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假汇票横扫欧洲
把乔治送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后,我和麦克留在车站外,沿着月台慢慢踱步,抬头看星星。
麦克是个极不寻常的伙伴。他受过高等教育,谈吐优雅,辩论起来逻辑严密,又充满激情,任何话题经他一讲都变得引人入胜。
人们常说,研究人的学问就是研究人本身。我从不完全信这句话。一个人连自己的心思都很难弄明白,更别说看透别人的心思和动机。
那天晚上,我有时会想,要是那些自称懂人性的科学家能钻进麦克的脑子里听听就好了。这样的人听到麦克说话,又完全不知道我们的真实勾当,绝对猜不到我们在干什么。
麦克满脑子都是知识。他过目不忘,想象力里装满了画面和念头。他从小熟读《圣经》,尤其是《旧约》,长大成人后依然认真研读。他脑子里装满了圣经的观念和宗教信念。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此刻正和我走在星空下,口袋里装满了伪造的文件,准备去干一桩犯罪勾当。
麦克抬头望着夜空。
"看那些星星,"他说,"想想太空有多大。任何人看到这一切,怎么可能还怀疑上帝的存在?"
他说得真诚极了。
"世上没有所谓的小奇迹,"他继续说,"一个小孩脑子里冒出的一个念头,就其本身而言,和天上千百万颗闪烁的星星一样了不起。"
我听着他讲人类的伟大,讲每个灵魂的尊严,讲他相信每个人在上帝的伟大计划里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说的每一句,他都真心相信。他相信自己在那神圣计划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也相信,每个人都该努力做个善良、诚实、真诚的人。
这些话出自一个正要跟我跑遍欧洲去兑现假汇票的人之口,真是说不出的古怪。
到了周日早上,火车正载着我们飞速穿过比利时,驶向莱茵河。麦克还在讲。大半个晚上我都在听,几乎没怎么开口。他实在是个迷人的演说家,听他讲话本身就是种享受。
我们的谈话终于结束——火车在卢森堡停靠,有人叫我们去吃早餐。早餐后继续赶路,后来都睡着了。醒来时,我们正接近莱茵河。
中午前后我们到了科隆。我们去了乌尔里希广场,找到一家有名的酒窖,喝了一瓶托卡伊甜酒。然后匆匆赶回车站,穿过沙地平原向柏林进发。天黑后不久到了。
麦克立刻去巴黎狮子酒店办了入住。我则在对街的皇后宫阴影里等着。没过多久,他出来了。我们进了一家大咖啡馆,一起吃了晚饭。
柏林的一切都让我们着迷。尤其让我们震撼的是那种军事氛围。到处都是军人,而且一个个嗓门大得吓人。我们在城里逛了一晚上,到处看风景。
快到午夜时,我们分了手。
"明早八点,在这儿碰头吃早餐。"麦克说。
"一言为定。"
我住进一家安静的小旅馆,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心里有种莫名的焦虑。我甚至盼着天赶紧黑下来。
八点钟,我在咖啡馆见到了麦克。就算他紧张,也一点没表现出来。我们俩都清楚,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一个诚实的人犯了错,还能得到同情,可以重来一次;但一个罪犯,一次失误就可能致命。
最让我们害怕的是未知。我们的想象力把每一种可能的危险都放大得比实际更可怕。
德国的银行九点开门。我们知道,从伦敦寄出的那封信,应该在八点多一点送到银行。我们决定,麦克在九点零五分走进银行。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摸清了那家商行的位置。
吃早餐时,麦克小心地把口袋掏空。
"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我说。
他把每片碎纸都放在桌上,我逐一检查。然后我们把带来的信用证和介绍信又翻了一遍。我们还没定下来,麦克到底该要多少钱。
"至少得拿两万五千荷兰盾。"我说。
"同意。"
"如果一切看起来安全,就由你自己判断。最多可以要到十万荷兰盾。"
他的信用证是一万英镑,我们根本没打算把它留在银行里。如果他取款不足全额,银行会在信用证上批注金额再还给他。我们打算拿到手之后立刻销毁。
最后,麦克把文件装回口袋。他冲我笑了笑,走了出去。
我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始终盯着他。我紧张极了。
我们在菩提树下大街上。走了一个街区后左转,再走半个街区,就到了那家银行。那是家犹太人开的商行,我当时留意到了这一点。
麦克镇定地走上台阶,消失在大门里。以美国人的标准看,美国以外的交易都慢得离谱。我估计他可能要在里面待半小时。对我来说,那将是极其漫长的三十分钟。
我们事先约好了一套暗号。
"如果钱到手了,"我叮嘱他,"出来的时候摸摸胡子。"
"如果一切正常,但他们拖延付款呢?"
"那就用手帕擦擦脸。"
"如果出了岔子呢?"
