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海突围
鹦鹉螺号沿着五十度经线一路向南,速度很稳。
我心里犯起嘀咕:尼摩船长该不会是想去南极吧?可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多少探险家都栽过跟头。再说了,季节也晚了。南极这边,三月十三日就相当于北半球的九月十三日,秋天已经开始了。
三月十四日,船到南纬五十五度,我第一次看到了浮冰。
起初只是一些小冰块,二三十英尺长,零零散散地漂着,海浪从它们身上轻轻翻过去。鹦鹉螺号一直浮在水面上。
内德·兰德在白令海那边打过猎,见过这种冰天雪地,早就不稀奇了。可对康塞尔和我来说,这场面是头一回见。
远处,南边地平线上泛着一片亮晃晃的白光,直漫到天顶。
“那是冰原。”内德说。
捕鲸人管这怪光叫“冰映光”。就算天上盖满厚云,这片白光也照样看得见,是在提醒水手:前面有大片冰。
再往前,大块大块的冰出现了。
雾气在冰面上流动,这些冰的模样跟着变个不停。有的冰里嵌着绿色的条纹,像是有人用硫酸铜画出来的细纹;有的像巨大的紫水晶,从里往外透着光;有的把阳光反射成千万个亮面;还有的泛着大理石一样发白的颜色,远远看去,像是一座用石头凿出来的大城。
越往南,这些“浮岛”就越多、越大。
到南纬六十度的时候,眼前几乎找不到一条能走的通道了。
可尼摩船长不慌不忙地打量着这片冰海,很快找出一条窄窄的口子。他毫不犹豫地指挥鹦鹉螺号钻了进去——他心里清楚,这条通道随时可能在我们身后合拢。
在他的操控下,潜艇在冰的世界里走得又稳又准。
康塞尔看得入迷。这里有山一样的冰山,有一望无际的冰原,有光滑的冰面,有漂着的大冰块,也有碎冰。有的冰块是圆的,有的拖得老长,像一条冻住的河。
外面冷得吓人。温度计显示,已经到零下两三度了。
好在我们都穿上了海豹皮、海熊皮做的厚衣服,又厚又暖和。鹦鹉螺号里还有电暖系统,舱内一直暖暖和和,把外面的严寒挡得严严实实。
其实,只要往海面下潜几码,水温反而高一些。两个月前,这片南极海域还是白天连着白天,太阳都不落山。可如今,每天已经有好几个小时天黑。再过一阵子,南极的漫漫长夜就要来了——那是整整六个月的黑夜。
三月十五日,我们到了新设得兰群岛和南奥克尼群岛一带。
尼摩船长告诉我,这些岛上以前满是海豹。
“可英国和美国的猎人把它们杀光了,毫不留情。”他说,“成年的、幼崽,一个都不放过。那里原本充满生机,现在只剩下一片死寂。”
三月十六日早上八点,鹦鹉螺号沿着五十五度经线,越过了南极圈。
四面全是冰,地平线被堵得严严实实。可尼摩船长还在往前走,一条接一条地找着狭窄的通道。
这些未知之地的景色,我实在没法用语言形容。
冰的形状千奇百怪。有时候像一座东方的城,满是高塔和清真寺;有时候又像一座被毁掉的古城,像是被什么难以想象的天灾砸成了废墟。景色一刻不停地在变——阳光从不同角度照过来,冰的模样跟着变;一阵雾漫过来,全遮住了;再来一场暴风雪,眼前的一切又被抹得干干净净。
四周不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大冰山崩裂、倒塌,整个冰世界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不断变换。
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们彻底出不去了。可尼摩船长总有办法。
他似乎能察觉到最细微的开阔水面的迹象。只要看见冰原之间流过一条细细的蓝水,他就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越来越确信,这片南极水域他以前来过。
然而,三月十六日这天,路终于被堵死了。
堵路的还不是巨大的冰山,而是大片冰原冻在一起,结成了一大块实心冰。
可这也挡不住尼摩船长。他开着鹦鹉螺号,使出全力直直撞了上去。
潜艇像个古代攻城用的撞城锤,一头扎进冰墙里。冰裂开了,大块大块的冰被掀上天,又像冰雹一样砸在我们周围。
鹦鹉螺号靠自己的力量,硬生生凿出了一条路。它有时爬上冰面,靠自重把冰压碎;有时钻到冰下面,用自己强劲的推进力把冰顶开。
