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城威斯巴登的伯爵夫人
从科隆到法兰克福大约一百四十英里,火车沿着莱茵河一路疾驰。
莱茵河是欧洲最有名的河流之一,几代诗人都歌颂过它。河的两岸见证了数不清的历史——罗马军团渡河深入日耳曼的森林,国家与国家在这里开战,无数士兵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
几百年来,这条河与其说是一条平静的河流,不如说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天然边界。军队沿着它行进,兄弟在两岸互相厮杀,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很快就被遗忘的理由丢掉性命。
就算在我那个年代,德国和法国还各自养着庞大的军队,隔着这片地区虎视眈眈,好像随时都会再打起来。
不过那天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满脑子想的,是随身带着的那些美国债券,还有该怎么把它们卖出去。
我在科隆车站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阿姆斯特尔。火车开动时,他还站在那里冲我笑,朝我挥手。
我舒舒服服地在座位上安顿下来,一路看风景。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了。
可我还是忘不了把我带到欧洲来的那桩生意。
五点整,火车到了法兰克福。
我叫了辆马车去兰茨贝格旅馆。
虽然人很累,但周围的一切都太陌生了,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吃过晚饭,我出门逛了逛这座城。
法兰克福的事我以后再细说。那会儿,我更惦记的是自己的生意。
在伦敦的时候,我去过一家美国银行,地址在斯特兰德街449号。这家公司后来倒闭了,但当时生意做得很大,专门给人开信用证,尤其是发给美国人。
这家公司的规矩很随便。只要有人申请开信用证,几乎不查什么就能拿到。
我付了750美元,拿到一张150英镑的信用证。
我用的是假名字。
目的很简单:我想靠这封信给自己做个介绍,好让法兰克福的银行家接待我,方便我把债券出手。
这家伦敦公司在法兰克福的代理行,是加尔根巷的克劳特与劳特纳公司。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他们的事务所,递上我的信。
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还让我把他们的事务所当我在法兰克福的落脚点。
接下来几天,我就是这么干的。
与此同时,我还拜访了好几家别的银行。我想摸摸底,看看谁愿意接手我这笔生意。
最后,我决定去找穆尔普戈与维斯韦勒——那是一家非常有钱、非常有名的银行。
我和穆尔普戈谈了几次。
我告诉他,我打算买下奥地利的好几座铜矿。
“如果这笔买卖能成,”我解释说,“我准备卖掉一大批美国债券,用这笔钱来付矿款。”
他觉得这桩生意对他有利可图。
他对买我的债券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有一件事对我很有利。
我带的美国债券是不记名的,谁拿着就是谁的。一旦到了别人手里,付款就没法叫停。
对不知情的买家来说,这些债券看上去绝对安全。
不过,银行对付被盗证券自有一套办法。
只要有债券被报失窃、或者查出是用诈骗手段弄来的,各家银行就会互相传阅印着这些债券编号的清单,要求凡是有人拿这些债券来卖,一律先盘问一番。
照理说,这可能会给我惹上大麻烦。
实际上,情况又不一样。
美国债券当时在整个欧洲被买来卖去,数量惊人。它们在人手里转来转去,转得太勤了,银行家们往往懒得去对照那些警示清单。
不过我知道风险还是有的。
要是哪个看起来可疑的陌生人,突然拿出一大堆债券,细心的银行家说不定就会去查编号,开始问些让人难受的问题。
我不想冒这个险。
所以我决定不把所有债券都带在身上。
我会住到威斯巴登去——离法兰克福大约十五英里——换个名字住。
债券就放在那边的旅馆里。
每天早上,我坐火车去法兰克福办事,晚上再回威斯巴登。
那时候,想消失在威斯巴登的人堆里太容易了。