"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如果他打出最后一个信号,我会立刻留意有没有人跟踪他。如果有人跟踪,我会向他示意。他就直接回酒店,摘掉高顶礼帽,换上口袋里那顶软帽,从后门溜走,赶到一家说好的帽子店,我在那儿跟他碰头。从店里我们打车去于特博克——一个大约六英里外的小镇,南线、西线、东线的火车都在那儿停靠,我们可以在路上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幸好,那个计划一次也没用上。
我在街对面一家小店里等着,盯着银行门口。本以为要等很久,结果刚安顿下来,麦克就出现了。他笑着,摸着胡子。一切顺利。
我立刻扫视街道。没有人跟踪他。我快步追了上去。
在拐角处追上他时,他只说了几个字。
"两千六百英镑。"
"一万三千美元?"
"对。"
我盯着他。
"我不信。"
他笑了。
"没事,老弟。喏。"
他把一大包荷兰盾纸币塞进我手里。
我们立刻分开。我去了附近几家经纪行,把几乎所有的钱换成了法国钞票和黄金。
然后我们直接去了一家帽子店,给麦克买了一顶宽边的德国学生帽。他戴上帽子,又架上一副眼镜,把长胡子从中间分成两绺,整个人完全变了个样。连我都要认不出他,绝对会从他身边走过。
与此同时,我找了一个马车夫,一个看上去慢吞吞、无害的老头,雇下了他。
"带我和我朋友去于特博克。"我用德语对他说。
他听懂了。
我们爬上他那辆敞篷的单马马车出发了。我们的下一站是慕尼黑。火车要到中午才开,所以我们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悠闲地兜一圈,这样跑路也更安全。
柏林郊外的乡下一片平坦,相当乏味。我们的车夫是个讨人厌的老家伙,但我们还是从他身上找到了乐子。他不时从座位底下掏出一条黑面包,切一块给自己,再切一块给马。他看我们不着急,就干脆跳下车,牵着马走,一边走一边喂自己和牲口。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到于特博克时,离火车发车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给自己点了一瓶霍赫海姆酒,给车夫点了啤酒和椒盐卷饼。剩下的时间过得挺愉快。
到这时,我们已经把信用证烧掉了。划了根火柴点着它,看着它烧成灰。
到了该上火车的时候,我们分开进站,各自买各自的车票。我买的是去纽伦堡的,麦克买了一张去附近一座城市的。
十二点半,我们上了车,朝慕尼黑开去。我们已经在盘算,第二天在那儿还能再弄到多少钱。
我们深夜才到。找到银行之后,我们去看了一场综艺演出,演出出人意料地精彩。剧院散场后,我们又分开,住进了不同的旅馆。
我们的计划很简单:尽可能从慕尼黑多拿钱,然后在上午十点前赶火车去莱比锡,下午一点多到,留出足够时间去那儿的一家银行;当晚离开莱比锡,周三一大早就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我们就要拼命逃出德国,回到伦敦的安全地带。
周二早上七点,我和麦克在一家餐馆碰头。没过多久,我们就重复了一遍在柏林干过的事。
不过这一次,我们只拿到一万两千荷兰盾,大约一千英镑。麦克决定不要狮子大开口。
"慕尼黑不是主要的商业中心,"他解释说,"没必要在这儿太贪。"
银行付给他的不是荷兰盾,而是崭新的萨克森银币券。每枚大约值七十美分。我们不喜欢这种票子,想马上换成别的,但时间不够。
我们十点的火车。我把麦克的圆顶礼帽装在一个盒子里。三分钟内,他戴好帽子、架上眼镜、把胡子从中间分开,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德国学生模样。他悠闲地走向车站,买了一张去莱比锡的票。我跟在他后面,所有的钱和文件都装在我的包里。
午饭后不久我们到了莱比锡。著名的莱比锡博览会正如火如荼,城里挤满了游客,整个地方热闹非凡。银行里人满为患,大笔大笔的钱在流动。
回头想想,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我们本该带三四封不同银行的介绍信,那样的话,可能已经发大财了。
火车上,我和麦克虽然坐在同一个拥挤的车厢里,却是分开坐的。到莱比锡后,他出了车站,走进一家酒馆,我跟了进去。他仔细翻看他的信件,然后装进口袋。
五分钟后,他走进了银行。银行里很挤,所以我没在外面等,而是走进去混在顾客中间。我很紧张,但尽量不露声色。
麦克没有浪费时间跟小职员打交道。
"我要见你们老板。"他说。
他立刻被请了进去。他递上信件时,银行家们对他非常客气。
他要了五万荷兰盾,大约两万美元。他们当场就付给了他。这笔交易快得惊人。钱是荷兰盾纸币,厚厚一大捆。
按计划,麦克带着钱直接去了咖啡馆。我在一家经纪行停下来,把新萨克森银币券换成了法国钞票和黄金。然后我们老戏重演,麦克又变了一副模样。
遗憾的是,我们到下午五点才能离开莱比锡。所以我们花了一下午逛那个著名的博览会。整座城市都像着了魔似的围着博览会转。它已经连续办了几百年,每年都吸引着全欧洲、甚至远自俄国来的商人和游客。
五点多,我们终于上了火车。因为某个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的缘故,我们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才到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乡,也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午十点开盘、下午两点收盘,那段时间银行家们通常都待在交易所,不在办公室里。许多办公室完全空着,上了锁。
