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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4 · 把账本摊在阳光下

把账本摊在阳光下

Chapter 74 of 90 · 6,469 words · Free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看清了,那些公司老板和金融操盘手的胡作非为,迟早要出大事。

于是我开始四处呼吁:公司应该聘请注册会计师来查账,把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直接报告给股东。

如果当时他们听了我这句话,后来政府的大规模调查,很多根本就没必要。

改革本来可以早几年完成,也不必等到全世界银根紧缩、人心惶惶,最终酿成1907年那场可怕的大恐慌。

1906年4月,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公开与改革》。

在演讲里,我大力提倡一个办法:账目公开,请独立的专业人士来查账。

我的道理很简单——正经做生意的,不怕真相。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进步的时代,"我对台下说,"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场必要的商业改革之中。"

"改革就是变得更好。生意人应该推着它往前走,而不是挡它的道。"

"银行、铁路、保险公司,这些行当的责任尤其重大。它们应该欢迎大家把它们的运作方式、经营手段,全都摆到明面上来。"

说到纽约,我忍不住有些痛心。

"纽约州议会居然反对调查银行,这是个大错误。它非但没能安抚公众的恐慌,反而让人更加起疑。"

"如果银行当时大大方方欢迎彻底调查,公众的信任只会更强,而不是更弱。"

越是抗拒调查,人们越是要问:你们到底在藏什么?

"当一家公司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我说,"它最该做的,就是立刻自证清白。"

"怎么自证?请人来彻底查账,把所有东西都摊到桌面上。"

"如果真有问题,那就让它暴露出来,改掉它。如果公司本身没毛病,调查只会还它清白,让它比从前更硬气。"

所以我提出,纽约和其他各州都应该立法:每家公司,包括银行和信托公司,每年至少两次公布财务状况报告。

这些报告,必须由合格的公共会计师签字认证。

政府官员手里还应该有这样一个权力:一旦怀疑哪家公司财务有问题、经营不正当,随时可以下令特别检查。

这种检查既能保护公众,也能保护诚实的公司不被人冤枉。

只有那些本来就资不抵债、或者干着黑心生意的公司,才需要害怕。

我特别看重独立会计师,因为只有他们盖章认证的报告,才有分量。

他们的结论,应该被当作公司真实状况的可靠判断。

哪个会计师要是故意出具假的、骗人的报告,就得重办——按重罪论处,一辈子不许再干这一行。

大学也应该设立会计系,专门培养会计师。

学生毕业时,应该像医生、律师一样,拿到专业学位或文凭。

会计这个行当当时已经挺受尊重了,但它在现代商业里的作用太大,标准只能提得更高。

有些大学已经开始让学生跟着资深会计师学手艺了。所有高等院校都应该照着做。

再说纽约银行业抵制调查这件事,只会让局面越来越糟。

人们自然会问:"他们怕被查什么?"

要是没问题,为什么不把账本打开?

人寿保险业也是同样的毛病。

公众对那些保险公司遮遮掩掩的经营方式,早就起了深深的疑心。

所以议会应该把调查进行到底,把这个行业彻底打扫干净。

做不到这一步,就是失职。

我实在想不通:那些大人寿公司的高管和理事们,难道真以为随便糊弄两下,投保人和社会公众就会满意?

其实,银行业自己也应该盼着彻底清查。

只要保险业还笼罩在疑云里,这股疑云就会蔓延到跟保险公司有往来的银行、银行家、债券商和信托公司头上。

银行家们不能只对保险公司说一句:"你们错了,下次别这样了。"

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笼罩在华尔街头上的乌云,必须靠彻底调查、完全公开,再加上保险和银行业的新规矩,才能扫清。

保险公司的理事们有义务配合。

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检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怕查出什么东西来?

