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库大门,向我们敞开
我从巴黎赶回伦敦,一大早就到了。没顾上歇脚,直奔麦克和乔治那儿。三个人凑在一起,紧张地商量着即将到来的那场会面——这是我们整个计划里最重要的一次。
我要去见的人,是英格兰银行的经理。
要是他按常规办事,那我们可真得谢天谢地了。假如他跟任何一个谨慎的生意人一样,让我出示推荐信、查我的背景、调查我的底细,那我们的计划当场就得完蛋。
但我们相信,之前铺的每一层台阶,已经足够让他信任我了。
我早就成了银行的储户。 我写过好几封漂亮的信。 我还从巴黎汇过一万英镑的支票。
我们指望这些能让他认定:F·A·沃伦是个有钱又有身份的美国生意人。
可就算这样,谁心里也没底。
“会出岔子的地方,有一千个。”麦克警告我。 “一句不小心的话,就能毁掉一切。”乔治补了一句。 “哪怕你脸上露出一个不对的表情,都可能让他起疑。”
他们说得没错。 不该笑的时候笑一下、一个紧张的眼神、一句多余的问话——随便哪一样,都能把我们全盘暴露。
于是我们把这场会面翻来覆去地推演。 讨论我该说什么。 讨论我该避开什么。 他们往我脑子里塞满了叮嘱,塞到几乎装不下别的。
但说到底,他们俩都明白:一旦我走进那间办公室,就只能靠我自己的临场判断了。 最后一锤子,得由我来敲。
这场小小的“作战会议”,是在格罗夫纳酒店我的房间里开的。 我早上六点从巴黎到伦敦。 八点,麦克和我一起吃早饭。 九点,乔治也来了。 我们一直谈到十点。 然后三个人动身去银行。
到了银行大楼,麦克和乔治留在外面。 他们会一直等到我出来。 我一个人走了进去。
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接走了我的名片。 上面写着: “F·A·沃伦。”
没过多久,我被领进了经理的私人办公室。
那位经理如今早已去世,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也不描述他的长相了。 我只想说,一见到他,我心里就踏实了几分。 他看上去,不像是会给我们的计划添麻烦的人。
他事先得到的消息是:我是个铁路承包商。 他很热情地招呼我。
“您愿意通过我们银行办理业务,我们非常高兴。”他说,“我们会尽全力为您提供方便。”
我道了谢。 “我预计会经手大笔资金。”我告诉他,“年底之前,我大概需要相当可观的贷款和贴现额度。”
“这应该不成问题。”他回答。
会面进行得和我预想的几乎一模一样。 没多久,我就离开了银行。
麦克和乔治正在外面等着。 一看到我,他们立刻围了上来。
“怎么样?”麦克焦急地问,“谈得如何?” 乔治盯着我:“他起疑了吗?”
我笑了。 “就银行那帮人来说,通往金库的路,已经彻底敞开了。”
第一阶段,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我去了伦巴第街的大陆银行。 我买了一张在巴黎付款的二十万法郎即期汇票,付款用的是开在英格兰银行的一张支票。 银行还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证明我的身份,方便我和他们在巴黎的代理人接洽。
当晚,我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前往巴黎。 第二天上午十点,钱已经到我手里了。
接着我去了巴黎交易所旁边的证券交易所广场。 在那里,我找了一位交易所的会员经纪人。
“我要买八千英镑的、以伦敦为付款地的汇票。”我对他说。 “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有。必须是知名银行开出的。我不要任何来路不明的东西。”
经纪人答应了。 下午三点左右,他带着汇票回来了。 我付了钱,也付了他的佣金。 然后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单据。
正是我想要的。
对不熟悉这种银行业务的人,我得解释一下这些汇票是怎么回事。
假设萨凡纳有个棉花商人,叫约翰·拉塞尔,他把一千包棉花运给了曼彻斯特的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会授权拉塞尔,按这批棉花的价值,向他们开出一张汇票。 假设棉花值一万英镑。 拉塞尔就可以开出十张汇票,每张一千英镑,由伦敦的一家银行在将来的某个日期付款。 他可以拿着这些汇票去找萨凡纳的货币经纪人,把票卖掉。 经纪人会按当时的汇率付钱给他。
再打个比方:佐治亚州某条铁路的董事长,想向英国制造商买一万英镑的钢轨。 他不用把一万英镑的黄金漂洋过海运过去,买下拉塞尔的汇票就行。 然后把这些汇票寄给英国钢铁公司,当作货款。
这么一来,这位铁路董事长实际上是拿拉塞尔那笔棉花欠款票据,付了自己的钢材钱。 同一笔一万英镑,不用两次横渡大西洋。 需要漂洋过海的,只是几张纸。
汇票到期时,被指定的那家银行就会兑付。 一旦某家银行正式承兑了这样的汇票,它就变得极其值钱。 几乎等同于现金。
如果持票人急着用钱,他可以拿着已承兑的汇票去银行贴现。 银行按票面金额,扣掉剩余期限的利息,把钱给他。
