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列装满大炮的火车
蔡斯接掌财政部没多久,就发现政府的财政已经烂到了根子上。
国库几乎见了底。
到一八六一年六月底为止的那个财年,政府花了大约六千二百万美元,收入却只有四千一百万。而且,随着叛乱在南方蔓延,这点收入也摇摇欲坠。
林肯总统请国会批准招募四十万大军,军费立刻涨到了每天将近一百万美元。
蔡斯算了笔账:接下来这一年,政府大约需要三亿一千八百万美元。
他的方案是:靠税收筹八千万,借款两亿四千万,再发行五千万国库券——这种券可以随时要求兑换成金币或银币。
国会批准蔡斯以美国信用为担保,最多借两亿五千万。
其中一部分授权他发行五千万免息国库券,在纽约、费城或波士顿随时兑现。
蔡斯公开招标那批"八一"公债时,凡是出价不低于九十四的投标全部接受,低于九十四的一概退回。
我立刻组织了一个银团,打算按九十四的价格把剩下的债券全部吃下。
银团里包括好几家纽约银行,还有一批有钱的投资人。
我专程去华盛顿见蔡斯。
见面之后,我说明了来意。
"我准备按九十四的价格,把剩下的债券全部接下来。"我告诉他。
蔡斯看起来挺赞成我的方案。
但他请我把这事先放着,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说。
"我得考虑考虑,那些被驳回的投标人,是不是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说。
我同意了。
可是,这一趟华盛顿之行,已经改变了我对局势的判断。
火车快到首都的时候,我从卧铺车厢的窗口望出去。
眼前的一幕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一列火车上装满了铜炮。
至少十二节平板车,每节拉着一门那种庞然大物。
炮口已经调好,像是随时能推上去对准敌人开火。
就在那一刻,"战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话题。
它就在我眼前。
我在华盛顿逗留的整个期间,那幅画面一直印在我脑子里。
火车到站后,我直奔威拉德酒店——当时华盛顿首屈一指的旅馆。
我匆匆洗了脸,换好衣服,下楼到那间老式餐厅吃早饭。
我问侍者,各部的大员通常几点到衙门办公。
"十点。"人家告诉我。
十点整,我到了财政部。
我把名片递进去,蔡斯几乎是立刻就见了我。
他是个身材魁梧、仪态威严的人,气场十足。
从见面的第一眼起,我就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伟人。
我说明了来意,又把买债券的条件重复了一遍。
可华盛顿这座城市,本身就在给我传递另一个信号。
那时候,华盛顿大约八分之七的人口是南方人。
很多政府雇员也是南方人,他们心里清楚,政局一换,自己多半要丢掉饭碗。
整座城市像一口沸腾的锅,阴谋、猜疑、叛国的暗流到处翻涌。
我走到哪儿,脑子里都甩不掉火车上那些大炮。
到处都是战争的传言。
人人紧张,人人亢奋。
我看得越多,就越确信:这场战争躲不掉了。
而且我不认为这会是一场短仗。
我觉得它一定又长又血腥。
我给纽约的合伙人发了封信。
"准备迎接一场大战。"我警告他们,"把我们手里的商业票据全部卖光。"
我还让他们去联络债券银团的成员。
"退出这笔债券认购。"我劝他们,"我断定战争马上就要开打,政府债券八成会暴跌。"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见蔡斯。
"我改主意了。"我开门见山,"我现在认定,这会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为我的客户着想,我不能昧着良心继续昨天的报价。"
蔡斯对战争的走向和我看法完全相反。
他坚信麻烦很快就能了结。
"那些债券应该按面值卖掉,"他说,"用不了多久,还会更值钱。"
他估计这场危机六十天内就会结束。
今天回过头看,那种自信简直不可思议。
但当时,这么想的人远不止蔡斯一个。
太多人都严重低估了南方的决心和实力。
尽管我们意见相左,蔡斯对我始终礼遇有加。
他那种庄重的风度,几乎让每个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
他的气质能立刻打动你,而且不像大多数第一印象那样会褪色。
后来,他成了我最热诚、最珍贵的朋友之一。
我在战争期间于华尔街取得的大部分早期成功,都离不开他的支持与赏识。
这一趟华盛顿之行,大概救了我的生意。
要是我没去,没亲眼看看那里的形势,我的公司多半会和许多重仓公债、商业票据、股票以及其他高风险资产的同行一样,落得同样的下场。
相反,我带着"一场金融风暴就要来了"的判断回到了纽约。
这个警告来得正是时候。
说起我和政府公债第一次打交道,其实还要更早,就在林肯就职前不久,当时的财长还是豪威尔·科布。
科布招标发行一批美国政府债券,年息五厘,期限二十年。
我的公司出价二十万美元认购。
