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账本摊在阳光下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看清了,那些公司老板和金融操盘手的胡作非为,迟早要出大事。
于是我开始四处呼吁:公司应该聘请注册会计师来查账,把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直接报告给股东。
如果当时他们听了我这句话,后来政府的大规模调查,很多根本就没必要。
改革本来可以早几年完成,也不必等到全世界银根紧缩、人心惶惶,最终酿成1907年那场可怕的大恐慌。
1906年4月,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公开与改革》。
在演讲里,我大力提倡一个办法:账目公开,请独立的专业人士来查账。
我的道理很简单——正经做生意的,不怕真相。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进步的时代,"我对台下说,"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场必要的商业改革之中。"
"改革就是变得更好。生意人应该推着它往前走,而不是挡它的道。"
"银行、铁路、保险公司,这些行当的责任尤其重大。它们应该欢迎大家把它们的运作方式、经营手段,全都摆到明面上来。"
说到纽约,我忍不住有些痛心。
"纽约州议会居然反对调查银行,这是个大错误。它非但没能安抚公众的恐慌,反而让人更加起疑。"
"如果银行当时大大方方欢迎彻底调查,公众的信任只会更强,而不是更弱。"
越是抗拒调查,人们越是要问:你们到底在藏什么?
"当一家公司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我说,"它最该做的,就是立刻自证清白。"
"怎么自证?请人来彻底查账,把所有东西都摊到桌面上。"
"如果真有问题,那就让它暴露出来,改掉它。如果公司本身没毛病,调查只会还它清白,让它比从前更硬气。"
所以我提出,纽约和其他各州都应该立法:每家公司,包括银行和信托公司,每年至少两次公布财务状况报告。
这些报告,必须由合格的公共会计师签字认证。
政府官员手里还应该有这样一个权力:一旦怀疑哪家公司财务有问题、经营不正当,随时可以下令特别检查。
这种检查既能保护公众,也能保护诚实的公司不被人冤枉。
只有那些本来就资不抵债、或者干着黑心生意的公司,才需要害怕。
我特别看重独立会计师,因为只有他们盖章认证的报告,才有分量。
他们的结论,应该被当作公司真实状况的可靠判断。
哪个会计师要是故意出具假的、骗人的报告,就得重办——按重罪论处,一辈子不许再干这一行。
大学也应该设立会计系,专门培养会计师。
学生毕业时,应该像医生、律师一样,拿到专业学位或文凭。
会计这个行当当时已经挺受尊重了,但它在现代商业里的作用太大,标准只能提得更高。
有些大学已经开始让学生跟着资深会计师学手艺了。所有高等院校都应该照着做。
再说纽约银行业抵制调查这件事,只会让局面越来越糟。
人们自然会问:"他们怕被查什么?"
要是没问题,为什么不把账本打开?
人寿保险业也是同样的毛病。
公众对那些保险公司遮遮掩掩的经营方式,早就起了深深的疑心。
所以议会应该把调查进行到底,把这个行业彻底打扫干净。
做不到这一步,就是失职。
我实在想不通:那些大人寿公司的高管和理事们,难道真以为随便糊弄两下,投保人和社会公众就会满意?
其实,银行业自己也应该盼着彻底清查。
只要保险业还笼罩在疑云里,这股疑云就会蔓延到跟保险公司有往来的银行、银行家、债券商和信托公司头上。
银行家们不能只对保险公司说一句:"你们错了,下次别这样了。"
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笼罩在华尔街头上的乌云,必须靠彻底调查、完全公开,再加上保险和银行业的新规矩,才能扫清。
保险公司的理事们有义务配合。
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检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怕查出什么东西来?