这座城,连同巴登-巴登,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赌城。成千上万的冒险家、赌徒、有钱的游客和寻欢作乐的人涌到那里,盼着发一笔财,或者输光一身家当。
威斯巴登当疗养地,历史很悠久。
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它是一个德意志小公国的都城。
从古罗马时代起,这座城就以温泉闻名。欧洲各地的人跑来泡矿泉、喝矿泉,指望能治好几乎一切想得到的病。
当地流传着各种神奇的治愈故事,从头痛,到狂犬病那样的大病,什么都能治。
可在这一带之外,威斯巴登从前根本没什么名气。
当地的那个领主住在气派的城堡里,收入却远没有城堡那么气派。
他整天抽着廉价雪茄,下令摆一桌又一桌豪华的宴席。
他最爱的一道菜是烤鹅配土豆。
那只可怜的鹅,通常是某个住在破茅屋里、靠黑面包过活的农民拿来抵税的。
后来,一切都变了。
有个叫弗朗索瓦·布朗的人,看出了威斯巴登的潜力。
布朗在洪堡经营大赌场,已经很有名了。
他是个了不起的生意人,虽然外表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经常见他穿一件又旧又破的外套,老式眼镜挂在鼻尖上。
第一眼看上去,你会把他当成乡下的小律师,最大的志向就是一年挣两千泰勒。
他看起来是个安静、普通的人。
可这副外表底下,藏着整个欧洲最精明的生意头脑之一。
布朗冷静、实际,几乎什么都打动不了他。
他经营的赌场富丽堂皇,音乐、美酒、华美的装饰、兴奋的人群,应有尽有。
可他自己几乎从不赌钱。
他有个巨大的酒窖,却偏爱喝矿泉水。
成千上万的人在轮盘赌和红黑牌桌上拿身家性命冒险的时候,布朗可能正安安静静地打他的多米诺骨牌,或者陪太太出去兜风。
他看着赌徒们毁掉自己,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他们就像扑向火焰的飞蛾。
布朗太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了。
他们相信自己有办法战胜概率。
他知道,那是痴心妄想。
布朗唯一从来不心疼的,就是花钱。
只要花钱能推进他的计划,他花起来毫不手软。
他最后把全欧洲的人都引到了威斯巴登。
他帮卡尔亲王和当地王室的其他成员发了财,哪怕那些人一开始还抗拒他的计划。
谁反对他,布朗就打开钱袋。
钱通常就能把争执摆平。
他想让威斯巴登成为欧陆第一赌城。
很多人发现他已经搞定了亲王和市政当局,都跳出来跟他作对。
但布朗继续干。
一座气派的公园建了起来。
一栋栋漂亮的楼房出现了。
整座城开始围着赌场转。
布朗花了几百万建起他的帝国,可他真正懂的,是人的弱点。
他知道人天生就过于自信。
他们相信自己的运气能压过支配赌局的数学规律。
布朗就靠这份愚蠢的自信吃饭。
而他几乎从不失望。
每天他都能收到几百封绝望赌徒的来信。
有人求他把钱还回去。
有人威胁他。
有人赌咒要自杀,还仔细写明地点、日期和时间,生怕说不清楚。
甚至有人暗杀过布朗。
但这些统统打扰不到他。
威胁吓不倒他。
哀求打动不了他。
诱惑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始终冷静而冷酷。
不过,这个对赌场帝国造成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人,却有一个出人意料温柔的爱好。
他爱玫瑰。
他特别喜欢种红玫瑰和白玫瑰。
当大群赌徒在洪堡、威斯巴登和蒙特卡洛的牌桌前疯狂下注时,布朗可能正拿着锄头或小铲子在外面忙活。
他小心翼翼地照料他的玫瑰,给它们移栽,看着新花苞绽放,操心虫子咬他的花。
有时候,他会推掉所有社交邀请,待在家里陪太太,吃清水煮萝卜配培根,喝兑了牛奶的维希矿泉水。
这就是威斯巴登——一座赌钱、享乐、奢华与倾家荡产的城市。
现在,该说说我自己的冒险了。
1870年,战争爆发前不久,我在拿骚旅馆住了几个星期。
旅馆坐落在主街上,正对着通向赌场的那座公园入口。
来威斯巴登的人,都是来寻欢作乐的。
在别的地方,人们至少还装装样子,假装讲究体面。
威斯巴登不这样。
在这里,时髦的享乐和放荡几乎是必需品。
谁要是说自己清醒又规矩,简直会被当成彻头彻尾的大傻瓜。
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
早上八点,咖啡送到客人床上。
然后大家披着睡袍下楼,去旅馆的浴池泡澡。
