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求生
鹦鹉螺号四周,上上下下,只剩一堵望不到头的冰墙。我们彻底被困在了冰山里面。
我仔细看着尼摩船长。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一贯的平静,看不出任何表情,好像周围的危险根本不存在。
“先生们,”他轻声说,“眼下这个处境,我们只有两种死法。”
他说话的样子,像个数学教授在给学生讲题。
“第一种,是被冰的压力挤死;第二种,是憋死。”
“我提都不提饿死,”他接着说,“因为船上的食物储备,肯定比我们活得久。”
“所以,我们来算算自己的机会吧。”
“船长,”我回答,“空气的事暂时不用愁,我们的气罐是满的。”
“没错,”尼摩说,“可那点空气只够用两天。我们已经在水下藏了三十六个小时,船里的空气已经开始发闷了。再过四十八小时,空气就没了。”
“那船长,我们能不能赶在这四十八小时之内逃出去?”
“必须试一试,”他回答,“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凿穿围住我们的冰墙。”
“从哪个方向下手?”
“声音会告诉我们。我会把鹦鹉螺号贴到冰山的底部,然后让船员们去凿最薄弱、最薄的那段冰。”
说完,尼摩船长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哗哗的水声——水舱在注水。鹦鹉螺号开始缓缓下沉,最后停在了冰山底部,那里离海面有三百五十码,正是下层冰架所在的位置。
我转向同伴们:“朋友们,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决心。”
“先生,”尼德·兰回答,“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什么都愿意做。”
“好,尼德。”我向他伸出手。
那个加拿大人接着说:“我虽说是个拿鱼叉的猎手,可摆弄工具也是一把好手。要是尼摩船长缺人手,算我一个。”
“他不会拒绝你的,”我说,“跟我来,尼德。”
我把他领到船员们穿潜水服的地方,向尼摩船长说明了尼德的请求,船长一口答应。尼德飞快地穿戴好潜水装备,和其他人一起做好了准备。
他准备妥当之后,我回到观察室。玻璃窗开着,我站在孔塞伊身边,看着鹦鹉螺号下方的冰面。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大约十二名水手踏上了冰冻的地面,尼德·兰也在其中——他那大块头太好认了。尼摩船长也跟他们在一起。
开工之前,船长仔细察看了冰层。长长的测量绳放下去,在周围探了探:放到十五码,又碰到了结实的冰。上层没法凿——冰山在我们头顶高出四百多码。船长又去查看下表面:那里,把我们和海水隔开的冰只有十码厚,厚得吓人。
所以,我们必须凿出一个足够大的口子,让鹦鹉螺号钻过去。要挖掉的冰量相当惊人——差不多六千立方码。
工程立刻开始了,所有人都拼了命地干。尼摩船长没有让大家直接在船边往下挖——那样难得多——而是命令船员在船左侧八码远的地方挖一条大沟,然后从几个方向同时开凿。镐头一下一下砸在冰面上,大块的冰从冰山上脱落下来。
冰比水轻,凿下来的碎冰都往上漂,堵在我们头顶的隧道里。头顶的冰越来越厚,底下的冰越来越薄。但这没关系,关键是脚下的通道一直在变宽。
两个小时的苦干之后,尼德·兰回来了,累得筋疲力尽。新的人手马上接替他。孔塞伊和我也加入了,大副在旁边监督我们干活。
水冷得刺骨。可敲了一阵镐之后,我全身都热了起来。虽说我们是在三十个大气压的压力下干活,动作倒还做得出来。
干满两个小时,我回船里吃饭休息。一进去,我立刻察觉出两样空气的差别:我那个鲁凯罗尔装置供的气干净清爽,而鹦鹉螺号里面浑浊发闷。船里的空气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换过了,能养人的成分正在飞快耗尽。
干了十二个小时,我们才凿掉一码厚的冰。照这个速度,得干五天四夜才挖得完。
五天四夜。可我们的空气只够两天。
尼德·兰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就算我们逃出这座冰牢,还是被压在冰山底下,到不了海面上的空气。”
他说得对。谁知道鹦鹉螺号要多久才能重获自由?也许在见到大海之前,我们早就憋死了。这艘潜艇,是不是注定要变成我们的一座冰棺材?
