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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3 · 华尔街的大佬们

华尔街的大佬们

Chapter 73 of 90 · 4,948 words · Free

1906年的冬天,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闹得沸沸扬扬,要求彻查华尔街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

报社主编把我叫进办公室,将一份名单拍在我桌上。

“八个名字。这几天,你挨个去见一见。”

“见我做什么?”

“让读者们知道,华尔街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在当家做主。”

我拿起名单,手指有点发凉。这上面的每一个人,跺一跺脚,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从第一个开始,”主编说,“钢铁大王,查尔斯·施瓦布。”

钢铁大王施瓦布

名单上的第一站,在河滨大道。

那是一栋号称全纽约数一数气派的豪宅,据说完全是照着巴黎近郊一座法国古堡的样子,一砖一石复制出来的。

我正仰着头看,身后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

“喜欢吗?”

我回头,一个身材高大、西装笔挺的男人正冲我笑。他就是查尔斯·施瓦布。

“施瓦布先生,我是报社记者——”

“进来吧,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想问,一个穷小子是怎么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书房里,他点上雪茄,开门见山。

“1851年5月30日,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

“家里很穷?”

“穷得很。”他笑了,“我是从最底层干起来的,钢铁厂里最苦的活儿,我都干过。”

“后来呢?”

“后来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卡内基钢铁公司总裁的位置。”

我吸了口气。卡内基钢铁,那可是全美最大的钢铁公司。

“再后来,公司改组成美国钢铁公司,”他说,“我成了它的第一任总裁。”

“那您为什么又离开了?”

“人总要有自己的舞台。”他吐出一口烟,“我辞了职,去执掌伯利恒钢铁公司。顺手还在矿业上铺了很大一盘生意,尤其是在内华达州。”

我环顾着这座“法国古堡”,忽然觉得,他的经历比这栋房子还要传奇。

从银行到钢铁的里德

第二个名字,丹尼尔·格雷·里德。

我在他的俱乐部里见到他。他说话轻声细语,戴着金边眼镜,怎么看都不像个巨头。

“里德先生,您是哪里人?”

“印第安纳州里士满,1858年8月1日出生。”

“您是怎么起家的?”

“银行。我做过里士满第二国民银行的副行长。”

“年纪轻轻就当副行长?”

“那时候就是这样。”他微微一笑,“后来我转行做锡板生意。1895年,我参与组建了美国锡板公司。”

“我知道这家公司,后来被并进了美国钢铁。”

“对。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成立的时候,我进了执行委员会。”

“您是怎么从印第安纳一路走到纽约的?”

“1897年搬到芝加哥,1899年再到纽约。”

“除了钢铁,您还做什么?”

“铁路。”他压低了些声音,“我是岩岛铁路的董事,也是它背后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件事上,我和穆尔兄弟走得很近。”

“穆尔兄弟?”

“威廉·穆尔和詹姆斯·霍巴特·穆尔。两兄弟是律师,早年在芝加哥专门帮出问题的公司做改组,名气就是那时候打下的。现在嘛,他们和我一样,都搬到纽约来了。”

电车大王瑞安

托马斯·福琼·瑞安,1851年10月17日生于弗吉尼亚州。

我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沓线路图。

“瑞安先生,听说您是从巴尔的摩来的?”

“1870年来的纽约。在那之前,我做的是纺织品生意。”

“从卖布到华尔街,这跨度可不小。”

“人这一生,就是不断跨步。”他放下图纸,“到了纽约,我一头扎进了有轨电车行业。”

“具体做了什么?”

“整合、扩张。纽约的电车系统,主要就是我牵头做大的。”

“只做电车吗?”

“那怎么够。”他摊开手,“纽约和芝加哥的煤气公司、电灯公司,我都有份。还有美国烟草公司,也别忘了。”

“听说保险行业您也插手了?”

“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华盛顿人寿保险公司,都归我掌控。”他顿了顿,“另外,我还是莫顿信托公司的副行长,几十家公司的董事。”

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在想:纽约人每天坐的电车、点的煤气、亮的电灯,背后竟都站着这个人。

靠铁丝网发财的盖茨

第四个名字,约翰·沃恩·盖茨。

我在他的证券行里找到他,他正对着一群人发号施令。

“盖茨先生,能聊聊您的发家史吗?”

“这有什么好说的。”他头也不抬,“1855年生在西芝加哥,最早开五金店。”

“后来呢?”