要是有证券买卖不干净,或者有其他见不得光的交易,统统都应该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不能因为哪件事丢脸,就护着哪件事。

社会舆论应该反对任何阻挠调查的行为,不管是保险业还是银行业。

银行和银行家,应该经得起怀疑。

保险公司的高管和理事,也一样。

铁路又是另一个大问题。

凡是强势集团能踩着别人捞好处的地方,法律就必须更严。

拿铁路回扣来说吧。

光罚款是不够的。

铁路高管要是偷偷给大客户非法回扣,就该被刑事起诉,搞不好还得坐牢。

一旦坐牢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高管们违法之前就得掂量掂量了。

他们还得想想自己的名声,想想自己的家小。

就是那些 disguised 成回扣的暗地降价,帮强势公司挤垮了对手,造成了不公平的垄断。

只要事情公开化,这种把戏就难玩多了。

同一缕阳光,既能晒出铁路的非法回扣,本来也能拦住人寿保险公司的胡作非为。

在法律更严、监督更好的前提下,这类坏事应该再也干不成。

公开化还能扫掉那些已经渗进商界和公共生活的腐败与政治分肥。

公布真实的账目,能保护诚实的公司,也能揭穿骗人的公司。

凡是没什么可藏的生意,都应该欢迎这种公开。

我们正在经历商业界的一场大改革——几乎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但这场革命能成就大好事。

更好的经营方法,会让人更有责任心,更明白自己该尽什么义务。

这样一来,公众的信任会更强,结果也会更可靠。

谨慎会更多,鲁莽的投机会更少,不诚实也会更少。

所以,让改革运动毫无阻碍地往前走吧。

它会提升这个国家在金融和商业上的地位,让我们离世界金融中心更近一步。

很多生意人缺的就是谨慎和常识。

让公开的阳光直接照在他们自己的生意上,对他们只有好处。

当商界那些耀眼的"成功典范"一夜垮台时,倒霉的从来不只是老板自己。

诚实本分的公司也会被拖累——因为所有人都会被怀疑。

独立会计和公开披露,能把滥用行为揭出来、管住,还能避免很多因为一个人说了算、没人管束而导致的崩盘。

一个人独霸大公司的老规矩,必须终结。

预防一分,胜过治疗十分。

公司还应该记住:它们对员工是有责任的。

应该提供健康的工作环境。

还应该给那些干了几十年、干到伤残或者年老退休的员工,设立养老金或者其他保障。

利润分成也是个好办法。

不管哪种做法,都能帮助缩小劳资之间那道危险的鸿沟。

一个人说了算、再加一帮只会点头的董事——这种格局也必须消失。

那些傀儡董事,说白了就是摆设。

他们叫"董事",其实什么都不"董"。

掌权的人挑中他们,就是图他们听话、不吭声。

这纯粹是对公众的欺骗。

任何人要接受银行、铁路、工业公司或保险公司的董事、理事职位,前提都应该是:他真正明白这份责任,并且愿意老老实实去履行。

明知是傀儡还去当,这是件丢人的事。

董事必须有自己的主见。

必须敢于把主见说出来,哪怕跟管理层唱反调。

他们不但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还要为没能阻止手底下高管和员工的恶行负责。

要是没时间、没精力好好干,那就别接这个位子。

我认识一位很有名的生意人。他人生最后的三十年里,不断被人请去当董事——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完美的"傀儡董事"。

他挂名的公司董事会,多得数不过来。

他很有钱,也已经从生意场上退了下来。

他当然有能力,只不过他最大的本事,似乎在于体力,而不是脑力。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董事会开会,他一次不落。

他准时到场。

他一直坐到散会。

他仔细观察大多数人往哪边倒。

然后举手,跟着大多数人投一样的票。

他几乎从不发言。

他唯一定期开口的时刻,是会后吃午餐的时候。

他去世时,那些公司老板是真的伤心。

他是他们最心爱的董事——从不找麻烦,会上定什么他都赞成。

每领到一枚五美元的金币当车马费,他都欢天喜地地回家。

他就是我说的那种闷声不响的傀儡董事的活标本。

董事们应该反过来,把弄懂自己监管的公司里发生的大事,当成自己的本职。

应该学到足够的知识,能做出明智的判断,而不是管理层递上来什么就闭着眼批什么。

应该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真正起到"指导"的作用,日常琐事自然可以交给高管去办。

他们还必须避免利用职位,损公肥私。

他们应该配合州和联邦执法,绝不该帮管理层钻法律的空子。

所有这些改革,都会增强公众对美国商业的信任。

也能帮助我们稳住金融体系。

我们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华尔街的货币市场不够稳。

纽约证券交易所贷款利率的疯狂波动,要是发生在欧洲,早就引发金融大地震了。

可伦敦、巴黎、柏林,是不容忍这种大起大落的。

凭什么纽约就该例外?

