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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4 · 被捕之后:从哈瓦那押往伦敦

被捕之后:从哈瓦那押往伦敦

Chapter 34 of 50 · 4,397 words · Free

出事十天后,我又回到了哈瓦那。 不过这一次,我是以囚犯的身份回来的。

我被抓两天后,古巴总督下令用“圣丽塔号”把我送到哈瓦那。那是一艘又小又破的炮艇,每小时最多跑四英里。我们从南海岸的波多诺沃出发,整整走了八天才到。

到了哈瓦那,士兵没有把我送进警察局,而是直接带进了普通监狱。 他们专门腾空了一条走廊,安排我和看守住进去。

第一个来看我的人是平克顿。 他看起来是真心高兴见到我。

“你这一跑,可真让我费了不少劲。”他说,“我不得不承认,你那次逃跑干得相当漂亮。但我可没打算再让你从我手里溜走。”

当局给了他严密监视我的权力。 “我或者我手下的人,会日夜守着你。”他补充道。

我忍不住佩服他的执着。他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对我相当客气。 第一次来看我时,他还带了一封我妻子的信,外加他自己送的一盒雪茄和一瓶酒。

他有个手下叫佩里,通常睡在我那间小屋里。 每天早上,平克顿先生来接班,一直陪我到晚饭时间。 我们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天南地北什么都聊。他给我讲了不少他经手过的著名刑事案件,讲得绘声绘色。 慢慢地,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天,他详细讲了他究竟是怎么发现我在西印度群岛的。

威廉·平克顿让他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纽约那边,查出“F·A·沃伦”到底是谁。 一开始,他对我的了解不比从报纸上读到的多。 但他很快形成了一个推断。

“你是个美国人。”他判断,“而且多半来自纽约或者芝加哥。”

他这么猜,是因为我年纪不大,却对金融懂得出奇地多。 于是他去了华尔街。 他搞到一份几乎囊括纽约所有银行家和经纪人的名单,挨个去问。 他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 “这个人是谁?”

靠着这些人的帮助,他最终列出了一份将近二十人的名单,这些人都可能是F·A·沃伦。 然后他把名单缩小到四个人。 我的名字就在其中。

他找到了我的住处,开始在我家邻居和熟人中间悄悄打听。 他了解到,大家都以为我去了欧洲,也知道我以前就去过那里。 更重要的是,我上次旅行回来之后,还清了所有债务,而且看上去手头非常宽裕。

到这时候,平克顿已经确信了。 我就是沃伦。 但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哪儿?

后来,他听到我一个熟人转述我从前说过的一句话: “只要银行里有钱,我就该住在某个热带地方。” 这句话成了他的下一条线索。

他向上级报告说,他确信沃伦和我就是同一个人,并建议:如果我在美国境内,很可能躲藏在佛罗里达某个时髦的度假胜地。 于是他去了佛罗里达。

到了圣奥古斯丁之后,他往西印度群岛的几个岛屿发了信,包括马提尼克、牙买加和古巴。 他在信里询问:最近有没有年轻有钱的美国人到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

其中一封信寄给了哈瓦那一位很有名望的美国医生,C·L·豪斯科姆博士。 博士的回信里,就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被捕之后,豪斯科姆博士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 “我以为平克顿是个报社记者。”他解释说,“我以为他只是想拿这个信息去写报道。”

但错误已经铸成。 一旦平克顿知道了我的名字,又确认我在哈瓦那,剩下的事就简单了。 他的侦探工作终于把他带到了我面前。

后来,银行方面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酬劳,还为他破案成功向他道贺。

入狱大约十天之后,平克顿给我带来一份《纽约先驱报》。 有两则消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则来自马德里。 美国大使西克尔斯将军正式通知西班牙政府,美国同意把我引渡给英国。 因为据说我参与了英格兰银行伪钞案,我将被移交给英国当局。

第二则消息来自伦敦。 英国当局正在庆祝西班牙同意引渡我。 报纸上说,几乎可以肯定比德韦尔和F·A·沃伦是同一个人。 还说人们对见到我非常好奇。 关于我逃跑和被抓获的故事,已经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有家报纸甚至声称,我被抓时受了重伤,身上还带着一笔价值惊人的钻石。

