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哈瓦那
法律终于还是追上了我。但我不相信它已经把我牢牢抓住,我坚信,在正义审判我之前,自己还能挣脱。
接下来在哈瓦那的几天,大部分细节我就略过不提了。名义上,我是个囚犯;实际上,除了不能离开警察营房,我跟自由人没什么区别。
指挥官瓦斯克斯上校对我和气得出奇,甚至邀请我同桌吃饭。
“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他说,“没理由一个人吃饭。”
我道了谢,但拒绝了。我早就在盘算逃跑的事,不想跟营房里任何人走得太近、处得太熟。
我妻子每天来陪我几个小时,给我安慰和陪伴。我的饭食由旅馆送过来。
纳恩被关了两天后就放了出来。他一获自由,我立刻把他拉到一边。
“纳恩,我打算逃跑。”
他瞪大了眼睛。
“逃跑,先生?”
“对。我要你在外面安排好一切,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妥当,不能让任何人起疑。”
他看起来如释重负,而不是害怕。
“那我也跟您一起走?”
“你愿意的话。”
“我当然愿意,先生。”
他高兴坏了。
与此同时,威廉·平克顿正想尽办法堵死我逃跑的可能。他已经向英美两国领事递交了正式抗议,反对把我关在警察营房里。
抗议几乎没什么用。瓦斯克斯上校直接命令平克顿和他的人待在营房外面。
那几天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陆军和海军的军官都来了,几乎个个都为我被捕愤愤不平。似乎没人真的关心我到底有没有罪。
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没有引渡条约。”
“他们没有法律权力把你交出去。”
“你该被放出来。”
连我的律师——古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信心十足。
“西班牙绝对不会有半点可能把你交出去。”他向我保证。
我但愿自己能信他。可我心里清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家们肯定会要求西班牙把我交出来,而西班牙是个穷政府,面对强大的金融利益,不得不掂量掂量。罗斯柴尔德的一句话,可能比国王的一句话还管用。
还有一件事让我不安:威廉·A·平克顿本人到了,还带着他的副手约翰·柯廷上尉。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古巴来。他们既然大老远来了,手里一定握着我毫不知情的命令和权力。
这让我确信,我被交出去只是时间问题。
我必须离开。
我请瓦斯克斯上校派士兵去我家,把我的两口箱子搬进营房。箱子里有八万美元现金和债券,还有大量贵重物品。
我给妻子留了两万美元。
给纳恩一千美元金币和五千美元西班牙钞票。
柯廷上尉早想没收我的行李,但西班牙法律不允许他这么做。眼下,我的财产还是安全的。
可我知道,在这里待不了多久了。古巴的叛乱仍在蔓延,叛军控制了东部各省的大片地区,还有西边的比纳尔德尔里奥。这场叛乱已经坚持了六年。西班牙军队一次次派去围剿,可叛军始终在打。热带的恶劣气候对西班牙士兵来说,几乎跟叛军一样致命。美国人普遍同情古巴事业,纽约的古巴支持者不断往岛上偷运武器。也有美国人跑去加入叛军,但被抓到几乎必死无疑。仗打得极其残酷,双方都没什么仁慈可言。
我开始认真考虑加入叛军。
“要是能逃出去,”我想,“就往西走,加入叛军,跟他们打上一年。”
之后,我计划横渡圣安东尼奥角和中美洲大陆之间的那片狭窄水域逃走。一旦到了叛军地盘,我相信西班牙当局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纳恩立刻自告奋勇。我又给了他两千美元。
“寄给你巴黎的妻子,”我对他说,“我不想我们离开的时候,你还得惦记她。”
真正知道我打算去哪儿的,只有三个人:纳恩、我妻子,和我自己。
说服我妻子很难。她怕得要命。不过最后,她还是同意了。
我们定了个计划。
“你一旦知道我跑了,就立刻离开哈瓦那。”我告诉她。
“我去哪儿?”
“去基韦斯特待一个月。要是那段时间没有我的消息,就发电报给我纽约的姐姐。”
“然后呢?”