滚烫的矿泉水直接从城里的泉眼引来。
泡上大约半小时,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餐,大家就去泉边散步。
喝泉水,听乐队演奏,看别人,也让别人看自己。
最重要的是聊天。
而且,就像时髦度假地常见的那样,聊的谎话特别多。
十一点,赌局开场。
赌场很快挤满赌客和看客。
牌桌周围围着一圈圈人,全都紧张地盯着运气好坏。
第一张牌很重要。
轮盘上转出的第一个颜色很重要。
赌徒们迷信得很。
要是第一把就赢了,他们就认定运气站在自己这边。
要是手气不好,他们可能先离开牌桌,做点什么奇怪的小仪式改改运,再回来接着赌。
两点钟,乐队在音乐厅演奏。
上午的赌徒和其他游客聚到那里,听音乐,喝葡萄酒,吃点东西。
这里也是谈情说爱、偷偷摸摸的好地方。
在散步道或赌厅里认识的人,可以借着晚餐和美酒继续发展关系。
音乐和酒精让一切都更刺激。
下午四点,很多人回屋睡午觉。
然后是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排场十足的正餐。
晚上九点,大家回到赌场。
赌局一直开到午夜。
然后客人们上床睡觉,每个人都喝了或多或少的吕德斯海姆或霍赫海姆葡萄酒。
那段日子,我无忧无虑。
我时间多得很,喜欢去赌场,纯粹是为了看人。
我乐意当个旁观者。
一天晚上,我看红黑牌局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女人坐在我正前方。
她穿着华丽极了,只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她浑身上下没戴一件首饰。
她这身打扮,就是为了引人注意。
虽然她快五十岁了,看上去却像年轻了十岁。
她叫温泽罗尔伯爵夫人。
她的名声我早就听说过。
她就是大约两年前嫁给范·特龙普的那个女冒险家。
她这一生精彩极了。
她给一连串男人当过情妇——贵族、外交官、军人、有钱的冒险家,什么都有。
可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她赌瘾极大。
一个接一个的男人给她钱、给她庄园、钻石、马车、皮草、昂贵的衣服。
她几乎全都在赌场里,或者巴黎和圣彼得堡的私人赌局上输了个精光。
有个普鲁士近卫军的年轻军官彻底迷上了她。
他非常有钱,以为自己的家产能满足她的全部欲望。
他错了。
有一天,伯爵夫人的房间里传来一声枪响。
仆人们冲进去,发现那个年轻军官死在床上。
他一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
第二天,愤怒的债主们围住了她的房子。
伯爵夫人平静地告诉他们:
“我的银行家们就要来了。明天就付你们钱。”
那天夜里,他的同袍们以上军礼安葬了他。
大约午夜时分,送葬的队伍经过旅馆。
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衣出现了。
她看着队伍经过,看上去深受感动,朝死去的恋人挥手道别。
十分钟后,她从后门溜了出去,翻过花园的墙。
另一个情人在墙那边等着她。
这个人倒是没自杀,但他输掉了一半家产。
最后,他留下一封客客气气的告别信,带着情妇的侍女,坐船去了美国。
等我认识伯爵夫人的时候,她的名声已经太响,容貌也衰败得太厉害,没法再钓到一个有钱的丈夫了。
不过,她还是跟当地一位银行家好上了。
这段交情结束得相当戏剧性。
有一天,银行家的太太撞见他们俩在一起。
这位太太显然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已经准备好了鞭子。
她把两个人都狠狠抽了一顿。
之后,伯爵夫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赌桌旁边。
她跟着赢钱的赌客转,想从他们手里弄点礼物。
这些礼物常常相当大方。
早些年,漂亮年轻的女人抢着去陪赢家,可伯爵夫人已经竞争不过她们了。
不过她日子过得还是很好。
她就是存不下钱。
我就是这样跟她认识的。
她刚输光最后一个银币。
她一直押黑,可红连赢了四把。
她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
“先生,”她说,“请帮我在红上押一个双倍腓特烈金币。”
我立刻把钱押到红上。
我赢了。
“现在押到黑上。”她说。
我把钱挪到黑上。
黑赢了。
她把手按在钱上。
