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棵梧桐树到华尔街金融帝国:纽交所的发家史
一七九二年,纽约还没有什么像样的证券交易所。一群做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在如今华尔街六十号附近的一棵梧桐树下碰了头,约定以后大家按同一套规矩做生意。
他们互相承诺:手续费至少收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千分之二点五;有生意先照顾自己人。
就这么简单的一份约定,成了后来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点。
那时候在美国,“股票”这个词,既可以指公司的股份,也可以指政府的债券。但在英国叫法不一样:政府债券叫“股票”,公司的股份一般叫“股份”。
这个交易所很多年里都没有正式的执照,而且他们也不想要。会员们觉得,自己的事自己管,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插手。
不过有一帮政客盯上了这块肥肉,就是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一八七一年,他们想办法把一份给交易所发执照的法案塞进了纽约州议会,连州长都签了字。
可交易所根本不买账,一口回绝。
政客们开口要十万美元“辛苦费”,会员们照样不给——执照不要,钱也不给。
到了十九世纪末,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变得非常值钱。很多年里,会员人数被死死限制在一千一百人,后来才放宽到一千二百人。
所以,“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可不是普通东西。据记载,就在写这段历史的头一年,一个席位能卖到两万五到三万美元。
交易所的大楼很气派,但不算张扬。设计者是詹姆斯·伦威克——就是设计第五大道上格蕾丝教堂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那位建筑师。
这座楼花了将近两百万美元盖起来。养楼也不便宜,每年光是发员工工资、维护房产,就要花掉近二十万美元。
楼里还有一套当时很先进的通风系统,造价约三万美元。它一边给交易大厅送新风,一边让空气保持舒服。取暖和制冷设备在当时也属于顶尖水平。
大厅里挂着三盏大吊灯,一共装了两百盏电灯,把整个室内照得柔和又均匀。
楼里还给会员准备了休息室、卫生间、储藏间,还有巨大的地下金库,里面放着一千多个保险柜,专门存放各种值钱的证券。
其中有大约四百个保险柜,是租给非会员用的。这些金库当时被认为是全美国最坚固的之一。
可看着这栋气派的大楼,再想想它当年的起点,简直像两个世界。
一七九二年,这里没有什么金融宫殿,只有一群经纪人站在一棵梧桐树下。
他们当时写下的协议是这么说的:
“我们,签字的诸位,作为买卖公共证券的经纪人,在此郑重承诺并互相保证:从今日起,替任何人买卖任何公共证券,佣金不得低于票面价值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一;并且在交易中,彼此之间优先照顾。”
一开始,就这么多。
这份约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把经纪人绑在一起的东西,一直维持到一八二〇年。
那一年,经纪人开始每天碰面,还定下了固定的喊价时间。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固定场所,只能到处搬。
他们一度在华尔街四十七号塞缪尔·比比的事务所里开会;后来又搬进伦纳德·布利克办公室后面的一个房间;还用过老《信使与新闻报》报社的一个房间。
再后来,他们搬进了老商人交易所楼上的一间屋子。
一八三五年那场大火,把这栋老楼烧了个精光。随后人们盖起了新的商人交易所,一八四二年,证券委员会搬了进去,一直住到一八五三年。
早期的这些经纪人,对自己内部的生意守得密不透风。外面的财经新闻机构,几乎打探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会员被要求对一切守口如瓶,谁泄密谁就可能被开除。那时候也没有跑来跑去挖内幕的报纸记者——这个职业压根还不存在。
可越保密,外人越好奇。
一八三七年左右,有一伙经纪人想进正规交易所却吃了闭门羹,干脆在隔壁租了栋楼,自己成立了一个“开放委员会”。
然后他们干了一件近乎滑稽的事:为了看到、听到隔壁交易所里在搞什么名堂,他们竟然把两栋楼之间墙上的砖头给拆了。
又过了些年,交易所在八五三年搬离了商人交易所。
大约在一八五七年——也就是那场大金融恐慌爆发、我初到华尔街的时候——交易所搬进了一栋叫“丹·洛德大楼”的地方,入口在威廉街和比弗街上。
这栋楼后来成了那个时代一批最著名投机客的舞台。丹尼尔·德鲁在这里,雅各布·利特尔在这里,还有那位能在脑子里飞快心算的“计算天才”莫尔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赚进又赔出了几百万美元。
就算在这栋楼里,交易所也照样严防死守。外面的人太想打探里面的动静了,据说有人愿意每天出一百美元,只求在喊价的时候,能凑在钥匙孔边上偷听一会儿。
交易所在这里一直待到南北战争结束。
一八六五年,它终于搬进了那栋成为永久总部的大楼。
战争期间,交易所还扮演了一个很爱国的角色。当时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金融系统压力巨大。
交易所通过了一条规则:禁止会员做空政府债券,也禁止买卖黄金。