“去纽约跟她住在一起,等我回来。”
她点了点头,虽然我看得出这对她来说有多难。
纳恩弄到了古巴的详细地图。一位西班牙绅士——我们的好朋友——也帮了忙,他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他建议我躲到松树岛,那里有个叫安德雷斯先生的人答应保护我。
我决定让所有人都以为我要去那儿。我真正的计划完全不同。
我打算从卡希奥出发,沿海岸向西航行,等过了比纳尔德尔里奥很远之后,再在天黑后靠岸。上岸后,天亮前就深入内陆,然后找一支叛军队伍,自告奋勇加入。我相信他们会欢迎我们,尤其我们全副武装。
我还有个习惯:每天给营房的卫兵送一瓶白兰地,隔天送一盒雪茄,还送别的礼物。结果,我大概是整个营房里最受欢迎的囚犯了。
我们定在3月20日逃跑。
我的房间在二楼。我可以在那层楼走动,只是通常有个卫兵跟着。没有一扇窗户直接对着大街。不过,有一间屋子有扇窗正对大街,那扇门平时锁着。我们安排人在十点整从里面把门打开。
我的活儿很简单:十点整,我走进那间屋子,反锁门,翻窗出去。纳恩和我的西班牙朋友在楼下等着。
“要是有人拦我,”我告诉他们,“不是本地人就开枪。”
我尤其担心柯廷或者他的人在外面守着。
“一旦我到了街上,”我说,“我就不会再活着回来。”
我们的枪和两把备用左轮手枪捆在一起,放在车站。附近还准备了简单的伪装——西班牙斗篷和假胡子。我们打算赶十点半南下的火车。等安全离开车站,就摘掉假胡子,只留斗篷。
那一天终于到了。
我已经让妻子装病待在旅馆。她曾勇敢地提出要陪我到逃跑那一刻,但我拒绝了。
“我不想你在那儿。”我告诉她。
“为什么?”
“万一出了岔子,哪个当兵的可能会侮辱你、伤害你。我不能冒这个险。”
她勉强同意了。
那天来看我的人出奇地多。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平克顿。我有种预感,一旦到了外面,我迟早会撞见他。
时间一点点过去。六点整,文职官员和他们的随从终于离开了营房,大楼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纳恩给我送晚饭来。他一边装得若无其事,一边悄悄塞给我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条腰带。我把腰带系在马甲里面,把枪藏在一堆衣服底下。
“都准备好了。”他低声说。
“你看见柯廷了吗?”
“看见了。他还像往常一样在旅馆附近转悠。他好像一点都没起疑。”
好。
七点钟,纳恩走了。我要到街上才能再见到他。
我把几个士兵叫进房间,大方地请他们喝白兰地。倒霉的是,当班那个卫兵喝得很少。这让我很担心——醉醺醺的卫兵才好对付。
八点刚过,总领事托贝特来了。他想抽根雪茄、聊聊天。他一直待到将近十点。终于,他站起身。
“晚安。”
“晚安。”
他一走,我就知道时候到了。我把左轮手枪塞进衬衫里,又卷起一顶帽子藏在里面。我叫来哨兵。
“喝一杯。”
他接过白兰地,我又给了他一支雪茄。然后我走进走廊,开始照常在那层楼溜达。
还剩十分钟。漫长的十分钟。我慢慢地走,抽着雪茄,装出完全放松的样子,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扇门。
十点整,我看了看表。我正站在离出口最远的那间屋子。哨兵慢慢跟在我身后。
我突然动了。我快速穿过两间屋子。有那么四五秒钟,哨兵看不到我。我只需要这点时间。
我摸到那扇门,推开,闪身进去,反手锁上。然后我从敞开的窗户翻出去,落在小小的铁阳台上。
我往下一看,街上挤满了人。我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我想:现在停下来,一切就全完了。
我翻过栏杆,悬在栏杆上吊了一瞬。底下的人群自然而然地往两边让开,给我让出落点。我一松手,稳稳落在地上。
我当然是光着头的。纳恩立刻出现,往我头上扣了一顶大草帽。似乎没人觉得有什么异样。几秒钟之内,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直有一只手挨着左轮手枪。我随时等着柯廷上尉出现,可他连人影都没有。我几乎不敢相信。
我们迅速溜进一条敞开的过道,又钻进一间屋子,在那里完成了伪装。纳恩和我本来刮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有浓密的假胡子,披着西班牙斗篷。
我付了等在那里的中间人一万美元的法郎和西班牙钞票。然后我们从后门冲出去。
一辆马车在等着。我们跳上车。
“去车站!”
