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我被逮捕了
我一向运气极好,遇上了我的仆人纳恩。他忠诚、勇敢,完全值得信任。我决定把他留在哈瓦那,他为此难受了很久。换作平时,我绝不会这么做。
离开前一天,我把他叫到一边。我没有告诉他真实原因,只是用少有的严肃语气交代他:
“纳恩,我想让你悄悄离开哈瓦那。回去告诉你家夫人,我派你去马坦萨斯,那是哈瓦那以东大约四十英里的地方。”
他认真听着。
“离开之后,把纽约的报纸全都带上,去卡希奥等我。别告诉任何人你真正要去的地方。我下个星期天从松岛回来。”
“是,先生。”
“还有,你听好了。在我回来之前,如果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任何事——你必须立刻动身去卡希奥,租一条船,雇几个水手,赶来接应我。别心疼钱,一分钟也别耽搁。”
纳恩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他从不多问为什么要做某件事。只要他信得过主人,他就照办。
我还从当局那里拿到了持枪许可证,把它交给了纳恩。
“带上一支后膛枪和两把左轮手枪。”
“是,先生。”
在松岛这段时间,我会和外界彻底隔绝。如果纳恩带着报纸赶到,而我看出了危险的迹象,我就不会回哈瓦那。我会找一条船,装满给养,独自驶往中美洲某个港口,再从那里派纳恩回来接我妻子。
十点钟,我们一行人坐上一艘敞篷货船,离开卡希奥,前往圣何塞——那是岛西海岸外大约七十英里的地方。
圣何塞是我们那位东道主名下的好几座种植园之一,主要种咖啡。这座种植园大约有一百三十名奴隶。
船上装着奇奇怪怪的乘客和货物:二十个黑人、几条狗、几只海龟、斗鸡、两头受过训练的猪,还有一条叫杰科的大蛇。杰科在船上自由自在地爬来爬去,好像整条船都是它家的。
船上的人和东西全都是东道主的,只有我们三个客人例外。
穿过马塔马诺湾时,风景美得惊人。海水清澈见底,海底白得发亮,连水下游动的生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岸上,茂密的森林显得异常安静,死气沉沉;水面之下,却处处生机勃勃。
海鸟遮天蔽日,另一些落在海面上随处可见的白色岩石上。
远处的小岛一个接一个浮出来,像贴在蓝色背景上的美丽图画。
我们在其中一座最漂亮的小岛——塔纳礁——上了岸。沙滩又宽又白。船直冲过去,龙骨陷进沙子里。十几个黑人立刻跳进水里,把我们扛在肩上,送上沙滩。
我们去找海龟蛋。没一会儿就找到了几堆沙丘,挖开沙子,下面藏着几十枚蛋。我们装了满满一筐。
可惜一尝,味道又腥又馊。格雷和我立刻放弃了把它们吃掉的打算,安德烈斯先生和蒙达戈先生也一样。
我们的船夫是个出色的水手,风又大,船贴着水面飞驰。等短暂的赤道黄昏暗下来时,我们终于到了圣何塞的小码头。
迎接场面一点也不安静。大约一百个穿着鲜艳衣服的奴隶,又是喊叫又是放枪,迎接主人归来。那天是星期天,他们在庆祝主人回家。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星期天对劳苦大众意味着什么。
那些天天干活、没有片刻休息的人,日子该是什么样?
我干了十九年的活,什么天气都熬过。支撑我熬过累人的六天、让我一直撑下去的,就是知道星期天总会到来。星期天早上醒来,我几乎能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自由。至少这一天,我不用干活。
我常常感激那位加利利木匠。他的教诲让一代又一代人保住了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不管基督教还给了世界什么,这每周一天的休息,是送给劳动人民的一份非凡礼物。
古罗马帝国统治过半个已知世界,可普通工人连个固定的休息日都没有。
就算在我那个年代,还有千百万中国劳工,享受不到“一周有一天属于自己”这样让人心安的事。
在松岛度过的那个星期,种种细节我不打算一一细说。
白天我们钓鲨鱼。晚上,月光下,我们等着海龟爬上岸,在沙子里产卵。
可对古巴人来说,什么都比不上斗鸡来得刺激。起初我讨厌这项运动,但慢慢地就习惯了。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和那些鸡一样享受斗鸡。
人适应新环境之快,实在惊人。
一个星期很快过完。东道主一再挽留,但我越来越惦记外面的世界,实在不能再拖了。跟种植园里所有人闹闹哄哄地道别后,我离开了。
到松岛一个星期后,就在太阳把云彩和海面染得五彩斑斓的时候,我驾船回到了卡希奥的小海湾。格雷又多留了一个星期。我坐的是一艘小单桅帆船,由安德烈斯先生的两个手下驾驶。
纳恩在沙滩上等我。他立刻递给我一封妻子的信。
“家里一切都好。”他说。
我拆开信。妻子在信里急切地催我回家。
