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火车事故,换来一张六千英镑的汇票
1872年那个漫长的夏天和秋天,发生了太多事,多到足够单独写成一本书。我们以为就要到手的横财,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涌过来的。不过大部分事我就不讲了,我只想说说,在我们把精心伪造的汇票送进银行之前的那五天里,发生了什么。
那阵子,银行一直在大量贴现我递过去的票据。好几千英镑的真汇票已经到期兑付了。还有好几千英镑正躺在银行金库里,等着到期。我们伪造的汇票,很快也会混进去。
它们会被锁上四五个月,没人会提前来要钱。这时间足够我们从容消失。
我们打算在汇票到期前一两个月跑路。
我想象自己住在墨西哥的某个庄园里。乔治和麦克打算去佛罗里达,挤进美国上流社会那个著名的"四百人"圈子。我呢,先扮一两年有钱的墨西哥绅士,等我们在纽约警察局有关系的朋友欧文、斯坦利和怀特告诉我,风头过了,可以安全回家了。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现实呢,一如既往,给我们准备了另一套剧本。
我在银行的信用好得很。该办的手续全办完了,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客户。在我看来,万事俱备,只差在文件上万分小心——一个错就能毁掉一切。不出错,我们就发了。
可乔治天生是个生意人,他死活不肯相信事情会这么简单。他要做最后一次试探。
一般的汇票很少超过一千英镑,两千一张就稀罕了,单张六千英镑,几乎闻所未闻。打个比方,孟买有人要在伦敦取十万英镑,他的经纪人八成会开一百张一千英镑的汇票。乔治懂这些。正因为懂,他才要我干一件惊人的事。
他要我去巴黎,直接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拿一张六千英镑、以伦敦为付款地、收款人写"F. A. 沃伦"的汇票。
"你要是能拿到这个,"乔治说,"银行经理绝对会对你五体投地。"
这样一来,我看起来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有深厚的业务往来。还有个好处:我们能直接用罗斯柴尔德家的承兑签名。
这主意大胆得离谱。因为我们打算冒用的名字——安东尼·德·罗斯柴尔德爵士——可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换句话说,我们是请英格兰银行贴现一张印着它自家董事名字的纸,而这张纸是我们自己伪造的。
麦克和我都觉得乔治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问他。
"没必要,"麦克也说,"而且多半办不到。"
乔治死活不松口:"你必须去试试。"
所以我没得选,收拾收拾去了巴黎。我预计这趟要花一千美元左右,来回大概两个星期。
结果,运气——或者说魔鬼本人——决定拉我们一把。
我先在伦敦一个汇兑经纪人那儿买了二十万法郎的法国钞票,再一次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又一次漂洋过海,听着大海那奇怪又勾人的声响。到了加来,我上了火车,包了个法国人叫"coupe"的隔间——就是车厢最尾部的独立隔间。多花十法郎,就能独占它。它跟普通隔间不一样,座位之间没有扶手,我整个人横躺着睡都行。
出事那晚之前,我一直有套理论:万一火车翻车,我就死死抱住一个结实的东西,这样身体和四肢就能自由摆动,不会被撞烂在车厢里。那晚之后,我把这套理论彻底扔了。
火车还没开动,我就睡死过去了。然后猛地惊醒——整个车厢被甩来甩去,我在隔间里被抛得东倒西歪,无助得就像笼子里的一只老鼠,被小男孩拎着使劲摇晃。
我们的火车脱轨了。
我的车厢离火车头很近。后面长长的列车借着冲力,把我后面那节车厢顶得竖了起来。有一瞬间,它看着就要直接砸在我头上。我想,我的死期终于到了。
我喊了出来:"终于来了!"
