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安逸日子
古巴是个美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土地肥沃得冒油。气候温暖,风景美得让人窒息,大自然好像把一个人想要的一切都给了它。
可惜,人类拼命想毁掉自然创造的东西。
从哥伦布踏上这片土地开始,古巴就一直是暴力、叛乱、革命和内战的舞台。曾经种满甘蔗、咖啡和烟草、繁荣兴旺的省份,被毁得一片狼藉。
奴隶制仍然无处不在。
1861年以前,每年都有运奴船把大约四万名非洲黑人送进哈瓦那。
当一个人对别人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力,又没人管得了他时,残忍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岛上的白人种植园主,对奴隶们普遍残忍得令人发指。
到了1873年,许多大种植园里依然上演着奴隶制历史上都罕见的暴行。
我在古巴期间,受邀参观过几家种植园。
我去了两家。
两家就够了。
水底下藏着的残忍实在太多。我能讲出很多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但我不想在这里复述。
在古巴待了一天之后,我和妻子就认定:我们能在这儿舒舒服服地住上整整一个月。
我们很快发现,旅馆老板唐·费尔南多有一栋带家具的房子要出租,位置非常漂亮。
我们租了一个月。
租金按天计算,包括十个仆人——也就是奴隶——还有马匹和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酒除外。
仆人们把一切都打理好了,饭菜也做得极好。
贵是贵了点,但方便得没法说。
对我妻子来说尤其如此——她终于不用再为操持家务没完没了地忙活和发愁了。
有很多美国人在古巴过冬。他们从北方跑来,就为了在北方暴风雪肆虐的时候,找点温暖和阳光。
人们白天躺在棕榈树和椰子树下的吊床上,沿着白色的沙滩散步,或者探索海岸边数不清的小海湾。
我们在那儿交了不少愉快的朋友。
漫长的航行之后,我们慢慢放松下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日子很惬意,虽然人人都知道别人的底细。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平缓的山坡上,俯瞰墨西哥湾。院子里的草木茂盛得不像普通花园,倒更像热带种植园。
我还认识了美国领事托伯特将军。
通过他,我认识了几位西班牙官员,包括警察上校。
我特意花心思跟那个人搞好关系。
我经常请他到家里吃午饭或晚饭。
我的想法很简单。
万一有关于我的电报到了,我相信他会亲自送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就算我在古巴的行踪暴露、逮捕令到了,我也相信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与此同时,我妻子过得很开心。
在派对、野餐和舞会上,她身边总是围满了欣赏她的人。
我很高兴看到她快乐。
她值得过几天平静的日子。
不久之后,等着我们俩的苦难多着呢。
好几个星期,伦敦的朋友们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哪儿。
我们在加来告别时,他们让我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前不要透露目的地。
就算到了,我也只能通过一个亲戚跟他们联系。
我每天读纽约的报纸。
我在等一件事——伦敦那边彻底崩溃的消息。
可一天又一天,什么都没有。
这种沉默似乎说明,我的朋友们干得异常顺利。
也许还要再过两三个月,才会有人发现发生了什么。
到那时,我们已经到哈瓦那好几个星期了。
消息终于来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中旬。
一天下午,我躺在走廊的吊床上,妻子坐在旁边。
我的仆人骑马回来,把报纸递给我,是《纽约先驱报》。
我随手翻开,一边继续跟妻子聊天。
然后我看到了标题。
我没忍住,叫出了声。
那行字大得吓人:
“针对英格兰银行的惊人诈骗!”
“数百万英镑损失!”
“伦敦一片哗然!”
“悬赏五千英镑捉拿美国人F·A·沃伦!”