“后来到得克萨斯州卖刺铁丝。”他这才抬起头,“别小看刺铁丝,它圈起了整个美国西部,也圈来了我的第一桶金。”

“听说您后来自己办了厂?”

“对。在圣路易斯办了南方铁丝公司,在匹兹堡附近办了布拉多克铁丝公司。再后来,我吞掉两家竞争对手,把整摊生意卖给了联邦钢铁公司。”

“联邦钢铁后来不是并进了美国钢铁吗?”

“没错。就是那笔买卖,让我发了大财。”他毫不掩饰,“之后我就成了华尔街的大玩家,还组建了C.G.盖茨证券公司——不过后来解散了。”

“您是不是还干过一件大事?”

他压低了声音,嘴角却翘起来:“我在公开市场上,悄悄买下了路易斯维尔与纳什维尔铁路的控制权——神不知鬼不觉。最后,我把这个控制权卖给了J.P.摩根公司。”

我愣住了。整条铁路,买下来都没人察觉,这胆子也太大了。

罗斯柴尔德家的代言人贝尔蒙特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家在东34街44号,不过他一年里的大半时间,都住在长岛亨普斯特德的乡间庄园。

他在花园里接待我,衣着考究,一丝不苟。

“贝尔蒙特先生,您是1853年2月18日出生的。令尊创立了这家银行?”

“对。家父也叫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创立的贝尔蒙特公司,代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利益。他去世后,我接了手。”

“那可是华尔街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只管银行吗?”

“当然不是。我是跨区快速交通公司的总裁——就是纽约人天天坐的地铁。另外还兼着好几家公司的总裁,以及许多银行、铁路和其他公司的董事。”

“听说您爱赛马?”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我主持着科尼岛赛马会,还有其他几个赛马组织。我自己养了一大马厩,每一匹都是好马。”

“政治方面呢?”

“家父是民主党的大人物,我也是。”他笑了笑,“俱乐部和社会团体,我参加了不少。对了,我是1875年哈佛毕业的。”

“最后,能说说贝尔蒙特隧道吗?”

“可以。”他认真起来,“那条隧道是我筹资、我主持修建的,从东河底下穿过去,把曼哈顿和长岛城连在一起。总有一天,它会改变这座城市的走法。”

专救公司的穆尔

威廉·H·穆尔,1848年10月25日生于纽约州尤蒂卡。

他的事务所里堆满了法律文件。比起金融家,他更像个教授。

“穆尔先生,您做的是哪一种律师?”

“专治公司疑难杂症的那种。”他说,“1873年,我带着弟弟詹姆斯·霍巴特去了芝加哥。我们兄弟俩都通过了伊利诺伊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合开了‘穆尔兄弟律师事务所’。”

“你们最拿手的是什么?”

“公司改组。哪家公司快撑不下去了,我们就把它救活。”

“最出名的案子是哪一桩?”

“卡内基钢铁。”他缓缓地说,“那场改组是我们主导的,前后组建了四家公司。这四家,后来全都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的一部分。”

“真是大手笔。那您现在在忙什么?”

“岩岛铁路。我们兄弟控制了它,还有好几家铁路和工业企业。”他想了想,“这些事上,我和丹尼尔·格雷·里德合作得很紧密。”

我忽然想起里德说过的话——华尔街这些大人物,原来互相之间都牵着线。

从茶叶店到煤气帝国的布拉迪

安东尼·尼古拉斯·布拉迪是个特别的人:家住奥尔巴尼州街411号,办公室却在纽约华尔街54号。

他个子敦实,嗓门洪亮。

“布拉迪先生,听说您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没错。1843年8月22日,生在法国里尔。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到了美国。”

“您是怎么起家的?”

“1864年,我在奥尔巴尼开了一家茶叶店。生意不错,后来在奥尔巴尼和特洛伊又开了好几家。”

“从茶叶到煤气,这一步是怎么跨过去的?”

“看准了趋势。”他说,“煤气和电灯那时候刚兴起,是长得最快的生意。我成了公用事业公司的推销者和董事,奥尔巴尼、特洛伊、芝加哥、纽约,好多城市都有我的份。”

“只做公用事业吗?”

“还有有轨电车,尤其是布鲁克林的。”他掰着指头数,“我拿下了芝加哥人民煤气公司的控制权;布鲁克林捷运公司,我也有很大一份股份,还把我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几家电车公司,全都并了进去。”

“别的呢?”