形势让人头皮发麻。可每个人都接受了危险,人人都打定主意要尽到自己的本分,直到最后一刻。
夜里,又有一大块冰被挖掉了,船底下的空腔更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我穿着潜水服走过冰冷的水域时,发现了一件吓人的事:通道两边的冰壁正在慢慢往里挤。离我们干活的地方远一些的水域,没有被我们的动作搅热,又开始结冰了。
新的危险出现了:冰正在合拢。要是它继续合下去,能把鹦鹉螺号像玻璃瓶一样挤碎。
我什么也没对同伴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力气和勇气,是我们唯一的指望。
可一回船里,我就把危险告诉了尼摩船长。
“我知道,”他平静地回答。他的声音有种奇特的力量,能让再可怕的事都显得有办法。“这是又一个危险,但我只看到一个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必须比结冰的速度更快。我们要抢在冰把我们困死之前,先把它打败。”
那天我干得比谁都卖力。在外面干活还有个好处:能躲开鹦鹉螺号里污浊的空气,靠潜水装备呼吸干净的气。
到傍晚,沟又深了一码。我回到船里,差点瘫倒——空气里全是二氧化碳,我几乎喘不上气。
要是有什么化学办法能弄掉这种要命的气体就好了。我们身边其实有大量的氧——海水里多的是。凭我们强大的电力设备,完全能把氧从水里分离出来。可这没用,问题不在缺氧,在于我们自己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要除掉它,需要氢氧化钾——可鹦鹉螺号上一点都没有,也没有别的东西能替代它。
那天晚上,尼摩船长别无选择,只好从备用气罐里放了些新鲜空气进船。没有这些空气,我们撑不过去。
第二天,3月26日,我回到冰沟。我们已经挖到第五码深了。可冰壁在变厚,底下的冰层也在长。明摆着:不等我们挖通,冰就会先合拢。
有一瞬间,绝望压垮了我,镐头差点从我手里滑落。我们到底还在挖什么?不就是等着被冻在水里闷死吗?这种死法,比最残忍的人能想出的刑罚还要可怕。
就在这时,尼摩船长从我身边经过。我碰了碰他的胳膊,指了指正在逼近的冰壁——左边那面冰,离鹦鹉螺号的船壳只剩四码了。
船长立刻明白了。他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回到船里,我脱掉潜水服,跟他进了客厅。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说,“我们得试试一个冒险的办法。不然,我们很快就会被冻在这冰里,像虫子被封在水泥里一样。”
“可我们还能做什么?”
“你明白吗,”他问,“这些正在结冰的水,也许反而能帮我们?”
“我不明白。”
“水结冰的时候会膨胀,连最硬的石头都能胀裂。这些冰,也许能替我们砸开这座牢。”
“是的,船长,可那股压力也会把鹦鹉螺号挤扁。”
“我知道,”他说,“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自然,得自己阻止结冰。冰正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
“我们的气罐里还有多少空气?”我问。
尼摩船长直直地看着我:“过了明天,就一点也没有了。”
一股寒意窜过我的脊背。我其实不该惊讶。五天来,我们全靠储备的空气活着,剩下的那点还得留给外面干活的人。
尼摩船长沉默着。忽然,他脸上亮起一个主意。
“沸水。”他低声说。
“沸水?”我重复了一遍。
“对。我们被困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要是我们不停地往周围注入沸水,也许能把水温抬上去,让冰没法再结。”
“那就试试吧。”我坚定地说。
“那就试试吧,教授。”
温度计显示,外面是零下七度。
尼摩船长带我来到机房。那里立着巨大的蒸馏器——就是靠它们把海水变成淡水的。船员们给机器注满水,电池的电力把机器烧得滚烫,没几分钟,水就到了沸点。沸水被送进水泵,淡水不断地补充进来。热量大得惊人:冷海水进去,出来就变成了滚烫的水。