报道日期是伦敦,1873年2月14日。
报道说,一个自称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沃伦的年轻美国人,对英格兰银行实施了一起惊天诈骗。
银行的损失估计在三百万到一千万英镑之间。
据说伦敦其他银行也损失惨重。
整个伦敦都在议论这件事。
警察拼命搜捕罪犯。
一个叫诺伊斯的年轻人,曾经给沃伦当办事员,已经被捕了。
但当局认为他是被骗的,对真正的操作几乎一无所知。
英格兰银行悬赏五千英镑,征集能抓到沃伦或其同伙的线索。
我叠好报纸,去海边走了很长一段路。
诺伊斯被捕让我很担心。
如果当初防范得当,这种事本不该发生。
不过我还是说服自己,他大概顶多被判个短期监禁。
我了解诺伊斯。
再大的压力和恐惧,也不会让他出卖我们。
有两件事我从来没认真想过。
我从来没相信自己的真名会被查出来。
我也从没想过乔治或麦克会跟这桩诈骗扯上关系。
等我走完回来,计划已经想好了。
我们继续在古巴安静地待两个星期。
然后我坐轮船去韦拉克鲁斯。
从那儿去墨西哥城,买一个庄园,跟我原本计划的一样。
过几个月,我把妻子安顿在墨西哥,然后秘密穿过墨西哥北部和得克萨斯。
在那儿跟麦克和乔治碰头。
之后再回墨西哥。
据我所知,欧洲根本没人想到我在古巴。
只要真名还没暴露,古巴对我来说就像沙漠一样安全。
所以我决定什么都不改。
继续像刚来时那样过日子。
每天读报纸。
只要有什么迹象表明危险在靠近,我随时可以离开。
日子一天天过去,电报报道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
各地报纸都在就这桩丑闻发社论。
大多数把它当笑话看。
他们嘲笑英国人,尤其嘲笑英格兰银行——那条著名的“针线街的老太太”。
然后漫画报纸也加入了。
每星期都刊登嘲讽这件事的漫画。
最好笑的一幅出现在纽约一家漫画报纸上,是最新消息从伦敦传来之后登的。
漫画里,一个时髦的年轻人骑着骡子冲下陡坡。
坡底下站着魔鬼,手里抓着一把把千镑面额的钞票。
骡子后面站着约翰牛,正用雨伞抽打骡子,逼着年轻人直冲魔鬼而去。
整幅画的意思就是:沃伦骗英国银行家骗得太容易了。
我尽量不让妻子看到这些报纸。
但有一天,她串门回来,一脸兴奋。
她马上开始讲一个胆大包天的美国人,说那人据说把英格兰银行给抢了。
“他肯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她说,“谁有胆子干这种事?”
我尽量不动声色。
她接着说。
“听说他真的从英格兰银行抢了好几百万。”
“人们就爱夸大其词,”我回答。
“但不管他是谁,都该挨一顿鞭子。”
我笑了。
“也许他只是想找点刺激。”
她摇摇头。
“我不觉得抢银行有什么好笑的。”
有好几次,古巴的其他美国人问我怎么看那个神秘的沃伦。
我每次都给他们同样的回答。
“我猜他就是个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反正钱多得花不完,”我说,“也许他就是图个刺激,顺便耍耍约翰牛。”
与此同时,下一班开往墨西哥的法国轮船会经停哈瓦那,接乘客和寄往韦拉克鲁斯的邮件。
我决定坐这班船。
到古巴后不久,我就跟一个来自萨凡纳的富有的年轻美国人格雷成了朋友。
我们成了密友,我几乎每天请他到家里吃饭。
格雷有个好朋友,叫安德烈斯先生,是个有钱的古巴年轻种植园主。
安德烈斯邀请格雷去他的咖啡种植园玩,园子在皮诺斯岛——古巴南海岸外众多岛屿中最大的一个。
格雷非要我一起去。
“我们去大概一个星期,”他说,“其中三天花在路上。”
我犹豫了。
“如果我去,”我说,“就赶不上二十五号那班船了。”
“那就坐下一班,”格雷说。
“那又得多等一个星期。”
“反正跟我们去吧。你会玩得很开心的。”
我心动了。
但心里有个声音叫我留在哈瓦那。
一天晚上,格雷带着安德烈斯先生和另一个共同的朋友阿尔瓦雷斯先生来吃饭。
三个人立刻开始劝我。
“你一定得来,”格雷说。
“这会是一次冒险,”安德烈斯说。
“我们去打野猪,”阿尔瓦雷斯说。
“再花两天钓鲨鱼。”
“还要抓海龟,找海龟蛋,”格雷补了一句。
然后安德烈斯笑了。
“也许我们还能去打猎,抓逃跑的奴隶。”
我看着他。
“抓奴隶?”