我们迟早会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是命中注定的。

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先做到欧洲各大市场早已具备的金融稳定。

一个说窜就窜上天、说崩就崩下来的货币市场,既危险,又不可接受。

它会干扰正经生意,让整个经济充满不确定性。

纽约不该容忍这种局面。

在欧洲,利率同样随着供求上下浮动,跟我们这里一样。

但它们通常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波动。

没理由纽约做不到同样的稳定。

我盼着纽约商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成员有范德利普、科南特、斯特劳斯、克拉夫林和克拉克——能查出这种剧烈波动的根源。

他们得弄清楚:到底是流通的钞票不够?资本和信贷不足?投机性贷款需求突然暴涨?还是放贷的人一恐慌就把钱往回抽?

欧洲的金融中心大体上能保持货币稳定。

纽约必须做到同样的稳定,才能指望全世界把它当头号金融中心看待。

好在,我们已经在朝正确的方向走了。

商业和立法上的改革运动,来得再快都不算早。

华尔街的拆借利率,凭什么能飙到年化100%甚至125%——去年十二月就是这样——而国内其他地方,借钱最多只要六厘的息?完全没有道理。

这种剧烈的局部银根短缺,范围也许有限,心理上的影响却传得远得多。

它们制造恐慌,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

这种极端状况,不是货币市场的常态。

它是人为操纵和地方规矩混乱的产物。

交易所里,利率每隔几分钟就随着神经兮兮的 borrowers 和 lenders 的报价上蹿下跳——这场面,简直可笑。

听起来像滑稽歌剧里的情节。

可在银行和金融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后果极其巨大。

这种反常状况不是天天有。

但它出现得够频繁了,我们必须弄清原因,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

正常的利率波动不是问题。

利率从百分之二慢慢升到百分之六,之后又回落——完全正常。

这只说明供求变了。

欧洲也是这样。

反常的,是华尔街那种突如其来、近乎爆炸式的利率飙升。

这种剧烈震荡,是我们金融体系的顽疾。

我们必须把它改掉,越快越好。

主要问题不只是货币制度缺乏弹性。

还有那种为买股票而借钱、放钱的方式。

全国性的银根紧张,通常有明摆着的原因。

可交易所里一小撮借款人和放贷人,能在一小时之内把利率从5%推到10%、20%甚至50%——这明摆着是可以避免的。

借钱的和放贷的,都有责任去避免。

地方性银根短缺的一个原因,是纽约的国库分库,往大了说,是整个分库制度。

这个制度把本该留在市面上流通的钱,锁进了库房。

分库的运作方式,很像一个政府办的银行。

它收钱进来,却基本不把钱贷回市场,只有政府付款时才会放出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干了一家真正的银行该干的事的一半。

废除分库制度,我们的货币会更有弹性。

理论上,我们没有一家美国的国家银行。

实际上,每一座分库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国家银行的角色。

在国会修改分库和货币法律之前,银行和信托公司至少可以联手防止利率走极端。

它们可以约定:金融动荡时期,拆借利率不超过10%。

更好的是,约定以7%为上限。

这样也许会少赚一点眼前的钱。

但换来的,是帮助纽约成为更安全、更强大的金融中心。

到头来,这会给它们带来大得多的生意。

德国允许银行在金融危机时发行应急货币。

英国也有类似的机制。

恐慌来临时,政府可以临时放宽英格兰银行发钞的限额,让它多供应货币。

货币供应一增加,信心就恢复,压力就缓解。

美国没有这样有效的机制。

我们主要的手段,是财政部长把政府存款存进国民银行,换取美国国债,有时也可以是优质的州债或市政债。

但这得看财政部除了日常开销之外,手里还有没有余钱。

说到底,这只是权宜之计。

我们显然需要更有弹性的货币。

我们还需要改变在交易所里拿证券抵押借钱的方式,让利率即使在金融紧张时期,也能保持基本稳定。

迟早有一天,国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大概会用黄金做后盾,而不是政府债券。

那会让我们的货币制度更接近欧洲列强。

不过,还没走到那一步,就不必先操心那一步的事。

至于其他改革,现在就该动手。

触及人寿保险和银行业的改革运动,正当势头最猛——不光在纽约,全国都是如此。

我们应该一鼓作气,推动到所有必要的改变都完成为止。

第一,所有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调查,都应该查到底。

让独立专家和会计师检查它们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什么都不该藏着。

什么都不该含糊。

调查结果要及时公布,用的语言要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

公众有权利知道大实话。

这样一来,那些关于贿赂、腐败、分肥、欺诈、资金失踪、做假账、暗中破产的传闻,要么坐实,要么洗清。

如果指控是假的,被怀疑的公司就能挽回信誉和名声。

但改革不能到此为止。

州议会应该通过永久性法律,要求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聘请独立专家,定期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同样要公开。