我去附近的庄园,取回纳恩带来的那一捆纽约和伦敦的报纸,然后回到房间,打开《纽约先驱报》。
一看到头版标题,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报纸上全是关于英格兰银行案的报道,人人都在打听那个神秘人物“沃伦”到底是谁。
我明白,继续用真名生活的日子到头了。造一个假名很容易。眼下,我决定先化名生活,看看局势怎么发展。
可我不能在哈瓦那瞒着妻子。如果我突然换个名字出现,她迟早会发现真相。与其让她从报纸上知道,不如由我亲口告诉她。
墨西哥似乎安全得多。就算有人发现我在那里,我想也不会有太大麻烦。
于是我定下计划:先回哈瓦那,跟朋友们道别,然后尽快动身去韦拉克鲁斯。
我想立刻就走,但夜里穿越丛林又危险又难走。
我对纳恩说:“天亮就出发。”
“是,先生。”
我上床睡了。
天一亮,我和纳恩就上路了,一路不停,直到圣马科斯——一个让人想起人性残酷的地方。休息一小时后,我们继续赶路到圣费利佩,正好赶上开往哈瓦那的火车。
傍晚到哈瓦那时,我让纳恩先回去告诉夫人我平安到了。然后我去酒店见唐·费尔南多。他热情自然,让我一下子安下心来。哈瓦那发生的事他似乎几乎全知道,却没听到关于我的半点风声。
我又去了警察营房,跟警察上校谈了谈。结果一样,他也什么都没听说。
那一刻我以为,伦敦和纽约再大的风暴,在哈瓦那连一片云都还没有。
我错了。一场飓风已经在路上。
我终于回了家,见到妻子。她气色很好,开开心心的,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看着她那张充满信任和信心的脸,我意识到要把真相告诉她有多难。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体面人,而很快她可能会发现,她信任的这个男人正面临坐牢的危险。
不过我还是相信,只要我答应再也不做错事,她会原谅我。
她请了二十位朋友,星期四来家里吃饭。两天后有一班开往墨西哥的轮船,我原本打算坐那班船走。
要是真走了,这本书就不会问世。
因为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决定改坐星期六那班船。星期六,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走。
晚宴安排很简单。我们不用自己请厨子和侍者,只消告诉房东来多少人。唐·费尔南多就会派酒店的人过来,多带厨子和侍者。我妻子只需迎客、享受这个晚上。
宴会那天下午,我强烈地冲动想告诉她,我卷进了某种可怕的麻烦。可她那么高兴,我实在不忍心毁了这个晚上。
我决定等到了墨西哥再说,而且只说一部分真相,不是全部。
她不知道,自己正活在过去许多年里最后几小时的幸福中。我也是。
那天晚上,客人陆续到来,我心情很好。我笑着坐下吃饭,神态轻松。二十个快活的人围坐在桌边,没有一个人猜到这个晚上会怎样收场,最想不到的是我妻子。
晚宴非常成功。到八点钟,差不多快结束了。长窗开着,海湾吹来的暖风穿过房间。
突然,时钟敲响了一刻钟的钟声。
紧接着,我们听到屋外急促的脚步声。声音冲过走廊,穿过门厅。所有人都转向敞开的门口。
一个神情坚定的人走进餐厅。一看就是个美国人。他身后跟着十几个平民和士兵。
他扫视全屋,目光落在我身上,径直走到我的椅子前,微微欠身。
“比德韦尔先生,”他平静地说,“很抱歉打扰您用餐,给您添麻烦,但我别无选择。”
我盯着他。
“我有一张逮捕令,”他接着说,“罪名是伪造英格兰银行文件。”
他顿了一下。
“逮捕令由古巴总督亲自签署,手续完全合法。”
然后他直视我的眼睛。
“您是我的囚犯了。我叫威廉·平克顿。”
每个人这辈子都会经历一些丢脸的失败,但我希望再也不要经历像那一刻那样击垮人的时刻。
我永远忘不了妻子的表情。她先是愤怒地看着闯入者,然后看向我。那眼神好像在说:
“等着瞧吧,等我丈夫站起来,他会把你们全都轰出去。”
可我并没有愤怒地站起来。她看到的是我在平静地和柯廷说话。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血色从脸上褪尽。
客人们没听清平克顿说了什么。房间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寂静。
我终于站起来,说:“一定是弄错了。”
我告诉大家,我被捕是因为涉嫌向东部省份的叛军供应武器。
“请各位先回去吧,”我对客人说,“明天一切都会解释清楚。”
房间里还有五名士兵、英国总领事克劳福德先生、平克顿和约翰·柯廷上尉。纳恩也被柯廷扣住了。
场面尴尬极了,没人知道该说什么,我当然也不知道。
餐厅后面有一间大起居室,我的贵重物品都锁在箱子里,平时也在那里写作。
我转向平克顿:“能跟我去那间屋谈谈吗?”
“当然可以。”他毫不犹豫。
屋里灯火通明。我指了指椅子:“请坐。”
他坐下了。
“来杯葡萄酒?”