车夫甩鞭催马。我们赶到时,刚好赶上十点半的火车。
好多天以来,我第一次自由了。
那晚的马车和火车,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旅程之一。我本来是囚犯,现在是逃犯。可自由让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夜里的空气更醇厚,世界的声音更动听。我被隔绝在自然之外好几天,现在每一样景物、每一声响动都显得珍贵。我几乎忘了自己正被追捕。
好在西班牙人天生不习惯怀疑陌生人,没人太注意我们。火车在热带夜色中咣当咣当地向南走。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吉萨——一个离哈瓦那大约九十英里、在卡希奥以西大约二十英里的小火车站。有位朋友给我们安排了马匹。我们跟他道别,骑马朝卡希奥去。我们俩都对越狱成功高兴得不得了。
朋友们还帮我们弄到了警察护照和持枪证,化名帕里什和埃利斯。我带了一块精密航海表、几颗值钱的钻石、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枪。纳恩背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烟草、火柴、二百五十支好雪茄和三百发子弹。我们还有古巴的详细地图和巴塔瓦诺湾的海图,南岸到处是岩石小海湾。
装备无可挑剔。可要是我们在叛军地盘附近撞上西班牙巡逻队,这一切都白搭。真要那样,我们十有八九会被打死。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更稳妥的计划本来是直接去圣何塞的安德雷斯先生种植园。问题是,一旦马德里下达引渡令,连松树岛也未必保得住我。
在卡希奥,我决定彻底从西班牙当局的视野里消失。从那时起,我只在夜里赶路。
陆路太危险,西班牙士兵到处都是,要是被人发现我们在朝叛军防线走,护照就是废纸。我更想走海路,但海路也有问题:西班牙炮艇在沿海巡逻。我们只能天黑后走,白天躲进一个个小海湾。
我们终于到了卡希奥。一个矮个子、模样凶恶的中士要我们的护照,翻来覆去地检查。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可不想每次都过这一关。”我想。
倒霉的是,我们找不到船。就算买到船,我和纳恩两个人也划不动。唯一的办法是雇一条带四名船员的船。到那时,我的西班牙语已经说得不错,跟当地人沟通没什么困难。
可这个计划越来越危险。走海路不行,走陆路更糟。
最后我做了个决定。
“纳恩,你得回去。”
他盯着我。
“回哈瓦那?”
“对。”
“我不走。”
“你必须走。”
“我能跟你一起。”
“不行。我不能拿你的命冒险。”
他跟我争了很久,但我很坚决。一个人行动,比两个人安静得多。
大约四十英里外,是西班牙最后一个要塞,在乔埃拉河畔的沃龙霍小镇附近。只要过了那条小河,就是中立地带,之后随时可能遇到叛军。
纳恩勇敢又忠诚。他恨透了离开我这个主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决定装成要回哈瓦那的样子。
第二天中午,我们骑上马。离开卡希奥两英里,到了小定居点佐林加。我们在那儿下了马,然后朝海滩走——在卡希奥以西大约四英里处。我们往丛林里走了一小段路,坐下来。
这是最后一次,我们以主仆身份交谈。可不知怎么的,我们已经不再是主仆。我们只是两个准备道别的朋友。
时间过得很慢。我们俩话都不多。要说的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抽着好雪茄等天黑。
最后我开口了。
“你回去以后,替我去见见柯廷。”
纳恩笑了。
“我该跟他说什么?”