任何机构要是反对这种检查,自然就会招人怀疑。

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工业集团,统统如此。

铁路和其他大公司,也应该接受严格监督和定期财务检查。

州总检察长应该拿到更大的执法权力。

大公司应该被要求提供经过核实的资料:收入、利润、开支、股本、债务、分红、地产价值、资产和负债。

不能再让它们像"黑箱池子"那样运作,外人对里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欺诈和蒙骗,只要曝光就能制止。

而曝光,恰恰是心术不正的人最怕的东西。

那些习惯了躲在暗处搞黑箱操作的人,会痛恨这个公开的新时代。

诚实的公司,却会从中大大受益。

它们没什么可藏的。

遮遮掩掩,不过是心虚的遮羞布。

所以,最高法院最近对烟草托拉斯和造纸托拉斯案的裁决,是公众的一场大胜。

法院说得很清楚:公司不能躲在"保密"后面。

法律要证据,公司就必须交出账本和文件,哪怕这些记录会暴露它自己的违法行为。

宪法里"不得自证其罪"的保护,是给个人的。

谁也不能拿这条个人权利,去阻止一家公司提交它的记录。

这个裁决,翻开了公司监管的新篇章。

它让彻查大托拉斯的业务和账目,成为可能。

它堵死了公司从前用来躲避曝光的一条重要后路。

从今往后,非法的联合与阴谋,想藏就难多了。

这个裁决对国家的重要性,怎么估都不过分。

它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影响,再怎么说都不夸张。

它将帮助避免今后再出现那种局面:政府拿不到针对公司的证据,正义因此落空。

它也给公司管理层立下了更高的道德标准。

铁路、工业公司、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全都会受到影响。

很多积弊,只要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就能纠正。

见不得光的管理,自然会滋生 dishonesty、欺诈、挪用公款和腐败。

它还会滋生谣言和猜疑,拖垮整个行业。

诚实,不只是"生意经"。

它是一种道德义务。

公司应该和个人守同一套诚实标准。

谁都不能为了金钱、权力、交情或者私利,背叛自己受托的位置。

长远来看,诚实的生意带来的繁荣更持久,带来的荣耀也更大,这是不诚实的生意永远比不了的。

正如《圣经》所问: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身居要职者的腐败,应该从美国商界清除出去。

不诚实的法官和陪审团、受贿的议员,应该被看作比寻常小偷更可耻。

公司领袖和实业家,应该像要求别人一样,自己先尊重真理和名誉。

财富绝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

千百万家产,不该是免罚的护身符。

靠垄断、压榨和不诚实堆起来的巨额财富,不值得炫耀。

它们是主人的耻辱。

滥用经济权力,是国家的大害。

每个生意人都应该以此为荣:不光会赚钱,还诚实、真诚、公道、正派。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纠正那些损害了美国商业的种种积弊。

全国人民都应该欢迎这场改革运动。

我们最好的药方就两样:公开,以及严格执法。

美国惊人的成长,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一个更了不起的未来。

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八千万,随着增长而来的,将是更大的国家财富和影响力。

但光有钱是不够的。

我们还应该发展艺术、科学、文学,以及文明中一切能让国家更强、更好的东西。

一路向前走的同时,我们必须不断纠错,铲除积弊,把公共机构和商业机构里腐烂的部分挖掉。

银行、保险、制造、运输、贸易、政府、各行各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尽可能诚实、高效、顺畅地运转。

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公共责任心,消灭一切偷偷摸摸的机会。

明智的法律,只要执行到位、有舆论撑腰,就能做到这些,而不会变得苛刻,或者管得太宽。

法律会把商界里的骗子、贪赃枉法之徒、送回扣的人和扼杀竞争的人,从阴暗角落里赶出来。

他们只能到明面上来做生意。

而单单是阳光,就能治好这个国家商业上许多的恶疾。

所以,让光更多一些吧。

让公开之光,照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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