不幸的是,我们那封信所指的那家商行,正是这种情形。要在这儿办事,就得等到下午两点。可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柏林那笔买卖已经过去三天。
如果第一张汇票是及时寄出的,很可能就在今天早上送到联合银行。外汇部经理看到一张陌生人的大额汇票,收款方是他们在柏林的往来银行,几乎肯定会起疑,几乎肯定会往德国发电报。一旦柏林那边发现伪造,消息会迅速传开,欧洲的每一家交易所、每一家大银行可能都会听说,而且多半还附带着十几个添油加醋的版本。
我担心到下午两点,故事可能已经传到法兰克福。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两天的收获大约四万三千美元。我们对法兰克福寄予厚望——它是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这里的银行家习惯处理大额资金,只要看起来一切正常,他们很可能毫不犹豫地付出一大笔钱。事实上,我们没有先来法兰克福是个错误。如果我们先到这儿,说不定还能再带走五万美元。
一到法兰克福,我们先去了一家咖啡馆。我把麦克和钱、文件留在那儿,自己赶去那家银行,指望他们可能还开着门。
如果开着,我打算若无其事地聊聊信用证和其他生意,观察他们的表情和问的问题。如果他们对我们柏林的事已经有所耳闻,我相信自己看得出来。如果他们要看我的信,我就说信还没从巴黎寄到。这个借口或许能给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消失。
但等我到那儿,门是锁着的。
我立刻回到咖啡馆。
"我们完了,"我对麦克说,"坐车去科隆吧。"
麦克看着我。
"为什么不等四点,再试一次?"
"我们冒的风险已经够多了。"
"德国人反应慢,"他说,"他们未必想得到用电报。我们还有超过五成的把握。"
他顿了顿,然后轻声补了一句。
"老弟,你是我的经理。决定权在你。"
我想了想。
"不。我们完了。我不再冒这个险了。"
麦克点点头。
"好。"
我们就在那家法德小咖啡馆里把事情定了下来。
然后我们拿出所有跟这桩勾当有关的信件和碎纸片,一份一份地烧毁。这个决定让我们如释重负。我们俩谁也没承认过自己一直顶着多大的压力。如今危险似乎过去了,我们放松下来,点了午饭。
我们知道,在回到伦敦之前不会得到乔治的任何消息。但我们不担心他,相信他会没事。
等火车的时候,我们开始聊起未来。我们猜想,乔治带回来的钱至少和我们一样多。我们算了算,加起来大约有九万美元。
"一万给纽约那三位老实的侦探。"我说。
"那就剩八万左右。"
"扣掉开销,我们每人约两万三。"
我们坐在那儿,钱稳稳地揣在身上,开始做计划。我们有没有说"现在钱够开家正经营生了,我们信守承诺,收手不干"?完全没有。我们把所有承诺都忘得一干二净。
成功改变了我们的想法。钱越多,我们反而越觉得自己穷。
很快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麦克说,"不如干脆每人赚够十万。"
"然后我们就收手。"
这就是我们新的承诺。
我们正坐在法兰克福,就在那个本该心满意足的时刻,却在盘算着下一桩犯罪。成功把我们推向了更深的歧途。
中午前后,我们的火车开了。临走前,我把麦克的高顶礼帽拿到一家帽匠那里。
"我想把这顶帽子洗洗熨一下。"我说。
真正的目的是处理掉它,不留痕迹。
然后我回到咖啡馆。我们分头走向车站。麦克几乎什么都没带——只有大约两千美元的法郎现金和黄金。而我包里藏着四万多美元的钞票和一些黄金。
麦克买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票,我买了一张去比利时的。两条路线都经过科隆。
我目送麦克安全上了他的车厢,然后若无其事地在车站里溜达,甩着包,东张西望,一副毫无心事的样子。就在火车即将开动前,我上了另一节车厢。
从法兰克福到科隆的铁路,大部分路段都沿着河走。我们经过了宾根、美因茨和科布伦茨。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科隆。这是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得等大约二十分钟换乘。我和麦克直接去了大教堂,它就紧挨着车站。在那儿,我们有几分钟时间说话。
麦克掏出了他的车票。
"我不去阿姆斯特丹了。"他说。
"我也不去比利时了。"
我们交换了车票,然后说好各自上不同的车厢。
"第一站我就过来找你。"我说。
我们面前还有一夜的旅程,目的地是奥斯坦德——那个和加莱竞争的比利时港口,从那儿渡过海峡去多佛。
在车站,我买了一张经奥斯坦德到伦敦的票。
我们平安离开了科隆。到了第一站,我下车找到麦克,进了他的包厢。后半夜过得很愉快。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奥斯坦德。清晨的阳光里,大海美极了,太阳升起,波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顺利渡海到了多佛。两小时后,特快列车把我们送进了伦敦。
我们立刻去了约好的会合点——伦敦桥附近的终点站旅馆。乔治还没到,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当天晚上,门外响起了响亮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
乔治站在门口。
我们万分激动地迎接他。
我们这场小小的欧洲冒险,终于完整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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