“代我向他问好。你可以笑话他几句。”
“我会的。”
“告诉我妻子,我跟叛军在一起,最多待一年。”
“好。”
“把你妻子也接来,带到纽约。我妻子会帮她找工作,让她们俩住在一起。”
纳恩点点头。
我们又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枪我不能带,太大太危险。我留下两把左轮手枪,插在腰带上。那是两把老式枪,后来我才发现,有些弹药要么受潮失效,要么不防水。
我带了两瓶水、一百支雪茄、三百发子弹、四磅牛肉干和一条面包。我戴一顶软帽,穿一双上好的英国步行靴——这双靴子后来派上了大用场。我的航海表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挂在脖子上。
贵重物品我几乎都交给了妻子,只留下三颗钻石纽扣、七百美元金币、五千美元钞票和一万美元债券。
分别前,纳恩给我砍了一根结实的铁木棍。
“你可能会用得上。”他说。
黑夜终于来了。我们走出丛林,坐在温暖的沙滩上。头顶星光灿烂。我们轻声说着话,看着夜色笼罩海岸。
终于,我的表指向十点。我们站起身,用力握了握手。
“照顾好自己。”纳恩说。
“你也是。”
然后我们分开了。他朝东回卡希奥,我朝西去比纳尔德尔里奥和叛军营地。
从那一刻起,我孤身一人了。
我最大的危险是碰上西班牙士兵。谁看到一个外国陌生人往西朝叛军地盘走,都会拦下他或发出警报。要是我被捕,护照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一文不值。我可能会被枪毙,也可能被扔进肮脏的监狱,同时把我的案子报告给哈瓦那的总督。无论哪种,我最后都可能被送回哈瓦那——甚至送回英国。
乡下一片原始。普通人住在简陋的茅屋里,很多人睡在两面敞开的屋顶下的吊床上。大多数人太阳一落山就睡觉。这让夜行出奇地安全。唯一的危险是碰上哨兵或小哨所。要是看到当兵的,我打算立刻钻进丛林。很多地方,丛林一直延伸到海滩边。
我不怕黑。我怕的是哨兵在我看到他之前先看到我。在我来得及开口解释之前,枪口可能已经对准了我。
不过,我在古巴这段时间仔细观察过西班牙士兵,他们的纪律很差。我强烈怀疑,孤零零的哨兵常常在等换岗时打瞌睡。
于是我迈开步子,精神抖擞地朝西走。我警惕着,却莫名地自信。
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加勒比海在星光下美极了,海浪泛着幽幽的磷光,丛林里满是奇异的夜声。
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居然挺享受。我开始憧憬前方的自由生活:一旦越过西班牙防线,我就是个冒险家。也许一两年后,我会带着一段精彩的故事回到妻子和朋友身边。我甚至想,为自由古巴而战的勇敢纪录,或许能让人忘掉我的过去。
可黑暗会捉弄人。每块石头都像人,每个树桩都像哨兵,每丛灌木都像藏着士兵。有好几次我冲进丛林躲起来,盯着看有没有动静。有一次,仅仅因为一大片灌木看着可疑,我绕了几乎一英里的路。
夜色温暖而宁静,像家乡的夏夜。我沿着海滩走,肩上挂着两瓶水,左轮手枪和弹药又添了不少分量。我背的东西相当重。
夜里我没找到淡水。不幸的是,天亮前,我还要经历一段非常难受的涉水历险。
午夜刚过,我在几棵棕榈树下停下,坐在沙地上吃面包和牛肉干,又喝了点瓶里的水。我点了一支哈瓦那雪茄,摊开四肢躺在温暖的沙子上休息,整整享受了半个小时。雪茄够抽,脑子里的念头够多,而且我很自豪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么多难关。我盼着白天躲在丛林里。
凌晨四点左右,东边的天空开始发白。我对走过的路程很满意,该在天亮前找个地方藏起来了。
然后我到了一个巨大沼泽的尽头。夜里我注意到有条路与海滩大致平行,离岸几百码。我没走那条路,怕碰见人,所以一直待在海滩上。
沼泽中央有一片清澈的水面,四周是湿地。天快亮了,我没有急着赶路的理由,决定停下来,等到第二天夜里再说。就算有人看见我,我还有几个小时的黑暗可以消失。
我沿着沼泽边缘走。前面有一片看起来鲜绿鲜绿的草地。我想都没想就踩了上去。
地面在我脚下消失了。我直直掉进四英尺深的泥水里。
“见鬼!”