我们想赚一笔快钱。
按规定,我们交了百分之五的保证金。
大部分投标都被接受了,包括我们的。
很大一笔数额分给了洛克伍德公司——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公认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乔治·罗宾斯公司、约翰·汤普森、玛丽与坎斯,还有好几家公司也都投了很大的标。
可等到政局开始恶化,这些公司几乎全都反悔,不肯认购当初答应的债券。
他们那百分之五的保证金,就这么打了水漂。
政府原本可以强制执行合约,但它没有。
那些债券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也是蔡斯上任时国库那么空虚的原因之一——科布后来挨的那些公开批评,有一份是他该受的。
我的公司则信守了承诺。
我们认购了二十万美元的债券,按面值。
其中大部分最后在九十五甚至更低的价格上卖了出去。
可是,别人都不认账的时候我们认了账,政府从此对我们刮目相看。
这段关系在战争期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去华盛顿那阵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商业票据,比重超过华尔街的任何其他业务。
我刚进华尔街的时候,就在处理商户票据这件事上带来了新的做法。
过去,票据商只是把商户的承兑汇票和应收款捏在手里,等一张一张卖出去。我不这么干——我直接把票据买断。
价格按当时的利率来定,外加我们的佣金。
这套做法行得通。
没过多久,我的公司就成了纽约最大的商业票据商。
这个行当,被两家老字号垄断了二十五年。
他们那套老掉牙的做法,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老办法是这样的:商户把应收票据送到贴现商那里,签上背书押在店里,得等单张票据陆续卖出去,才能一点一点拿到钱。
我给他们的东西快得多。
"票据我们直接买断。"我告诉他们。
而且不让他们干等,我当场就开支票。
商户们喜欢这套。
很快我们就在这行里成了主力,把竞争对手气得够呛。
到那时候,我手里已经攒了大约五十万美元的票据,押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银行里做抵押。
从华盛顿回来,认定战争要打之后,我立刻动手压减这些敞口。
动作越快越好。
我几乎卖掉了一切。
到最后,只剩兰恩与博伊斯公司约一万美元的短期票据,外加爱德华·兰伯特公司一张五百美元的票据。
这场大清理刚刚收尾,消息就来了。
从华盛顿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南方邦联军就向萨姆特堡开了炮。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华尔街蔓延。
恐慌瞬间爆发。
股票崩盘。
财富几小时内灰飞烟灭。
有人一夕之间从百万富翁沦为赤贫。
钱几乎借不到了。
商界里信任荡然无存。
那两家我没来得及卖掉票据的公司,最先倒闭。
我卖出去的大多数票据还没到期,背后所有的出票人和背书人就都跟着垮了。
要是没在那个节骨眼上清空账目,这场灾难会连我一起卷走。
我可能被吊得比吉尔罗伊那只出了名的风筝还高。
我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只因为我在最准确的那个时机动了手。
我一直相信,自己能活下来,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一种反常的直觉——一场金融大风暴来临之前,这种预警时不时就会冒出来。
我不是通灵人士,也不信鬼神。
可不管这份奇怪的禀赋是什么,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它。
有时候,我会收到人们说的那种市场"消息"。
我学会了听,但不急着照做。
许多人听到同样的风声就扑上去。
灾难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种古怪的直觉,一年到头救了我好几次。
我不像老范德比尔特那样玩扶乩,也不去开那些黑灯瞎火的降神会。
可只要金融风暴逼近,我身上就会出现一种强烈得几乎无法忽略的不祥预感。
我认识其他也有这种预感的人。
区别在于,他们无视了它。
而在投机场上,无视预感是会要命的。
所以,我要再重复一遍我的警告:
当心"点数"。
那是金融市场上的一簇鬼火,把不走运的投机客引向毁灭的,华尔街没有几样东西比它更厉害。
本回答由AI生成,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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