要是有证券买卖不干净,或者有其他见不得光的交易,统统都应该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不能因为哪件事丢脸,就护着哪件事。
社会舆论应该反对任何阻挠调查的行为,不管是保险业还是银行业。
银行和银行家,应该经得起怀疑。
保险公司的高管和理事,也一样。
铁路又是另一个大问题。
凡是强势集团能踩着别人捞好处的地方,法律就必须更严。
拿铁路回扣来说吧。
光罚款是不够的。
铁路高管要是偷偷给大客户非法回扣,就该被刑事起诉,搞不好还得坐牢。
一旦坐牢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高管们违法之前就得掂量掂量了。
他们还得想想自己的名声,想想自己的家小。
就是那些 disguised 成回扣的暗地降价,帮强势公司挤垮了对手,造成了不公平的垄断。
只要事情公开化,这种把戏就难玩多了。
同一缕阳光,既能晒出铁路的非法回扣,本来也能拦住人寿保险公司的胡作非为。
在法律更严、监督更好的前提下,这类坏事应该再也干不成。
公开化还能扫掉那些已经渗进商界和公共生活的腐败与政治分肥。
公布真实的账目,能保护诚实的公司,也能揭穿骗人的公司。
凡是没什么可藏的生意,都应该欢迎这种公开。
我们正在经历商业界的一场大改革——几乎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但这场革命能成就大好事。
更好的经营方法,会让人更有责任心,更明白自己该尽什么义务。
这样一来,公众的信任会更强,结果也会更可靠。
谨慎会更多,鲁莽的投机会更少,不诚实也会更少。
所以,让改革运动毫无阻碍地往前走吧。
它会提升这个国家在金融和商业上的地位,让我们离世界金融中心更近一步。
很多生意人缺的就是谨慎和常识。
让公开的阳光直接照在他们自己的生意上,对他们只有好处。
当商界那些耀眼的"成功典范"一夜垮台时,倒霉的从来不只是老板自己。
诚实本分的公司也会被拖累——因为所有人都会被怀疑。
独立会计和公开披露,能把滥用行为揭出来、管住,还能避免很多因为一个人说了算、没人管束而导致的崩盘。
一个人独霸大公司的老规矩,必须终结。
预防一分,胜过治疗十分。
公司还应该记住:它们对员工是有责任的。
应该提供健康的工作环境。
还应该给那些干了几十年、干到伤残或者年老退休的员工,设立养老金或者其他保障。
利润分成也是个好办法。
不管哪种做法,都能帮助缩小劳资之间那道危险的鸿沟。
一个人说了算、再加一帮只会点头的董事——这种格局也必须消失。
那些傀儡董事,说白了就是摆设。
他们叫"董事",其实什么都不"董"。
掌权的人挑中他们,就是图他们听话、不吭声。
这纯粹是对公众的欺骗。
任何人要接受银行、铁路、工业公司或保险公司的董事、理事职位,前提都应该是:他真正明白这份责任,并且愿意老老实实去履行。
明知是傀儡还去当,这是件丢人的事。
董事必须有自己的主见。
必须敢于把主见说出来,哪怕跟管理层唱反调。
他们不但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还要为没能阻止手底下高管和员工的恶行负责。
要是没时间、没精力好好干,那就别接这个位子。
我认识一位很有名的生意人。他人生最后的三十年里,不断被人请去当董事——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完美的"傀儡董事"。
他挂名的公司董事会,多得数不过来。
他很有钱,也已经从生意场上退了下来。
他当然有能力,只不过他最大的本事,似乎在于体力,而不是脑力。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董事会开会,他一次不落。
他准时到场。
他一直坐到散会。
他仔细观察大多数人往哪边倒。
然后举手,跟着大多数人投一样的票。
他几乎从不发言。
他唯一定期开口的时刻,是会后吃午餐的时候。
他去世时,那些公司老板是真的伤心。
他是他们最心爱的董事——从不找麻烦,会上定什么他都赞成。
每领到一枚五美元的金币当车马费,他都欢天喜地地回家。
他就是我说的那种闷声不响的傀儡董事的活标本。
董事们应该反过来,把弄懂自己监管的公司里发生的大事,当成自己的本职。
应该学到足够的知识,能做出明智的判断,而不是管理层递上来什么就闭着眼批什么。
应该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真正起到"指导"的作用,日常琐事自然可以交给高管去办。
他们还必须避免利用职位,损公肥私。
他们应该配合州和联邦执法,绝不该帮管理层钻法律的空子。
所有这些改革,都会增强公众对美国商业的信任。
也能帮助我们稳住金融体系。
我们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华尔街的货币市场不够稳。
纽约证券交易所贷款利率的疯狂波动,要是发生在欧洲,早就引发金融大地震了。
可伦敦、巴黎、柏林,是不容忍这种大起大落的。
凭什么纽约就该例外?