我挣扎着爬回硬地,浑身湿到肩膀,腿上全是泥,手枪、面包和别的随身物品全泡了咸水。我立刻跑向海边,坐在温暖的海水里想洗掉泥巴。然后我钻进丛林,穿过那条路,往植被深处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等天亮。
我想离路近一点,好看清每个路过的人,弄清楚这一带住的都是什么人。可我坐的地方是湿的,衣服全湿透了,我怕染上热病,只好再往内陆走,直到找到几棵倒下的树,在密林里开出一片空地,阳光能照到地面。
我脱下衣服摊开晾干,小心不让毒草碰到皮肤,然后坐下来又吃了一顿。
那一刻,我最担心的不是弹药,而是雪茄。我检查了一下,还好只湿了一点。我把它们摊在衣服旁边,然后点了一支。湿气正从我的衣服里蒸出来。
我决定保持乐观。情况本来可能糟得多。
两瓶水已经喝完一瓶,我决定以后只带一瓶,渴了再找水。只要不生病,我需要的就不多。我最担心的是热病。一旦病倒,口渴就会变成大问题。我得找高一点的地方,那里可能有淡水。
那些漫长的时光里,我的表成了最忠实的伙伴。我老把它掏出来看,它让我有点事做。
十点左右,我挪到路边,藏进一丛厚厚的叶子后面,盯着那条路。到那时为止,我一个活人都没见到。
起初我热切地盯着。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我注意到一只巨大的黄蜘蛛,正在织一张大网。我看得入了迷。
忽然——
嗒嗒,嗒嗒,嗒嗒。
我吓了一跳。一个男人骑着骡子冲下沙路。他没带武器,但明显是个当兵的。
二十分钟后,一辆旧马车过来了。四个衣衫褴褛的黑人坐在上面,赶着四头瘦骡子。他们一句话不说,脸上又累又绝望。
一点钟之前,大约三十个人从路上经过。好几个是国民卫队的士兵。
就在这时,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这片地方。从我藏身的灌木丛里,可以看到一座桥跨过沼泽的窄处。可桥那边还有更糟的东西——一片房子一直延伸到海滩,还有一个伸进水里五十码左右的码头。那些房子里,十有八九有一间是岗亭和警察局。
我的路被堵死了。桥附近肯定有哨兵,我过桥不可能不被人看见。沼泽向内陆延伸三四英里,丛林密得几乎无法绕行。
我决定不冒险过桥,改走海路。但过沼泽又是个问题,泥太深,走不过去。
白天我四处找水深到能游过去的地方,一无所获。到处都是腐烂的叶子、缠绕的藤蔓和黑泥浆。我讨厌爬过那种东西的念头。就算我到了开阔水面,另一头也会是同样的噩梦。
只有一条路可行:走进海里,游过码头,躲开码头上可能望风的人。
可有个可怕的危险——海里全是鲨鱼,夜里它们会游到岸边来。
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先试试桥。要是桥有守卫,就走海路。要是过桥时被看见,就立刻跑回丛林。可一旦士兵知道附近有逃犯,就可能把整个地区围起来。
海是危险,但至少给我留了一条生路。
下午,我用干树枝扎了一个小筏子,结实到能驮大约二十磅东西。我打算把左轮手枪、弹药、雪茄和其他补给放上去,然后游着泳推着筏子前进。
天黑后,我把筏子扛进丛林,放在海滩上。然后我躺在滚烫的沙子上,抽了一支雪茄,等着月亮落下去。
但我并不是干等。我看着星星和月光下的海,心想:这世界真美好。
我的思绪从人类命运飘到个体本性。最后我得出一条结论:我自己的“自我”过得还不错。也许这世界真的打算善待我。
带着这个舒心的念头,我又点了一支雪茄。对岸,黑乎乎的珊瑚岛从海里冒出来,长满树木,倒映在平静的海面上。我安安静静看了两个小时。
月亮终于开始下沉。我不介意等。眼前的景色完全吸引了我:奇异的处境、热带的夜、星星、安静的水面——一切都近乎梦幻。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找我,有多少人在猜我去了哪里,又有多少人会好奇我到底是谁、消失去了哪里。可他们谁也不会想到真实的情形,哪怕想象力再丰富。
那里,我一个人,躺在热带的沙滩上,躲着法律,准备游过满是鲨鱼的水域,前往叛军的地盘。
那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我永远不会忘记。
多年以后,每当深夜我被关在地牢里,记忆总会回到那个场景,像魔术师的幻灯一样在眼前展开。我会看见星星,看见从水里升起的黑暗岛屿,感觉到身下温暖的沙子,想起指间的雪茄和脑海里奔涌的念头。
那里的一切都被保存了下来——景象、声音、危险、自由,还有那一夜奇异的兴奋。
它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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