注水开始了。三个小时后,外面的温度从零下七度升到了零下六度——挣回来一度。又过了两小时,升到了零下四度。
“我们会成功的。”我说。
尼摩船长点了点头:“我相信我们不会被压扁了,也不用再怕憋死了。”
夜里,水温到了零下一度。加热系统再也升不上去了。可海水平时要到零下两度才结冰。至少,我们躲过了当场冻住的危险。
第二天,3月27日,冰已经挖掉了六码,只剩下十二英尺厚。可我们还需要四十八小时的工夫,而船里的空气已经没法再换了,每过一个小时,情况就糟一分。
下午三点,难受到了极点。我几乎喘不过气,肺在拼命挣扎,脑子发木,浑身发软,人已经半昏迷了。可怜的孔塞伊也跟我一样,可他一步也没离开我。他握着我的手,我听见他小声说:“先生,要是我能不呼吸,把空气多留点给您就好了。”
我的眼眶湿了。
外面,人们豁出命在和冰搏斗。胳膊酸了,手上全是伤口,可这些都不算什么——在外面,他们能呼吸,能活下去。而我们里面的人,正一点一点被憋死。
没有人超时多干。轮到他收工,他就把呼吸装备交给另一个累得不行的人。尼摩船长以身作则,总是第一个上工,第一个把空气让出去,然后一声不吭地回到污浊的船里。
那天,活儿干得惊人的快。冰只剩两码厚了,只要再挖两码,就是开阔的海水。可是气罐也快空了,每一口剩下的气都得留给干活的人,船里一点都没得剩。
我回到船里的时候,人几乎没了知觉。那一夜极其难熬。
第二天早上,我喘气更困难了。天旋地转,走路像喝醉了酒。其他人也一样,有的船员已经开始发出呛咳的声音。
被囚禁的第六天,尼摩船长决定不再用镐了——他要拿鹦鹉螺号自己撞开剩下的冰。他的勇气从没垮过,他的意志压倒了身体的痛苦。
按照他的命令,潜艇被弄轻了:水舱排空,鹦鹉螺号从冰底浮起来,被拖到我们挖出的那条大沟上方。然后尼摩船长重新注水,潜艇降到位。所有人都回到船里,连通舱门都封死了。鹦鹉螺号就停在一层不到一码厚的冰上——那层冰早被我们凿了几千个洞,已经千疮百孔。
尼摩船长打开了水舱。一百立方码的水涌了进来,潜艇的重量一下子加到了一千八百吨。
我们等着,屏息听着。我们这条命,就押在这最后一击上了。
尽管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还是听到了船底传来一声闷响。
冰裂了。声音像纸被撕开。
鹦鹉螺号开始下沉。
“我们在动了!”孔塞伊轻声说。
我说不出话,一把抓住他的手,攥紧。
忽然,超重的潜艇像块石头一样直往下坠。紧接着,水泵开足马力运转,水被拼命压出水舱。下坠渐渐停住了。压力表显示:我们在上升。
螺旋桨疯狂地转起来,整个铁壳子都在震颤。鹦鹉螺号箭一样朝北方冲去。
可要是再在冰山底下待一天,我就活不成了。我瘫在图书室的沙发上,快憋死了。脸烧得发烫,嘴唇发紫,意识一点点消失,我甚至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觉得死亡正在靠近。
然后,我猛地清醒过来——有空气进到肺里了。
到海面了吗?自由了吗?
不。是尼德·兰和孔塞伊救了我。他们的一只呼吸装置里还剩一点空气,他们自己没用,省下来留给了我。他们一边憋着气,一边把最后这点救命的气喂给了我。
我想推开,他们按住我的手。
那几分钟,我又能呼吸了。我看了一眼钟:上午十一点,应该已经是3月28日了。
鹦鹉螺号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进——一小时四十英里,在海水里横冲直撞。
尼摩船长呢?他还活着吗?他的船员们呢?
压力表显示,我们离海面只有二十英尺了。隔在我们和新鲜空气之间的,只剩薄薄一层冰。
能撞开吗?
鹦鹉螺号打算试一试。我感觉船身倾斜过来:船尾下压,船头翘起,水舱里的水改变了平衡。在强劲的螺旋桨推动下,鹦鹉螺号像一头巨大的撞锤,从下往上撞向冰层。
它撞了一下,退回去,再撞。一下,又一下。
冰终于撑不住了。最后一记猛撞,潜艇破冰而出,冰层在它的重压之下塌裂。顶舱盖打开了,新鲜空气涌进鹦鹉螺号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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