“是啊,”他随口说,“丛林和小岛上有不少逃跑的奴隶躲着。”
“他们算逃犯,”阿尔瓦雷斯解释。
“我们说不定还能开枪打几个。”
他们那么随意地讨论这件事,让我很震惊。
“为什么不抓活的?”
安德烈斯耸耸肩。
“尝过自由滋味的奴隶,抓回来也几乎不值钱了。”
“所以种植园每年都组织这种猎杀,”格雷说,“杀几个,主要是吓唬其他人。”
我盯着他们。
“他们真会开枪打逃跑的人?”
“当然,”阿尔瓦雷斯说。
安德烈斯笑了。
“虽然逃跑的奴隶有时也有坏习惯——开枪还击。”
他们都笑了。
猎手变成猎物的情况也发生过。
不过很少见。
在大家拼命劝说之后,我最后还是同意了。
那时候古巴只有两条很短的铁路。
我们先坐火车穿过岛上最窄的一段,然后骑马去南海岸。
安德烈斯的船会在那儿等我们。
火车把我们带到圣费利佩小村,在哈瓦那以南大约四十英里。
从那儿再骑马去卡希奥港。
我们计划两天后的星期六出发。
我妻子不喜欢这个主意。
我也不喜欢。
但我们的理由完全不同。
我知道,理智的做法是待在哈瓦那,等开往墨西哥的船。
我本该取消这次旅行。
可我怕朋友们笑话我临阵退缩。
于是我劝自己说,没什么真正的危险。
伦敦那边的事还藏在一层厚厚的雾后面,侦探们根本找不到路。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如果我知道平克顿的侦探在伦敦干得多漂亮,或者他们在巴黎已经发现了什么,我一定会小心得多。
但还有一件我完全不知道的事。
当时在平克顿纽约办事处工作的约翰·柯廷探长,已经开始解开整个谜团。
他的直觉和侦探才能把他引向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他跟上司说,等F·A·沃伦的真面目揭开时,那人一定是奥斯汀·比德韦尔。
如果我知道这一点,我绝不会去古巴最偏远的地区玩那十天。
我会立刻逃走。
我甚至不会坐普通的轮船。
我会弄一条小帆船,一个人去墨西哥的某个港口。
柯廷奉命调查这个案子的纽约线,寻找线索。
一开始,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
不过多年以后,柯廷和我成了好朋友。
他最终原谅了我1873年打进他身体的那颗子弹。
在西印度群岛逮捕我之后,他养好了伤,是押送我去英格兰的四个人之一。
多年以后,他搬到旧金山,开了自己的私家侦探事务所。
我坐了二十年牢,1892年5月终于到旧金山时,柯廷在渡口等着我。
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他没有怀恨在心,反而祝贺我,马上开始帮我。
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帮我推广生意,尽一切可能帮我成功。
多亏了他的好意,我才把一件原本可能失败的事——尤其是在当时那场严重的经济萧条里——变成了意外的成功。
但柯廷是怎么查出我的真名、最后在古巴找到我的,那是另一个故事,我留到以后再说。
星期六早上,我们四个人出发了。
一群黑人跟着我们,还有六条狗。
我们坐火车。
说这趟旅程不舒服都是轻的。
铁路糟糕透了。
铁轨维护得很差,车厢也没有像样的弹簧。
每颠一下,我们的骨头都跟着响。
有好几次我真觉得火车要脱轨了。
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在哈瓦那的时候,安德烈斯先生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好人。
到圣费利佩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相当重要的人物。
到卡希奥的时候,他简直像当地的名人。
等到了岛上,他几乎成了那里的凯撒。
圣费利佩有马等着我们,还有骡子驮行李。
出发前,我们先在附近一个庄园吃了午饭。
那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午饭。
这个小镇尤其以斗鸡闻名。
庄园里养着几十只斗鸡。
每只鸡都有自己的单间,被当成珍贵的赛马或猎犬一样伺候。
我们看到的黑人男孩,有一半都抱着斗鸡。
最后我们出发去卡希奥。