“先生,就放在那儿别动。黑还会再赢。”
果然又赢了。
她拿起赢来的钱——大约八十美元——递给我一枚双倍腓特烈金币。
然后她冲我一笑。
“哦,先生,”她甜甜地说,“请您大方点,让我留着它吧。”
“当然可以,夫人。”我回答。
她马上把钱又押回桌上。
两把牌之内,钱就没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又见过几次面。
彼此只是鞠躬,不说话。
后来有一天下午,我走进音乐厅。
我找了张小桌子,点了一瓶酒,坐下听音乐、看人。
伯爵夫人进来了。
她看见我一个人坐着,径直朝我走过来。
她热情地跟我握手,在我旁边坐下。
“要不要喝点酒?”我问。
“谢谢。”她回答。
我们喝完第一瓶,又叫了一瓶。
我们聊得意外地有趣。
伯爵夫人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会说好几种现代语言。
她对我说,我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绅士。
结账的时候,我犯了个蠢——让她看见了我兜里露出的几枚金币。
我看得出她想开口问我要一枚。
所以我替她省了这口,把一枚金币塞进她手里。
从那以后,我们关系变得相当亲密。
她两次付不起旅馆的账、眼看连衣服都要被房东扣下,我都替她付了账。
有一次,我还把她从一个怒气冲冲的洗衣妇手里救了出来。
我离开威斯巴登的时候,伯爵夫人还是老样子——快活、大手大脚、看上去挺阔气。
之后我有两年多没回威斯巴登。
然后,1873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我又到了那里。
可威斯巴登彻底变了。
普鲁士政府接管了这座城,不肯给布朗续发赌场牌照。
牌照在我到之前十四天就到期了。
差别大得惊人。
赌场黑着灯,死气沉沉。
人群不见了。
从前填满大街和散步道的热闹劲儿,全没了。
我这次住威斯巴登,纯粹是出于谨慎。
我在法兰克福大量卖债券,每天晚上回威斯巴登。
这回我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旅馆。
有一个星期六,我去法兰克福去得很晚。
生意把我拖到天黑以后。
回到车站的时候,我偶然朝三等候车室瞟了一眼。
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里面。
那个身影看着眼熟。
我认出了她。
是伯爵夫人。
她的样子说明了一切。
再也没有有钱的情人在等她了。
她看上去惨极了。
我热情地跟她打招呼。
她也回了我一句,却没精打采的。
天冷得厉害。
我浑身上下裹着皮草。
而且我一看就是发了大财的样子。其实我身上带了很多很多钱,她要是开口,我随手就能给她一些。
我说:
“走吧,伯爵夫人。我们坐头等车厢一起回威斯巴登。”
她摇摇头。
“我不住威斯巴登了,”她说,“我住在比比里希。”
“比比里希?”
“对。那是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美因茨往下大约四英里,离威斯巴登也大约四英里。”
火车已经在准备发车了。
我跟她道了别。
然后我问:
“我明天能去看你吗?”
她答应了。
她给了我旅馆的名字——美景旅馆。
第二天早上冷得吓人。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冷,所以吃了顿简单的早饭,就徒步翻过山丘出发了。
下午刚过晌午,我到了比比里希。
我找到旅馆,打听伯爵夫人。
我被领到她的房间。
天哪,这变化太大了。
房间小得可怜。
墙上只抹了灰,连墙纸都没贴。
只有几件便宜的家具。
伯爵夫人看上去非常消沉。
她完全有理由消沉。
她这一辈子都是围着享乐转的。
她活得好像夏天永远不会结束。
她从来没为将来存过一分钱。
她从一个个有钱的追求者身边换到下一个,只取用生活给她的那些快乐。
就算后来她老了、美貌凋谢了,她也能靠着赌桌边混日子。
可如今赌场的灯灭了。
对她来说,冬天终于来了。
我这一路走得肚子饿了。
已经两点了,我提议一起吃顿饭。
没想到,她说她已经吃过了。
“吃过了?”我问,“这才两点啊。”
“我知道,”她说,“可我没得选。”
“为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
“我欠旅馆一大笔账。要是再点一餐,房东说不定就逼我还钱了。”
“要是还不上呢?”