伦敦弓街警局的警长海登和格林,还有英格兰银行的古德先生,已经在准备启程来哈瓦那了。 他们要来把我带回伦敦。 一张大网正在向我收拢。

关于我每天和妻子见面时那些痛苦的会面,我什么也没说。 但如果当时我就知道,我判刑后不久她就会嫁给别人,也许我就不会这么心疼她了。

终于,格林、海登和古德到了哈瓦那,有人介绍我们认识。 我仍然不肯放弃。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拼命想办法说服古巴总督推迟引渡。 有一阵子,我确实成功了。 但拖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经过无数次争论、筹划和阻止失败的努力之后,五月初的一个清晨,我终于被带到了港口入口处。 那里停着一艘英国军舰,“秃鹫号”。 军舰的小艇靠了过来,我正式被移交给英国方面看管。 柯廷、佩里、海登和格林和我一起上了船。 小艇很快驶离了哈瓦那。

当天晚些时候,开往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的定期客轮“莫塞尔号”出海了。 在离岸大约十英里的地方,“秃鹫号”的小艇迎了上去。 我和四个看守被转到了“莫塞尔号”上。 终于,我踏上了回英格兰的路。

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正义终于要在我身上如愿以偿了。 然后,我在船上看见了我的妻子。

我暗地里早就下了决心:我绝不允许自己被活着带回去。 我的计划很简单。 海上第一夜,我就跳海。 海湾里的海水是暖的,那些水域经常有船经过。也许我能撑过那一夜,被人救起来。 我甚至可能穿一件软木救生衣,给自己多几分活命的机会。

但柯廷早就料到了我这一手。 他安排我的妻子和我坐同一艘船。 他把我当成普通舱房旅客对待,允许她待在我身边。 他猜得很准:只要她在船上,我就绝不会故意跳海。 他又一次赢了我。

回英格兰的旅程还算舒服。 但每一夜,我都祈祷发生灾难。 我盼着船撞上冰山,或者沉没。 我想,那样就能让妻子免遭多年的痛苦,也让我免去牢狱的悲惨和屈辱。

我有一个仆人在哈瓦那找到了差事,就留在了那里。 但纳恩跟我一起回了英格兰。 他为我即将面对的一切感到非常难过。 我很欣慰地知道,他把我给他的钱一直留着。 他大约有两千美元,我想给他增加到五千。 他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最后,在一个美丽的六月清晨,我们驶进了普利茅斯。 船在那里停靠卸邮件,让乘客赶乘去伦敦的特快列车。 我让妻子继续坐船去南安普敦。 我自己则和看守们上岸。

第二天早上,报纸上到处是我抵达的消息。 《伦敦时报》写道:比德韦尔,也就是F·A·沃伦,已由“莫塞尔号”押抵普利茅斯,押送人员是侦缉警长迈克尔·海登和威廉·格林。 平克顿事务所的约翰·柯廷队长和沃尔特·佩里也随行。 还有两名伦敦警探赶来接船。

我到达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米尔湾码头,就为了看一眼这个囚犯。 人群太庞大,护送我的人费了好大劲才把我弄进等着的马车里。 我们被送到了火车站附近的康沃尔公爵酒店。 不久之后,我们坐上了十二点四十五分去伦敦的火车。 将近两万人聚在那里看我们离开。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竟然为我欢呼。

报纸上说,第二天早上,我将被带到市政厅的伦敦市长面前。 我抵达伦敦时,有六个人押送我。

那是个明媚的春日早晨,伦敦到处挤满了人。 成千上万的人正涌向埃普索姆赛马场,去看德比赛马——那是英国一年里最盛大的活动之一。 整个城市都在狂欢。 人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尽情享受节日的氛围。

而我呢? 我被押往新门监狱。

这种对比几乎让人无法承受。 伦敦到处是欢声笑语,而我正被押向一间牢房。 我想起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那种生活。 我曾选了一条轻松舒适的路,活得风光体面,却把名誉和道德丢在一边。 现在,那条路把我带到了这里。

那句老话浮现在我脑海里: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这句话此刻听起来,痛得那么真实。

我成了新门监狱的囚犯。 光是这个名字就让我害怕。 这座巨大的石头监狱矗立在伦敦市中心,像一座阴森的堡垒。 几百年来,它关押过各个阶层、各代人的囚犯。 有多少破碎的人从那些大门里走过? 那些墙壁听过多少绝望的呼喊?