我们迟早会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是命中注定的。
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先做到欧洲各大市场早已具备的金融稳定。
一个说窜就窜上天、说崩就崩下来的货币市场,既危险,又不可接受。
它会干扰正经生意,让整个经济充满不确定性。
纽约不该容忍这种局面。
在欧洲,利率同样随着供求上下浮动,跟我们这里一样。
但它们通常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波动。
没理由纽约做不到同样的稳定。
我盼着纽约商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成员有范德利普、科南特、斯特劳斯、克拉夫林和克拉克——能查出这种剧烈波动的根源。
他们得弄清楚:到底是流通的钞票不够?资本和信贷不足?投机性贷款需求突然暴涨?还是放贷的人一恐慌就把钱往回抽?
欧洲的金融中心大体上能保持货币稳定。
纽约必须做到同样的稳定,才能指望全世界把它当头号金融中心看待。
好在,我们已经在朝正确的方向走了。
商业和立法上的改革运动,来得再快都不算早。
华尔街的拆借利率,凭什么能飙到年化100%甚至125%——去年十二月就是这样——而国内其他地方,借钱最多只要六厘的息?完全没有道理。
这种剧烈的局部银根短缺,范围也许有限,心理上的影响却传得远得多。
它们制造恐慌,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
这种极端状况,不是货币市场的常态。
它是人为操纵和地方规矩混乱的产物。
交易所里,利率每隔几分钟就随着神经兮兮的 borrowers 和 lenders 的报价上蹿下跳——这场面,简直可笑。
听起来像滑稽歌剧里的情节。
可在银行和金融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后果极其巨大。
这种反常状况不是天天有。
但它出现得够频繁了,我们必须弄清原因,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
正常的利率波动不是问题。
利率从百分之二慢慢升到百分之六,之后又回落——完全正常。
这只说明供求变了。
欧洲也是这样。
反常的,是华尔街那种突如其来、近乎爆炸式的利率飙升。
这种剧烈震荡,是我们金融体系的顽疾。
我们必须把它改掉,越快越好。
主要问题不只是货币制度缺乏弹性。
还有那种为买股票而借钱、放钱的方式。
全国性的银根紧张,通常有明摆着的原因。
可交易所里一小撮借款人和放贷人,能在一小时之内把利率从5%推到10%、20%甚至50%——这明摆着是可以避免的。
借钱的和放贷的,都有责任去避免。
地方性银根短缺的一个原因,是纽约的国库分库,往大了说,是整个分库制度。
这个制度把本该留在市面上流通的钱,锁进了库房。
分库的运作方式,很像一个政府办的银行。
它收钱进来,却基本不把钱贷回市场,只有政府付款时才会放出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干了一家真正的银行该干的事的一半。
废除分库制度,我们的货币会更有弹性。
理论上,我们没有一家美国的国家银行。
实际上,每一座分库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国家银行的角色。
在国会修改分库和货币法律之前,银行和信托公司至少可以联手防止利率走极端。
它们可以约定:金融动荡时期,拆借利率不超过10%。
更好的是,约定以7%为上限。
这样也许会少赚一点眼前的钱。
但换来的,是帮助纽约成为更安全、更强大的金融中心。
到头来,这会给它们带来大得多的生意。
德国允许银行在金融危机时发行应急货币。
英国也有类似的机制。
恐慌来临时,政府可以临时放宽英格兰银行发钞的限额,让它多供应货币。
货币供应一增加,信心就恢复,压力就缓解。
美国没有这样有效的机制。
我们主要的手段,是财政部长把政府存款存进国民银行,换取美国国债,有时也可以是优质的州债或市政债。
但这得看财政部除了日常开销之外,手里还有没有余钱。
说到底,这只是权宜之计。
我们显然需要更有弹性的货币。
我们还需要改变在交易所里拿证券抵押借钱的方式,让利率即使在金融紧张时期,也能保持基本稳定。
迟早有一天,国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大概会用黄金做后盾,而不是政府债券。
那会让我们的货币制度更接近欧洲列强。
不过,还没走到那一步,就不必先操心那一步的事。
至于其他改革,现在就该动手。
触及人寿保险和银行业的改革运动,正当势头最猛——不光在纽约,全国都是如此。
我们应该一鼓作气,推动到所有必要的改变都完成为止。
第一,所有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调查,都应该查到底。
让独立专家和会计师检查它们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什么都不该藏着。
什么都不该含糊。
调查结果要及时公布,用的语言要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
公众有权利知道大实话。