路很快就变成了一条粗糙的小径。
穿过长着稀疏橡树的荒芜丘陵。
几乎没什么灌木。
时不时能看到一片片仙人掌。
丘陵之间的低地上,厚厚的西班牙剑麻墙挡着路。
我们正从古巴最窄的地方穿过。
从圣费利佩到卡希奥只有大约三十英里。
走了十五英里后,景色变了。
我们进入一片肥沃的沿海地区,路过好几座废弃的甘蔗种植园。
大自然正慢慢收回人类暴力留下的废墟。
到处都是烧毁的房子和毁掉的糖厂。
然后我们听到了让人不安的事。
就在几个星期前,叛军秘密在十五英里外的巴塔瓦诺海滩登陆。
他们夜里上岸,喊着:
“自由的古巴——西班牙人去死!”
他们毁掉镇子,向乡村推进。
他们烧房子,杀白人居民,号召奴隶们加入他们,为古巴独立而战。
很多奴隶加入了。
叛乱变得极其血腥。
西班牙士兵和忠诚的古巴志愿者最终包围了叛军。
在圣马科斯这个小定居点,叛军做了最后的抵抗。
我们在那儿停下来,看到了战斗留下的明显痕迹。
叛军寡不敌众。
经过一场绝望的战斗,他们被击败了。
活下来的被愤怒的士兵屠杀殆尽。
太惨了。
但背后还有更黑暗的真相。
西班牙当局下令:叛军控制区内的所有人,一律处死。
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不需要审判。
所有人都在劫难逃。
在圣马科斯,我们停下来查看战场。
一堆堆灰烬,那是死者被焚烧后留下的。
死者中有两三个美国人。
那时候,爱冒险的美国人跑去古巴加入叛军、为“自由古巴”而战,并不稀奇。
每隔几天,报纸就会报道美国人因为想加入叛乱而被抓或被枪毙的消息。
后来终于出了维尔吉纽斯号的惨案。
那艘船在古巴海岸附近被俘,船上装着给叛军的人和武器。
大约一百五十名船员和乘客被处决。
直到那时,美国政府才终于出面,要求西班牙当局停止不经审判就处决美国人。
我站在圣马科斯,看着战斗的遗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看了看那些灰烬,甚至看了一块人骨。
我从没想过,几天之后我自己也会变成逃犯。
我会躲在丛林里,穿过热带平原,拼命寻找古巴叛军——而他们的同志此刻正躺在我脚下的灰烬里。
我后来回忆起古巴那些快乐的日子,心里充满痛苦的遗憾。
后来我在监狱里过着悲惨屈辱的生活时,常常把那种生活和我在岛上享受过的幸福相比。
多年里,每当监狱的黑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我就靠逃进回忆里活下来。
但没有一段回忆比圣马科斯更让我魂牵梦萦。
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一切。
焦黑的地面。
灰烬。
白骨。
热带雨水渗进死者的遗骸。
还有因为这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养分,而长得更茂盛的绿色植被。
我几千次地想:
“老天,我真希望我的骨灰跟他们混在一起。”
我们很快离开圣马科斯,进入丛林。
小路窄得只能排成一列骑行。
安静得反常。
热带森林好像把一切声音都吞掉了。
连那些黑人和狗都走得很轻。
没人说话。
没人想惊扰周围这片奇怪的寂静。
虽然景色很迷人,但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我松了口气。
我们钻出丛林,来到一条沿海公路。
路是沙土的,但走的人不少。
又走了一英里,到了卡希奥。
然后我们看见了加勒比海。
它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蓝得无法形容,美得无法形容。
海面上散布着几百个棕榈覆盖的小岛和珊瑚湾。
沙滩在热带的阳光下白得耀眼。
安德烈斯先生在那里有一栋房子。
因为知道我们要来,一切都准备好了。
一进门,就有人端上黑咖啡和薄薄的炸米饼。
格雷和我立刻想去游泳。
海水看起来太诱人了。
但马上跳下水是不礼貌的。
显然,西班牙人非常不喜欢洗澡。
我听说西班牙连像样的澡堂都没有,在古巴看到的情况让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
接下来几天,格雷和我一有机会就游泳。
没人愿意跟我们一块儿。
“来啊!”一天下午我喊道。
“水好极了!”
