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内战岁月里的选择:为联邦而战,为南方伸出的手
内战那几年,我拼尽全力支持北方联邦。我打心底觉得,这场仗打得对。
北方是为了保住联邦——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也是我认为唯一真正适合美国的制度。
我常常跟朋友们说:“你们想想,人类的智慧还能造出比美国宪法更好的东西吗?”
有人问我:“那你说说,宪法的主要功劳该算杰斐逊的,还是托马斯·潘恩的?”
我摆摆手:“这我不争。要紧的是,宪法造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
你想想看,还有哪种制度,能把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脾气和偏见捏在一起,还慢慢把他们变成朝着同一个目标使劲的一个国家?
古今中外的历史里,你找不到第二个例子。要找,只能去翻托马斯·莫尔或者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
当然,我们离那种完美社会还远得很。但美国在往那个方向走。一代人接一代人,把我们往更自由、更和睦的社会推。
就连那些街头巷尾的小政客,毛病一大堆,也是这进程里的一份子。他离政治智慧的高峰还远,可只要他开始往上爬,我相信他会爬得又快又稳——最后连朗费罗诗里那个喊着“更上一层楼”的野心小伙子,都得被他甩在身后。
人家都说,革命从不走回头路。共和国的政治进步更是如此。一个国家一旦朝着更高的理想发展起来,就不容易掉头,只会一直往前、往上。
来美国的人,很多是为了逃离那些压迫人的专制政府。他们本来会在旧制度下白白耗掉一生,是这片土地救了他们。
他们在这儿不只是赚钱,还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成家立业,孩子从小就知道尊重这个新国家的制度。
所以我说,美国成了世界各国受压迫者的避难所。
更有意思的是,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反倒教会了美国人自己珍惜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是没有这些从旧世界逃来的人做对比,美国人恐怕会把共和政府当成天经地义的东西,忘了自己有多幸运。
有些美国人,尤其是几位年轻小姐,甚至觉得我们国家吃亏就吃亏在没有世袭贵族。
可她们中间有几位,已经用惨痛的亲身经历明白了这个念头有多蠢。
外国的爵位,远看金光闪闪;凑近一看,带来的可能是失望、痛苦,甚至是耻辱。
这样的例子,纽约多得是。不过那些耸人听闻的小报早就讲过无数遍了。我这本书不搞耸动,只想把道理讲明白,戏剧性的细节留给那些靠讲故事吃饭的人。
我也不是要批评那些美满的婚姻——比如杰罗姆小姐嫁给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那样的结合没什么可说的。
美国的土地大得惊人,这让全世界有野心的人都能来这里闯出新生活,而不必留在那些名义五花八门、实际上跟奴隶制差不多的国家里熬着。
移民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又能自由地融入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繁荣的一大根基。
内战一开始我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个信念从没动摇过。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支持联邦。
因为南方在干什么?他们要把这个政府拆散,要把维系全国的那根纽带斩断。
当时贺拉斯·格里利有句名言:“让他们分裂去吧。”
有人问他:“格里利先生,南方走了怎么办?”