“好,”他愉快地回答,“不过我只喝克利科香槟。”
仆人拿来一瓶酒和两只杯子。我倒上酒,然后故意把话题引到钱上。
柯廷上尉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凭我和欧文公司打交道的经验,我在想他会不会愿意受贿。
我豁出去了,决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价码。要是他拒绝,我就开枪打死他,从窗户逃走。一支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就放在我手边敞开的抽屉里。
我看着他:“你懂钱的力量吗?”
“懂,”他说,“而且我需要很多钱。”
我指着其中一只箱子:“那箱子里装着一笔财富。”
他看着我。
“你在这儿坐十分钟,别声张,我给你五万美元。”
柯廷一动不动,严肃地盯着我。然后,他的目光落到酒瓶上。
我慢慢把手放上左轮手枪。
柯廷拿起酒瓶,给自己倒满一杯,直直地看着我,一饮而尽。他把杯子放回桌上,笑了。
“天哪,先生。那可是每分钟五千美元。”
“没错,”我说,“这薪水可不低。”
“可我不想要。”
他突然站起来。与此同时,他看到我动了。
但我更快。我直接朝他开了一枪。
他像被雷劈中一样倒了下去。
我立刻冲向窗户。还没够到,窗帘就被猛地扯了下来——柯廷的一个手下握着左轮手枪,从外面的黑暗中翻窗跳了进来。其他人跟着士兵冲进房间。
我妻子也从餐厅跑了进来,脸色煞白。
一场激烈的搏斗开始了。倒地的柯廷居然爬了起来,也加入混战。
没打多久,我就被缴了械,被严密看押起来。
我那一枪打中了柯廷,打断了他一根肋骨,然后滑开了。这家伙真是个硬汉,不久后我们被押往城里时,他居然跟我坐同一辆马车。
我努力安慰妻子,但没用,她吓坏了。
我们分乘三辆马车进城。平克顿先生试着安慰她:“别担心,您丈夫今晚会住在酒店。”
等我们到达时,我被捕的消息已经在美国人圈子里传开了。那家酒店几乎是美国人的俱乐部,不少熟人很快来看我,他们义愤填膺,大声谴责这次逮捕。
当然,他们只看到表面,根本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很快,我们的总领事托贝特也来了。他向我保证,会确保我得到公正对待,直到这场误会澄清。
那天晚上我睡在酒店,柯廷上尉和他两个手下跟我同住一个房间。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平克顿对自己挨的那枪还是出奇地好脾气。他说他不怪我,但承认被我占了上风,让他很没面子。
第二天一清早,我的警察局长朋友莫雷诺·德·瓦斯克斯上校来看我,他气坏了。
“这太荒唐了。”他说。
他最生气的是,平克顿没跟他打招呼就抓了我。
“他们要是先来找我,”他说,“我写张条子请你来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然后他转向平克顿:“放了他。我亲自担保,他随传随到。”
可平克顿心里门儿清,他也知道自己背后站着谁。他对上校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
我向美国领事求助。托贝特看起来很为难。
“很抱歉,”他说,“平克顿是奉华盛顿国务院的命令行事。我只能接受对你的拘留。”
他顿了顿:“但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关进普通监狱。”
第二天中午前后,我被转移到警察营房,安置在副官的房间,派了一队士兵看守。
接着,报纸来了。
第二天的《纽约先驱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讨论我入狱的合法性。
社论指出,我是应英国政府的要求被捕的,因为他们认为我是英国臣民;可实际上我是美国公民。英国与古巴之间,并没有明确授权逮捕我的引渡条约。
报纸认为,只要我的美国公民身份能够确认,美国国务卿就应该出面干预。
报纸还提到,我想被送往纽约,这可以理解;但它怀疑,这场法律纠纷未必能让我更容易逃脱。
它还批评了古巴当局,暗示总督几乎拥有无限权力。
据报道,好几位古巴知名律师和法官都称这次逮捕非法、史无前例。
哈瓦那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伦敦。发给《伦敦泰晤士报》的电报说,律师和有影响力的公民正在为释放我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相信我就是那个神秘的沃伦。
美国领事计划以我是美国公民为由要求释放我;英国总领事克劳福德则在阻挠这些努力。
整座城闹翻了天,而且许多公众同情我。
接着,3月31日,又一则报道传回《纽约先驱报》,这次更惊人。
报道说,被控伪造英格兰银行文件的比德韦尔逃跑了。前天深夜,他衣着不整,从警察营房二楼的阳台跳了下去——而看守就在旁边。
报道说,比德韦尔夫妇在哈瓦那极受欢迎。人们普遍认为,是他们的朋友安排了这次越狱,因为没有任何合法办法能阻止英国领事试图引渡他。
大家的普遍感觉是:英国人永远别想把比德韦尔要回去了。周围地区有几十个种植园主愿意窝藏他,而在古巴这种地方,他们能把他藏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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