声音里没有一丝恐慌。我只是在想:奔波了大半年,经历了那么多危险和不确定,我的运气终于用完了。
但它没有。
我活了下来。奇怪的是,我几乎宁愿没活下来。
事故发生在马基斯——一个小镇,离加来大约十六英里,离布洛涅四英里,是快车的第一站。列车特别长,但几乎全是空车厢。它们是一趟从巴黎开来的游览列车,正空车往回返。再加上那天是星期天晚上,英国人星期天一般不爱出门。这两条大概救了不少人命。
即便如此,还是死了两个人,剩下乘客里约一半受了伤。
我自己的伤倒不重,几块飞溅的玻璃划破了脸和手。但这点皮外伤,跟精神上的冲击根本没法比。我的神经伤得厉害,之后好几个星期都惊魂未定。去巴黎和回伦敦的路上,我几乎对什么都疑神疑鬼,胆子变得特别小,一点小事都能吓到我。
我在马基斯一直待到中午,下一趟快车经过时,专门为我停了一站。我继续往巴黎走。
法国铁路和美国铁路,在对待事故的态度上差别太大了。
在美国,死伤几个乘客,铁路公司和管理层往往满不在乎。除非死难者家里有人肯闹事,否则铁路根本不用担心。法国完全是另一回事。哪怕只是伤了一个乘客,都可能给铁路公司和管理层惹来大麻烦。公司会马上认账:伤者要治伤、要钱,铁路一般都会给。要是死了人,哪怕死者只是铁路自家的员工,政府也会派人到现场认真调查,由一名高级官员带队,还有专家协助。
这跟我在美国看到的完全不同。在美国,这种调查最后往往落到一帮不懂法律的本地政客手里,他们更关心免费铁路通行证,而不是那些死人。
巴黎到加来这条铁路叫"北方铁路"。而关于它,有一条信息立刻抓住了我的注意力: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分行的掌门人——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正是这条铁路的董事长。
一想起这个,我立刻看到了机会。也许这场事故,能帮我办成这趟出门的真正目的。
天黑前后,我到了巴黎,直奔大饭店,倒头就睡。神经还是抖得厉害,连坐电梯都紧张。还好睡了个好觉,天亮时觉得好多了。
十点,我上了辆马车。我瘸得厉害,得拄着拐杖。马车把我送到拉菲特街上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那地方看着更像宫殿,不像银行——办公室围着一座大院子,建筑风格活脱脱是某个权贵或高官的府邸。
可就在这栋楼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巨额资金川流不息。
而这笔财富背后,是巨大的人间苦难。工人们在巴西的钻石矿里卖命。成千上万的亚洲劳工被昧良心的经纪人招募来,签下近乎奴隶制的契约,被送去智利、秘鲁沿海的鸟粪岛,在恶劣的环境和毒气里受罪。罗斯柴尔德家还握着著名的阿尔马登水银矿和其他矿场,势力遍及全世界的汞产业。那些矿工饱受汞中毒折磨,身体一天天垮掉,还得在残酷的条件下继续干。就连西伯利亚——那些囚犯和苦役——也在为支撑旧贷款和投资的滚滚财富添砖加瓦。
这就是我走进的那栋雄伟建筑背后的世界。
我下了马车,忍着疼爬上台阶,进了"英国部",坐下来等经理。经理终于露面,一眼就看出我的状况。
"您是马基斯事故里受伤的乘客吧?"他问。
"是的。"
他露出真心的关切:"非常抱歉。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我想见男爵。"
他消失在办公室里。我猜他是去禀报:阿尔方斯男爵的铁路出了事故,一位重要客户受了伤。
几分钟后,一个瘦小苍白、约莫四十三岁的男人出来了。他戴着老式礼帽,穿着件相当寒酸的棕色西装。可周围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明摆着告诉别人:这才是说了算的人。
他摘下帽子,开口就为事故道歉。
"这种事在法国极其罕见。"他说,"我会让我的私人医生来照料您。您会得到最好的照顾,一分钱都不用花。"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要是您还有别的需要,尽管开口。"
我看到了机会。
"您这么关心我的伤,事故的事我就不再麻烦您了。"他明显松了口气。"但我这趟来巴黎是办正事的,现在惊魂未定,实在没法自己办完。"我停了停,"所以,能不能请您吩咐手下,帮我把从伦敦带来的钱汇回去?"
