往不咎。”
“我们一起往南走。”
变化惊人。
西班牙人以磨蹭出名。
这些西班牙人,转眼间就快得惊人。
几分钟之内,牲口套好了。
行李装好了。
车夫就位了。
很快,我们全都重新坐上了车。
两辆行李车跟在后面。
我们这支古怪的小车队,又一次穿山越岭,往南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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