第一夜,我穿过黑暗的走廊。 监狱的历史仿佛在我四周升起。 我想象着在那里发生过的一切苦难。 然后,我意识到一件更可怕的事。 我已经成了那支源源不断穿过大门的囚犯队伍中的一员。 我是这高墙之内又一个破碎的人。 而且我知道,一个可怕的判决正在等着我。

我有三个老朋友已经关在里面了。 当年我们在加莱码头告别时,还一起看着星星聊人生。 我们谁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在新门重逢。 这是一次苦涩的重逢。

几乎和监狱本身一样让我震惊的,是候审囚犯受到的待遇。 我原本以为,既然我们还没定罪,应该会被当成等待审判的无辜者对待。 我错了。 新门监狱执行的是重罪犯监狱那套严苛规矩。 绝对禁止说话。 禁止看报纸。 外面的消息被完全切断。 连朋友和家人给我们寄书、寄一点小小的慰藉都不允许。 整个制度僵硬而冷酷。

这几乎说不通。 一个等待审判的人,已经够痛苦了。 他脑子里装满了恐惧、悔恨和不确定。 再夺走他所有的书、所有的谈话、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你就能把一个健康的头脑逼向疯狂。

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过去让我悔恨。 现在让我痛苦。 未来看不到希望。 我迫切需要什么东西,能让我从这一切里暂时抽身。 书本本可以做到。 可连书都不给我们。

一次又一次,我的思绪回到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画面。 那是死亡的恐惧: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不知道等待你的会是什么。 那个画面一直缠着我。 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站在某个巨大深渊的边缘。 我害怕自己的心智正在滑进去。

如果我有维克多·雨果那样的才华,我就能描述出我内心的变化。 想象一个人被关在冰冷的石墙里,慢慢失去理智。 他和自己内心的黑暗搏斗。 他拼命想撑住。 但墙壁什么也给不了。 它们只是沉默而空洞地回望着他。

你还是会开始搜寻那些墙壁。 你一寸一寸地检查它们。 你希望某个以前的囚犯留下了什么——一个字、一句话,甚至一道细小的刻痕。 什么都行。 一条来自另一个人的讯息。 上面写着: “我也来过这里。”

这种本能深深植根在人性里。 当一个人被彻底隔绝时,他总想留下一点痕迹。 他想跨越时间,告诉另一个人类:他曾经活过、痛苦过、希望过、思考过。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人会在岩石上刻符号。 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至今还能挖出几千年前消失的文明留下的泥板和铭文。 那些人希望自己的思想能比生命更长久。 他们希望遥远未来的某个人能找到他们的话,明白曾经有另一颗人类的心在那里跳动过。

我也怀着同样绝望的渴望。 一夜又一夜,我盯着牢房的墙壁。 我的头脑常常乱成一团,几乎无法清晰思考。 但我仍然搜寻着那些墙壁。 我找刻痕。 我找字迹。 我找任何迹象,证明有别的囚犯留下过讯息。 也许是一句痛苦的表达。 也许是一声绝望的呼喊。 也许只是一个同样受苦的人留下的几个字。 但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原因。 以前的囚犯确实在墙上留下过讯息。 他们每个人都试着留下一点自己存在过的记录。 但每个囚犯离开后,狱方就会把墙重新刷一遍。 一切痕迹都被抹掉了。 每条讯息都消失在新的油漆下面。

我发现这种残忍几乎让人无法承受。 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依然怒火中烧。 几百年前,伦敦塔的看守们比这有人性得多。 他们允许雷利和其他囚犯刻下的字留在墙上。 那些字保存了下来。 直到今天,游客还能看到它们。 那些老囚犯留下了一小块自己。 他们的话穿越了几个世纪,至今仍在对每一个愿意读它们的人说话。

但在新门监狱,墙壁被刻意地弄成沉默。 对一个像我这样拼命寻找一点人情联系的囚犯来说,这种沉默几乎和监狱本身一样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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