"当然可以。"他叫来经理,"这位先生需要什么,都照办。"然后他跟我握了手,又道了次歉,走了。
他一走,我立刻转向经理。
"我要一张三个月期、以伦敦为付款地的汇票,六千英镑。"
经理犹豫了:"我们行一般不开发远期汇票。"
"可男爵刚才吩咐您帮我的。"
"是,先生。那我们可以开六张一千英镑的。"
其实六张一千的,照样够我们用。可乔治点名要一张罕见的整额大票。所以我摇头:"不。我要一张整额的。"
经理还想解释:"先生,这太不寻常了。您看,汇票——"
"请把男爵叫回来。"
效果立竿见影。经理绝不想为了一张纸,再去惊动那位大权在握的男爵。
"好吧,先生。"他飞快地说,"您坚持要单张六千英镑,那就给您。"他顿了顿,"不过得花点时间。"
"多久?"
"两点之前,我派人送到您的酒店。"
"好。"
我付了十五万法郎,走了。我去了卢浮宫,花两小时看画。
两点整,我回到大饭店。侍者带着汇票来了,指着上面一个签名。
"这是内阁部长的签名。"他解释,"他证明这张汇票的政府税已经缴清了。"
"税是多少?"
"票面金额的0.125%。"他算了算,"六千英镑,折合一百八十七法郎,大约三十七美元。"
然后他讲了最不寻常的部分。汇票必须贴政府印花税票,平时是机器盖的。可罗斯柴尔德分行和财政部,都没有能盖这么大面额的机器。于是阿尔方斯男爵亲自把汇票带到财政部,由一位内阁部长亲笔签名,证明税已缴清。
这大概是史上头一回——也许是唯一一回。
我真想把这汇票留下当纪念品。它确实是件了不起的文书。但我对它另有更急的用途,那会儿我没心思收藏稀罕物。
我在巴黎只待了十八个小时,就把原本以为要花将近一个月的事办完了。
离开伦敦的时候,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到阿尔方斯男爵。原本有个思路:耍点小聪明,硬搭上关系。可我既没有推荐人,在巴黎也没有生意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更没交情。那是条危险的路,我多半会被赶出来。
然后,火车事故就发生了。
一瞬间,原本不可能的事,变得轻而易举。事故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一个我自己永远造不出来的机会。
回头想想,我常觉得:一个人铁了心要毁掉自己的时候,奇怪的机会总在他需要的时候冒出来。他只需要认出它,抓住它。
人在自取灭亡这件事上,能爆发出惊人的决心。他们愿意花掉巨大的精力、聪明和耐心,去毁掉自己的生活,也伤透所有爱他们的人的心。
我读过一出戏:撒旦在午夜飞过一座城市,脚下的富人寻欢作乐,喝酒、大笑、唱歌。路西法停下来听,他们笑得越响,他越高兴。他俯视着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仆人和奴隶,相信他们的快乐底下埋着痛苦。
拿这个说法来形容人自我毁灭的样子,倒也不算离谱。
可每条路都有起点,也有终点。
我刚刚打出了最大的一张牌:成功借罗斯柴尔德的名头,拿到了乔治要的那张惊人的汇票。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我以为我赢了。不止赢了,是赢得漂亮。
所以,晚饭前我去了电报局,给伙伴们发了条消息:
"埃及人已经渡过了红海。可希伯来人却淹死在海里了。"
我觉得这句话妙极了,心满意足地去吃了晚饭。
可大约午夜过后一小时,月亮从云后钻了出来。于是我又一次成了那些倒霉旅客中的一员——趴在那条倒霉的多佛渡轮的栏杆上,把晚饭统统还给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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