这样一来,那些关于贿赂、腐败、分肥、欺诈、资金失踪、做假账、暗中破产的传闻,要么坐实,要么洗清。
如果指控是假的,被怀疑的公司就能挽回信誉和名声。
但改革不能到此为止。
州议会应该通过永久性法律,要求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聘请独立专家,定期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同样要公开。
任何机构要是反对这种检查,自然就会招人怀疑。
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工业集团,统统如此。
铁路和其他大公司,也应该接受严格监督和定期财务检查。
州总检察长应该拿到更大的执法权力。
大公司应该被要求提供经过核实的资料:收入、利润、开支、股本、债务、分红、地产价值、资产和负债。
不能再让它们像"黑箱池子"那样运作,外人对里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欺诈和蒙骗,只要曝光就能制止。
而曝光,恰恰是心术不正的人最怕的东西。
那些习惯了躲在暗处搞黑箱操作的人,会痛恨这个公开的新时代。
诚实的公司,却会从中大大受益。
它们没什么可藏的。
遮遮掩掩,不过是心虚的遮羞布。
所以,最高法院最近对烟草托拉斯和造纸托拉斯案的裁决,是公众的一场大胜。
法院说得很清楚:公司不能躲在"保密"后面。
法律要证据,公司就必须交出账本和文件,哪怕这些记录会暴露它自己的违法行为。
宪法里"不得自证其罪"的保护,是给个人的。
谁也不能拿这条个人权利,去阻止一家公司提交它的记录。
这个裁决,翻开了公司监管的新篇章。
它让彻查大托拉斯的业务和账目,成为可能。
它堵死了公司从前用来躲避曝光的一条重要后路。
从今往后,非法的联合与阴谋,想藏就难多了。
这个裁决对国家的重要性,怎么估都不过分。
它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影响,再怎么说都不夸张。
它将帮助避免今后再出现那种局面:政府拿不到针对公司的证据,正义因此落空。
它也给公司管理层立下了更高的道德标准。
铁路、工业公司、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全都会受到影响。
很多积弊,只要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就能纠正。
见不得光的管理,自然会滋生 dishonesty、欺诈、挪用公款和腐败。
它还会滋生谣言和猜疑,拖垮整个行业。
诚实,不只是"生意经"。
它是一种道德义务。
公司应该和个人守同一套诚实标准。
谁都不能为了金钱、权力、交情或者私利,背叛自己受托的位置。
长远来看,诚实的生意带来的繁荣更持久,带来的荣耀也更大,这是不诚实的生意永远比不了的。
正如《圣经》所问: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身居要职者的腐败,应该从美国商界清除出去。
不诚实的法官和陪审团、受贿的议员,应该被看作比寻常小偷更可耻。
公司领袖和实业家,应该像要求别人一样,自己先尊重真理和名誉。
财富绝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
千百万家产,不该是免罚的护身符。
靠垄断、压榨和不诚实堆起来的巨额财富,不值得炫耀。
它们是主人的耻辱。
滥用经济权力,是国家的大害。
每个生意人都应该以此为荣:不光会赚钱,还诚实、真诚、公道、正派。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纠正那些损害了美国商业的种种积弊。
全国人民都应该欢迎这场改革运动。
我们最好的药方就两样:公开,以及严格执法。
美国惊人的成长,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一个更了不起的未来。
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八千万,随着增长而来的,将是更大的国家财富和影响力。
但光有钱是不够的。
我们还应该发展艺术、科学、文学,以及文明中一切能让国家更强、更好的东西。
一路向前走的同时,我们必须不断纠错,铲除积弊,把公共机构和商业机构里腐烂的部分挖掉。
银行、保险、制造、运输、贸易、政府、各行各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尽可能诚实、高效、顺畅地运转。
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公共责任心,消灭一切偷偷摸摸的机会。
明智的法律,只要执行到位、有舆论撑腰,就能做到这些,而不会变得苛刻,或者管得太宽。
法律会把商界里的骗子、贪赃枉法之徒、送回扣的人和扼杀竞争的人,从阴暗角落里赶出来。
他们只能到明面上来做生意。
而单单是阳光,就能治好这个国家商业上许多的恶疾。
所以,让光更多一些吧。
让公开之光,照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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