紧接着,天气更糟了。
狂风从四面八方扑来,浓雾遮天蔽日。站在平台上,两头互相都看不见。雪越积越厚,我们不得不拿斧头去砍。
气温降到了零下五度。鹦鹉螺号露在外面的部分全结了冰。
这样的天气,普通的帆船早就没救了。可一艘没有帆、靠电力驱动、不需要煤的船,反而能在这种极地海域活下来。
到了三月十八日,折腾了无数次之后,鹦鹉螺号彻底被困住了。
这回不再是散冰,也不是冰原,而是一道望不到头的冰墙——无数冰峰冻成一体,挡在面前。
“冰山!”内德·兰德对我说。
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对内德,对以前所有探险家来说,冰山就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午,太阳短暂地露了个脸。尼摩船长测了一下方位:西经五十一度三十分,南纬六十七度三十九分。
我们又往南极推进了一度。
眼前再也看不见开阔的海面。鹦鹉螺号底下是一片冻住的平原,上面堆满大块大块的冰。尖利的冰峰耸起近两百英尺高,更远处是陡峭的冰崖,像被巨人用斧子劈出来的。巨大的冰面反射着微弱的阳光,随后就消失在灰蒙蒙的雾气里。
这片冰封的荒野上,一片死寂。
只有偶尔拍动翅膀的海燕和角嘴海雀,才打破一点宁静。
什么都冻住了。连声音都像是冻住了。
鹦鹉螺号终于被迫停了下来。无论机器多有力,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想破冰,潜艇都纹丝不动。
平常的船走不动了,至少还能掉头。可在这里,退路也没有了——身后的通道早就合上了。而我们就这么停着的时候,潜艇周围又迅速冻出了新冰。
到下午两点,我们被彻底困死。
我不得不承认,尼摩船长这次冒了天大的风险。
我站在平台上,他朝我走过来。他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处境。
“先生,”他开口问道,“你觉得眼下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被困住了,船长。”
“那么,阿龙纳斯先生,你认为鹦鹉螺号出不去了?”
“很难,船长。季节太晚了,指望冰自己裂开,不现实。”
“啊,先生,”尼摩船长微微一笑,“你一点没变。你眼里总能看到困难和障碍。”
他朝那堵冰墙望了一眼,又说:“我告诉你,鹦鹉螺号不但逃得出去,还要继续往南走。”
“继续往南?”我问。
“对,去极点。”
“去极点!”我忍不住喊了出来,满脸难以置信。
“没错。”他平静地回答,“去南极——全世界所有经线交汇的那个神秘之点。”
“你清楚鹦鹉螺号的本事。”
是的,我清楚。尼摩船长就是个敢挑战极限的人。可是要征服南极周围那片冰封的世界,简直不可能——连最伟大的探险家都没做到过。
我问他:“船长,你亲自到过极点吗?”
“没有。”他回答,“但我们会一起去。”
“别人失败了,我可不打算失败。我以前从没把鹦鹉螺号开到这么南的地方,但我再说一遍:我们会走得更远。”
“我相信你,船长。”我带着一点讽刺说,“为什么不呢?把冰山撞碎吧,把它劈开吧!要是还不成,干脆给鹦鹉螺号装上翅膀,从它上面飞过去算了!”
“从上面过去?”尼摩船长不急不缓地说,“不,阿龙纳斯先生,不是从上面。”
“从下面。”
“从下面?”我重复了一遍。
突然,我明白他的计划了。鹦鹉螺号那非凡的本事,能让我们做成任何普通船都做不到的事。
“我看你现在明白了。”尼摩船长露出一丝笑容,“你开始觉得这事有可能了。”
“普通船做不到,但鹦鹉螺号不一样。要是极点上头是陆地,我们就停在那里;要是极点是开阔的海,那鹦鹉螺号就直接开到极点去。”
他的推理说服了我。
“如果海面冻住了,”我说,“深一些的水应该还是通的。海水在结冰点以上密度最大,所以深水不会结冰。”
“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部分,大约只占它总体积的四分之一。”
“差不多。”尼摩船长说,“水面上每有一英尺,水面下大约就有三英尺。”
“也就是说,如果一座冰山露出水面三百英尺,它水下就有大约九百英尺深。”
“那九百英尺,对鹦鹉螺号来说算得了什么?”