“美国烟草公司,还有很多工业企业,我都握着大额股份。”

告辞出来我在想:从一间小茶叶店,走到一座城市的照明和交通,这个人每一步都是自己蹚出来的。

把铁路当生意做的菲什

最后一个名字:斯托伊弗桑特·菲什。1906年11月7日,他刚刚卸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总裁。

“菲什先生,先说说家世吧。”

“家父是汉密尔顿·菲什,”他平静地说,“做过纽约州州长,后来在格兰特总统手下当国务卿。”

“您自己是1851年6月24日生在纽约市,1871年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

“对。毕业那年,我就进了铁路行业,在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纽约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

“职员?”

“职员。”他笑了,“不过一年之内,我就成了铁路公司总裁的秘书。”

“后来怎么又去了银行?”

“1872年到1874年,我在纽约的莫顿-布利斯公司和伦敦的莫顿-罗斯公司做事。1875年回到莫顿-布利斯,当主任职员,手里还握着公司的授权书。”

“再后来,就回铁路了?”

“1876年,我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同一年,当选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董事,还兼任了新奥尔良-杰克逊-大北方铁路的司库和采购代理。”

“之后的履历,我查过。”我翻着笔记本,“1877年,您出任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良铁路的秘书?”

“对。1882年,升任副总裁。”

“又回到伊利诺伊中央?”

“1883年1月,出任第二副总裁。一年多以后,转正做副总裁。”

“然后呢?”

“1887年5月18日,我当上了总裁。”他说得很平静,“这一干,就干到1906年11月7日。”

“将近二十年。中间还兼任别的职务吗?”

“1904年到1906年,我任美国铁路协会主席;1905年,在华盛顿主持了第七届国际铁路大会。”他补充道,“另外,1883年起我就是国民公园银行的董事,到现在还在任上;1888年起是纽约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受托人,今年2月才辞的职。”

我放下笔,问出最想问的问题。

“回头看,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伊利诺伊中央。”他毫不犹豫,“它是芝加哥到墨西哥湾之间,最重要的南北向铁路之一。早年,公司主要靠棉花生意吃饭。”

“后来呢?”

“后来在我手里,我们抢下了谷物和玉米运输的大块生意。”他眼里有光,“你要知道,从前西部各州产的粮食,都是往东运——走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我们硬是把其中很大一块,调头向南,运到了新奥尔良。”

“这怎么做到的?东部的铁路、密西西比河的水运,可都是对手。”

“低运费。”他说得斩钉截铁,“论运价,我们拼得过东部铁路,也拼得过河运。同时,我们还把线路修进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一带的煤铁矿区。”

“听说您的经营思路,和同行完全相反?”

“从前做铁路的,都想着运价定高一点,货拉少一点。我偏反过来——用尽量低的运价,做尽量多的生意。”

“结果如何?”

“结果你自己看账。”他递过来一份年报,“今年到6月30日为止的这一年,我们的货运和客运价格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低,利润却创了纪录。”

“怎么做到的?”

“三样:管理高效、运营成本压得低、资本开支管得严。”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铁路不是收买路钱,是做生意。

查账可以,客户名单不行

回到报社,主编正等着我。

“写得怎么样?”

“八个人,全写完了。”

“好。还有一件事。”他递给我一份谈话记录,“奥尔巴尼那边查华尔街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大人物都在躲,亨利·克鲁斯却当众把话挑明了。”

我低头去看。

克鲁斯说:他身为亨利·克鲁斯公司的老板,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谁想查公司的账,他都欢迎。

“这么有底气?”

“他说,这种调查只会证明一件事:他的公司做生意规规矩矩。”主编翻过一页,“但是,有一条底线,他死活不松口。”

“什么底线?”

“客户的名字。一个字都不说。”主编看着我,“克鲁斯认为,客户和公司的关系,是绝对的机密。宁可把麻烦扛在自己身上,也绝不出卖客户的信任。”

我沉默了一下:“这人倒是有原则。”

“他还有办法。”主编接着说,“他的公司从开业那天起就立了规矩:凡是替客户买进卖出股票,必定给客户发一份书面通知,写清楚这笔证券是从哪家券商手里买的,或者卖给了哪家券商。”

“为什么要这么做?”

“给客户一个凭证——证明他的委托,是真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成交的,不是公司关起门来自己捣的鬼。克鲁斯说,如今别的券商,也大多学着这么干了。”

我望向窗外,华尔街的灯火刚刚亮起来。

调查就要来了。这些大人物这一次要面对的,不再是同行,而是整个州、乃至整个国家的目光。

我在系列报道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

钱的故事从来不会结束,但从这一年起,它得写在阳光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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