他说:“他们迟早会后悔,会自己回来的。”
格里利是好心,可要是照他说的做,那就是国家自杀。
一旦允许分裂,美国就永远裂成两半了。两个国家互相猜疑,边境上常年陈兵,一有新争端就开打。
欧洲列强就等着这个机会呢。他们可以趁我们虚弱,把帝制和君主制重新搬回美洲大陆。
拿破仑三世已经露出了这样的野心——这个我在别处讲过。英国也一样,正等着机会报邦克山、萨拉托加和约克敦的仇。
说实话,欧洲每个强国都想从这块又大又富的土地上撕一块肉。分裂的美国,根本没有力气抵挡外来的侵略。
而且,就算南方真的独立了,内部的争斗也不会停。各派互相倾轧,新的“独立运动”会层出不穷,裂出更多的小政府。
拿破仑三世把马克西米连扶上墨西哥皇位,打的正是这个算盘——墨西哥就是一扇后门,等时机一到,法国就能从那儿摸进美国。
我生在欧洲,长在欧洲,亲眼见过那些政治制度的残酷。幸好我自己的处境让我不至于尝到最苦的滋味,但看到的那些,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印子。
它让我同情一切生活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也让我一辈子痛恨王朝统治。
所以在内战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从没有犹豫过,公开站出来支持联邦。
我尽全力帮忙筹集战争经费,尤其是推销政府债券,为联邦提供打仗的钱。
我相信,在这方面我对联邦事业的帮助,说不定比我端着枪站在战场上挨炮弹还要大。
我的立场,明明白白,谁都能看见。
每当联邦打了重要的胜仗,我就组织庆祝大会。这些集会鼓舞了前线的士兵,激励了新的兵源,也让商人们相信——这个国家最终会赢。
今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个年月公开表态需要多大的勇气。
纽约城对战争结局的看法四分五裂,有一段时间,同情南方的势力相当强大。
很多人被怀疑不忠,其实他们只是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因为谁也说不准谁会赢。
我不一样。我的态度是:联邦要是没了,公民身份还有什么意义?
不过,战争打赢了,政府保住了,我又觉得——是时候把过去埋掉了。
南方必须回到旧国旗之下。我们也应该向南方人伸出友谊之手。
不管他们犯了多大的错,他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惨重了。继续碾压一个已经被打倒的对手,不会有任何好处。
南方人不是外国仇敌,他们是走错了路的自家兄弟,还能拉回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正因为我在危难时刻的忠诚从未被怀疑,我才敢放手去做和解的事。
我不只是嘴上说友谊。南方人来纽约,我就实打实地帮他们。
战争期间,我的办公室是北方忠诚者的据点,几乎每一桩支持联邦的事都在那里谋划。战后没多久,它成了人尽皆知的南方将军和南方人的聚会点。
博勒加德将军是最早来纽约的南方名将之一,我热情招待了他。
我陪着他满城转,想让他过得舒心。我记得有一天,我带他去了黄金交易所——那可是当时华尔街最要紧的机构之一。那阵子黄金的价格,溢价差不多到了五成。
我们俩刚进门,消息就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大厅:“跟他一起来的那位,是博勒加德将军!”
交易所的主席对南方的一切都抱着敌意。这一次,他连装都懒得装,一点起码的客气都不给。
旁边还有好几个人,也是一样的嘴脸。
那一瞬间,大厅里的气氛剑拔弩张,好像战争还没打完似的。
我气坏了。
我是交易所的会员,我带客人来,天经地义。侮辱博勒加德,就是侮辱我。
我把那几个闹得最凶的人叫到一边,一字一句地说:“这位是我的客人。不管你们想干什么,我都护着他。他愿意在这大厅里待多久,我就陪他站多久。”
这句话起了作用。场面慢慢平静下来,最后我们平平安安地离开了。
出了门,我又带博勒加德去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那边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交易所的会员们对他客客气气,没有一点敌意。我把他一一介绍给众人。大家跟他握手,说些热乎话,欢迎他来纽约。
博勒加德高兴极了。可黄金交易所的遭遇,也让他深深失望。
从那以后,别的南方名人也时不时来华尔街,我都一样地接待。
其中就有福里斯特将军——他的名字跟皮洛堡的惨案绑在一起。