他们摇摇头。
“不了,谢谢。”
格雷笑了。
“这儿每个人我们都至少请了十次。”
“没一个人答应,”我说。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文化差异。
也许跟气候有关。
也许跟传统有关。
也许什么关系都没有。
英语世界的人特别爱肥皂和水。
西班牙世界的人对这两样似乎都不太热心。
但我不认为这就说明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
那天晚上的晚餐非同寻常。
格雷和我都认为,那饭菜比我们以前吃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对胃口、做得更好。
连巴黎那些名餐馆都未必做得更好。
我们对那位厨师好奇起来。
“能见见她吗?”我们问。
安德烈斯把她叫来了。
进来一个黑人妇女。
她看起来严肃而忧伤。
她瘦瘦的,棱角分明,只会说几个西班牙语单词。
她真正的语言是一种非洲方言。
她出生在非洲,那里的大多数奴隶也都是非洲出生的。
看着她,我忍不住想:她对这个世界怎么看?
她怎么看基督教?
她怎么看那些自称文明的人?
她被人从家乡撕走。
家人和家园都被毁掉。
她被运过大洋,被迫把余生都用来给把她当财产的人干活。
图什么?
好让她的主人更富有。
她被叫来见我们时,看起来吓坏了。
也许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当然不习惯被人夸奖。
但我们真心实意地夸她的厨艺。
第二天早上,我们每个人都给了她一点钱。
临走时,我在她手里放了一枚金镑。
我还让安德烈斯答应,要好好待她。
我们的主人自己种烟草,自己卷雪茄。
他的雪茄在哈瓦那都很有名。
那天晚上,格雷和我坐在屋前的吊床上抽雪茄,头顶是屋顶。
夜色很美。
满月照在沙滩上。
海浪涌向岸边,微微发光。
四周,黑人劳工们聚在一起,聊天、大笑、唱歌。
孩子们尤其吵闹。
他们尖利的嗓音穿透了夜色。
空气温暖而舒适。
按照当地习俗,我们睡在吊床上,连衣服都没脱。
第二天早上,日出美得像不真实。
天空满是绚丽的色彩。
让我想起圣经里描述的新耶路撒冷。
格雷和我看着水面。
“比赛游过去!”他说。
我们跑向沙滩。
水美极了。
我们独自游泳。
其他人还在睡。
之后我们光着身子沿着沙滩闲逛,享受完全独处的自由。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样让我们着迷的东西。
附近有一个海龟圈。
木桩打进地里,围成一个大圈。
里面有二十多只巨大的海龟。
它们耐心地蹲着,显然在等着哪天有人吃掉它们。
也许,这就是几乎所有生灵最终的命运。
一个生物吃掉另一个。
然后另一个再吃掉那个。
岩石本身就告诉我们,这场通往胃的盛大游行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想起一个老故事:一个传教士到了斐济,问一个吃人的酋长,他的前任去哪儿了。
答案很简单。
“他进了内陆。”
我猜,这就是描述地球上每一个生灵最终归宿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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