这是国际贸易里再正常不过的事。 全世界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在大量贴现已承兑的汇票。 但没有哪家机构,能做到英格兰银行那种规模。 它每天的贴现额,高达数百万英镑。
而我们要利用的,正是这套体系。
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很快你们就明白了。
当天傍晚,我踏上了回伦敦的路。 这趟旅行,已经快跑成家常便饭了。
午夜过后,我上了一艘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小轮船——那种又破又遭罪的船。 英吉利海峡仿佛铁了心,要惩罚每一个胆敢横渡它的人。 水流互相冲撞。 风从四面八方刮来。 潮水和大海永远在打架。 小船在黑暗里颠簸起伏,东倒西歪。
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地方,能让这么多乘客遭这么大的罪。 海神尼普顿确实向每位旅客都收足了“买路钱”。
天蒙蒙亮时,夜班快车把我带回了伦敦。 跟往常一样,下车时我的腿都是软的。
我和麦克吃了早饭,然后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我把汇票送到伦敦那些被指定的付款银行,留在那里等承兑。 第二天,我回去取。
每一张汇票上,都多了一行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字: “伦敦,1872年8月14日。 为伦敦联合银行承兑。 经理 E·巴克利。 副经理 J·韦兰。”
我匆匆赶回格罗夫纳酒店。 麦克和乔治围上来,我们仔细查看了这些单据。
这些货真价实的承兑汇票,就是我们整套计划的范本。
我们的打算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真汇票送到英格兰银行贴现,让银行的职员彻底习惯跟我做生意。 与此同时,每当我们拿到真正的承兑汇票,我的同伙就照着做一批仿制品。 仿制品提前备好,日期先空着,等到要用的时候再填。
一切都取决于一个问题: 英格兰银行在贴现之前,到底会不会核实汇票上的签名?
这才是要害。
在美国,核实签名是标准流程。 如果英格兰银行也照做,我们的计划就完了。 假承兑立刻就会被识破,钱会打水漂,之前所有的功夫全部白费。
但要是银行不核实签名,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可以慢慢地把自己的假承兑汇票,混进银行的日常业务里。 只要一切顺利,银行的那套流程和手续,最终能把几百万英镑变成我们口袋里的钱。
我拿着存折和那些真汇票,回到银行。 我提交汇票,申请贴现。 一点麻烦都没有,顺利通过。 钱立刻记进了我的账户。 我取出一万英镑。
当晚,我又坐上了海峡渡轮,继续向海神尼普顿“纳税”。 这次我在奥斯坦德下船,换乘火车去了阿姆斯特丹。
到了阿姆斯特丹,我把巴黎那一套原样又演了一遍。 又搞到一万英镑的真汇票。 然后我回到伦敦。
和之前一样,我把汇票送到相应的银行等待承兑。 与此同时,我的同伙又赶制了一批仿制品,和之前备好的收在一起。 真汇票随后被贴现。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
一次又一次,我往返于欧洲大陆。 巴黎。 阿姆斯特丹。 法兰克福。 维也纳。
每一趟的流程都差不多: 我买真汇票。 带回来。 送去承兑。 交给英格兰银行。 银行贴现。 然后我再回欧洲大陆,从头再来。
慢慢地,这招奏效了。 我在银行的信用越来越硬。 到最后,我们觉得银行已经彻底信任我了。
我们终于准备好,要收割这等待已久的果实。
但这场运作花的时间,比表面看起来要长得多,花的钱也多得多。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六个月。 那段时间,开销大得吓人。 我们三个人光是吃喝住,每天至少花二十五美元。 额外开支更是惊人。 我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维也纳之间来回奔波,大概跑了一万英里。 每一趟都要花钱。 经纪人收佣金。 酒店、火车、轮船、伙食、仆人,还有数不清的开销,全都飞快地累积。
我们自己私人的花销,也一点都不少。 到我们从这笔“生意”里真正开始拿到现金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大约要花掉五百美元。 算总账的话,从我们离开巴西,到这场运作真正开始产出钱,前前后后大概投进去了一万五千美元做准备。
而且这还没算真正的代价: 没完没了的奔波。 无数个不眠之夜。 无时无刻的焦虑。 每一个细节都要精心谋划。
这活儿,累人得很。 而我们连一个子儿的财富都还没挣到手,光是准备,就已经先花掉了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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