她看着我。
“我可能会被抓起来。”
那时候的德国法律,欠这种债的后果,跟在美国完全不一样。
我身上带着很多钱。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伯爵夫人为一张旅馆账单受罪。
我按了铃。
“给我上点饭,”我对侍者说,“再来一瓶酒。”
伯爵夫人显得紧张极了。
她在生活的阴暗面待得太久,对人变得疑神疑鬼。
她见过太多男人撒谎骗人。
她大概以为我是那种冒险家:点一桌贵得要死的菜,然后把她扔下,让她自己去应付暴怒的房东。
趁饭菜在准备,她终于跟我说了实话。
“我遇上大麻烦了。”她说。
“有多麻烦?”
“我连买一张邮票的一个克罗泽都没有。”
她垂下眼睛。
“我欠旅馆两个星期的账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她看上去筋疲力尽。
“我没地方可去。我逃不掉。要是我留在这里,可能会被关进监狱。”
她连着几个星期给所有认识的人写信。
以前的情人。
被她冷落过的亲戚。
老朋友。
那些她曾经以为会帮她的人。
可是没有一个人回信。
“我彻底孤身一人了。”她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能看到她脸上的后悔和绝望。
她在回望自己挥霍掉的一切,回望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旅馆老板和侍者很快就来摆桌子了。
虽然这顿饭只有一个人吃,他们却端来了两只酒杯,也没人叫他们这么做。
他们急着讨好我,已经开始管我叫“殿下”了。
伯爵夫人静静地坐在窗边,望着莱茵河。
我看了一会儿她。
然后,一股强烈的怜悯涌上心头。
我打发走了侍者。
我走到窗边,站到她身旁。
“别再担心了,伯爵夫人,”我说,“你的账我来付。”
她惊讶地看着我。
我伸手进外套,掏出一个塞满钞票的钱包。
然后,我把七张一百泰勒的票子放在她膝上。
“这张是付你旅馆账单的,”我说。
我把剩下的六张递给她。
“这些是给你的。”
她盯着那些钱。
有那么一会儿,她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东西。
然后,她脸上满是惊讶和感激。
我们聊了很久。
我跟她说话,几乎像个兄长。
也许,如果她还年轻漂亮,我就不会说得这么像兄长了。
“你这一辈子都在跳舞、唱歌、旅行、享乐,”我对她说。
“可那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她静静地听着。
“现在,你该去工作了。”
“我能做什么呢?”她问。
“去布鲁塞尔,”我建议说,“那里总有游客。你会说好几种语言,也懂得怎么跟人打交道。你可以在那些卖纪念品、卖小礼物给游客的店里找份活儿干。”
“你真觉得会有人雇我吗?”
“会的。真不行,就贴点钱求个职位。等你站稳脚跟,就能养活自己了。”
她想了想。
“我试试。”她说。
我们道别的时候,我答应第二天晚上再去看她。
可我回到旅馆,一封电报在等着我。
我的两个同伴要我去加莱跟他们会合。
我没得选。
我坐一早的火车走了。
我下一次见到伯爵夫人,是在纽盖特监狱里。
她来探监看我。
她为我的处境难过极了,也很难过自己帮不上任何忙。
但她听了我的劝。
她去了布鲁塞尔,在一家旅游兑换所找到一份工作。
不到一年,她就嫁给了那里的老板。
他是个市议员,在当地算个相当有分量的人物。
我认识的那个挥霍无度的女赌徒,最后成了一个尽责的妻子。
她还成了他五个女儿的慈爱母亲。
丈夫去世后,她成了女孩们的监护人,他的财产也托付给她照管。
她的人生彻底变了。
她变得非常虔诚,到死都是罗马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她死于1886年——那是我在比比里希认识她十三年之后。
她的骨灰安放在沙勒罗瓦公路旁圣阿涅丝修女院的小墓园里,离城大约两英里。
她墓碑上的铭文写着:
“献给伊丽莎白,亲爱的妻子,虔诚而忠贞。她侍奉上帝,已去与天使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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