停掉黄金交易这个决定,后来直接催生出了“黄金交易所”。
这些禁令让交易所的会员损失了上百万美元。但他们心甘情愿地认了这笔损失,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帮政府渡过国家危机。
可即便做出了这样的牺牲,批评家们仍然把华尔街的经纪人描绘成一群唯利是图的家伙。
这让我很难接受。我忍不住要问:当时还有多少美国机构,愿意在战争时期心甘情愿地牺牲几百万美元来支持政府?恐怕屈指可数。我甚至想不出有哪一家做得比他们更多。
不过,金融世界里并不只有纽交所这一家。
一八六三年,另一个组织成立了,叫“证券经纪人开放委员会”。它一开始在威廉街地下室里办公,那地方被大家叫作“煤洞”。
这个新组织的会员增长飞快,生意蜂拥而至。没过多久地方就不够用了,它搬到了布罗德街一栋更大的楼里,就在老交易所隔壁。
竞争一下子变得白热化。新委员会开始抢走老交易所的生意,到一八六九年,差不多一半的业务都被它抢走了。
情况越来越危险。老交易所的领袖们想明白了一件事:再这么打下去,两家可能两败俱伤,谁都活不成。
于是他们坐下来谈判。
谈判最后谈出了结果:合并。
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家金融机构——开放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和合众国政府委员会——正式合并成一家。
合并后的机构,成了全美国最强大的公共金融机构,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这次合并让新交易所占尽先机。威廉·尼尔森成为重组后新大楼里的第一任主席。
此后几十年,先后有无数人坐上主席的位置:一八二四年爱德华·莱德;一八二五年约翰·威克;一八三〇年拉塞尔·内文斯;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约翰·沃德;一八三四和一八三六年R·D·威克斯;一八三五年E·普赖姆;一八三七至一八五〇年大卫·克拉克森;一八五一年H·G·斯特宾斯;一八五二至一八五六年C·R·马文;一八五七年J·H·古利;一八五八年斯特宾斯再度上任;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W·H·尼尔森;一八六二年A·B·贝利斯;一八六三年斯特宾斯第三次上任;一八六四年小威廉·西摩;一八六五年R·L·卡廷;一八六六年威廉·亚历山大·史密斯;一八六七年约翰·沃伦;一八六八年威廉·西尔斯;一八六九年W·H·尼尔森回归;一八七〇年威廉·西摩;一八七一年W·B·克拉克;一八七二年爱德华·金;一八七三年海厄姆·查普曼;一八七四年乔治·布罗德黑德;一八七五年乔治·麦克莱恩;一八七六年塞勒姆·拉塞尔;一八七七年亨利·梅格斯;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布雷顿·艾夫斯;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年唐纳德·麦凯;一八八二年F·N·劳伦斯;一八八三年A·S·哈奇;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J·爱德华·西蒙斯;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年詹姆斯·D·史密斯;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威廉·布尔;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W·B·迪克曼;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F·K·斯特吉斯;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F·L·伊姆斯;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年R·凯普勒;一九〇四年R·H·托马斯;一九〇五年H·K·波默罗伊;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R·H·托马斯再度上任。
交易所还有一长串秘书名单:一八二四至一八三一年雅各布·艾萨克斯;一八三一至一八五五年伯纳德·哈特;一八五五至一八七〇年乔治·布罗德黑德;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三年B·奥格登·怀特;一八八三至一九〇〇年乔治·W·伊利;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年威廉·麦克卢尔;一九〇五年乔治·W·伊利回来接着干,一直做到一九〇八年。
到一九〇七年,当年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之前入会的元老会员,活着的已经没几个了。他们包括:威廉·亚历山大·史密斯、亨利·克卢斯、E·C·贝内迪克特、约翰·H·雅克琳、H·S·坎布洛斯、L·D·亨廷顿、J·H·怀特豪斯、A·S·克拉克、埃德温·科宁和L·J·范博斯克。
从梧桐树下的一小撮经纪人,到坐拥几百万美元大楼的庞大金融机构,纽交所的成长,本身就是美国金融大扩张的一个缩影。
它的历史,从来不只是关于一栋楼的故事,而是一个职业、一套金融体系、一座城市,一起长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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