“什么都不算。”我承认。
“它还能潜得更深。”尼摩船长接着说,“那个深度温度稳定,潜艇能躲开上面可怕的严寒。”
“唯一的难处,”他又补了一句,“是我们可能得在水下待好几天,没法换气。”
“那不成问题。”我说,“鹦鹉螺号的氧气柜很大,出发前我们可以把它灌满。”
“想得周到,阿龙纳斯先生。”尼摩船长说,“不过,在我被你扣上‘鲁莽’的帽子之前,我还有个顾虑想让你听听。”
“还有?”
“只有一个。万一南极周围的海也冻住了,我们可能没法再浮回水面。”
“可是船长,”我说,“鹦鹉螺号不是有个结实的钢尖头吗?让它朝上顶,把冰撞穿不就行了?”
“啊,先生,”尼摩笑了,“你今天主意真多。”
“再说,凭什么南极就不能有开阔的水域呢?北极也许就有。地球两极的冰封区域未必一模一样。在没有证实之前,我们可以想象极点上是陆地,也可以想象它是开阔的海洋。”
“我同意。”尼摩船长说,“不过你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没有?”
“什么事?”
“你刚才还那么反对我的计划,现在倒反过来帮我找理由了。”
准备工作立刻开始了。鹦鹉螺号的强力泵把氧气柜灌满,把空气压进柜里。
下午四点,尼摩船长下令:“关上平台舱门。”
我最后看了一眼我们即将穿过去的那座巨大冰山。天空晴朗,空气纯净。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十二度,好在风停了,还不算太难熬。
大约十名船员爬到潜艇外面,拿着十字镐,三两下凿开了鹦鹉螺号周围薄薄的冰。很快,潜艇松动了。
我们都回到舱内。水柜里装满了淡水。
鹦鹉螺号开始下潜。
康塞尔和我坐在客厅里,透过舷窗看着深深的南部海洋。温度计在回升,罗盘的指针在转动。
潜到大约九百英尺深的时候,尼摩船长的计算应验了——我们已经在冰山下面了。
可鹦鹉螺号还在继续下潜,一直潜到四百寻深。海面水温本来是十二度,这里是十度,暖和了两度。舱内的供暖系统让一切舒舒服服,每一步操作都精确到位。
“我们要从它底下穿过去了。”康塞尔说。
“我相信会的。”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在这条通畅的水下通道里,鹦鹉螺号笔直朝极点驶去。从南纬六十七度三十分到九十度,还有二十二度半的路程,大约五百海里。潜艇以平均每小时二十六英里的速度前进——照这个速度,四十个小时就能到极点。
大半个晚上,我们都守在舷窗前,看得入了神。电灯照亮了海水,可水里几乎没有生命。这些冰冷的水域里没有鱼,它们只是把这条路当作往返南极海域和未知极地海域之间的通道。
鹦鹉螺号飞速前进,我们都能感觉到它长长的钢制船身传来的震动。
凌晨两点,我终于去休息了几个小时,康塞尔也一样。穿过潜艇的时候,我没看到尼摩船长,猜想他应该在驾驶舱里。
第二天早上,三月十九日,我回到客厅。仪表显示鹦鹉螺号放慢了速度,正在上浮。
可尼摩船长放水放得非常小心。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我们这是要回到开阔的空气里了吗?
不。
一声沉闷的撞击回答了这个问题——鹦鹉螺号撞上了冰山的底部。我们撞上的不是海底,而是头顶的“天花板”。
上方的冰层依然厚得吓人,可能有三千英尺:水线以上一千英尺,水线以下两千英尺。这座冰山中间比边缘还高。
那天,尼摩船长试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我们都撞在头顶的冰墙上。有时候遇到的冰层有九百码厚,可露出水面的只有两百码——比我们先前穿过的那座冰山高出整整一倍。
我把每次测到的深度都仔细记下来,一点一点拼出这座巨大冰山的完整水下形状。
那一夜,情况没有好转。我们离自由还隔着几百码的冰。冰层在变薄,可那段距离还是让人绝望。
鹦鹉螺号里的空气本来早该换了,但尼摩船长一直没有动用备用氧气。
那一夜我睡得极差,希望和恐惧在心里反复打架。我醒了好几次,潜艇还在寻找出路。
凌晨三点,我注意到一件事:冰层的下表面离我们只有五十英尺了,我们距开阔海面只剩一百五十英尺。冰山在慢慢变成一片平坦的冰原——山变成了平原。
我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气压计。鹦鹉螺号继续斜着上升,头顶的冰在电灯下闪着光。那道冻结的屏障越来越远,越来越薄。
终于,三月十九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早晨六点,客厅的门开了。
尼摩船长走了进来。
“海面开阔了。”他说。
只有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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