这样的故事我还能讲很多,都是我为和解与重建出力的见证。我就盼着南方能尽快从战争的废墟里爬起来。
重建一步步推进,我也越来越关注南方的内部建设。后来我在南方投的那些钱,就是我这份心意的证明。
我觉得,南方受的苦够了,北方受的苦也够了。
我盼着南方人能接受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那棵苹果树下谈定的条件。我盼着和平能保护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利益——从最高贵的南军将军,到最穷苦的黑人公民。
我盼着所有人都回去干活。种地也好,做买卖也好,办工厂也好——干什么都能让国家更富,让自己过得更好。
战争毁掉了数不清的家产。唯一明智的路,就是重建。
而且说句实话,战后南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还要大。要是把握得好,南方在追逐财富的赛跑里,甚至可能反超北方。
你想,南方出产的棉花、烟草、大米,在世界市场上都是金子般的东西。这是多大的优势!它可以按低廉、实在的成本重新开始生产,再把产品卖到用黄金计价的市场里去。
北方呢?北方用的是贬值的纸币,物价被战争抬得虚高。战时发了海量钞票,助长了投机,把生意吹到了远超正常水平的地方。
在我眼里,这局面清清楚楚:南方有机会从一开始就把经济盖在坚实的地基上;北方的商业大厦却有一大半是搭在战时泡沫上的。泡沫迟早要破,破了之后,北方经济才能回到健康的根基上来。
南方完全可以趁着北方调整的空当,闷声发展。
所以我给自己选投资方向的时候,挑了南方财政信誉最好、最讲诚信、最有干劲、前景最光明的两个州——佐治亚和阿拉巴马。
这两个州热情地欢迎我的钱。
他们发行州债券,发行县债券,一批一批地卖给我,还鼓励我加大投入。
然后呢?他们用最恶劣的忘恩负义回报了我的信任。
他们赖掉了债券,想尽一切办法骗走我的钱和产业。
这笔账,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要算在安德鲁·约翰逊头上。
因为林肯遇刺,约翰逊鬼使神差地当上了美国总统。
他是田纳西人。战争期间他看起来忠于联邦——按常理说,我相信他本来会一直忠下去。可林肯的突然遇刺,把他一下子推上了国家最高的位置。
论能力,他坐得住那把椅子。可论脾气、论政治偏见,他根本不配把国家往最好的方向带。
我自己的立场很简单:仗打完了,就该尽快忘掉战争。
可约翰逊总统偏偏鼓励南方人心里的仇恨,把最终的和解一拖再拖。
国会那边呢,总体上是愿意宽大的。国会领袖们通过一项项法案,制定一条条法律,想把 former 南部邦联的各州重新拉回联邦,小心翼翼地给南北之间的旧伤口上药。
可这些法案送到约翰逊手里,他一次一次地否决。
国会和总统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对峙。对峙越深,南方的政治敌意就越强、越苦。
南方人把他们信任的这位总统给看错了。约翰逊让他们相信:他的否决只是一时的障碍,国会迟早得让步,迟早得给他们更好的条件。
他们信了。
他们被骗了。
这股怨气深深钻进了南方人的心里。南方变得越来越 bitter,越来越满腹怨恨。从北方看过去,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些南方兄弟比战争最惨烈的日子里还不愿意和解。
这种怨气,最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钱灾难。
南方各州为吸引北方投资者发行的债券,被大规模地赖掉了。南方人一旦发现,自己欠的债有一大半攥在北方人手里——报复心和贪财心就凑到了一块儿。
赖账成了一件武器。凡是能打击北方的办法,政治的、财政的、道德的,只要能占便宜,他们全用上了。
很多人没有学李将军的样子接受战争的结局,反而被一群各有算盘的政客带歪了路。他们把力气全花在政治斗争上,而不是重建经济上。农场、商号、交通、工厂,样样都等着人去管,他们却在没完没了地打政治口水仗。
一年又一年,白白浪费在政治乱局里。南方越来越穷,麻烦越来越深。
很多人在经济上吃了大亏。
吃亏最狠的,没几个比得上我。
我在佐治亚债券里投了超过二百五十万美元,另外至少还有一百万,通过各种渠道投进了阿拉巴马和北卡罗来纳。
最后,血本无归。
这笔天文数字的损失,我归罪于约翰逊总统亲手煽起来、养起来的那股政治怨毒。
关于约翰逊,我后面还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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