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门监狱的铁窗岁月
在新门监狱度过的日子,成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每天,我都感觉脚下的地在往下塌。当局正在一步步收紧罗网,没过多久,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大概是出不去了。
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我们犯了罪,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只是当时,谁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我们始终坚信,对方手里的证据薄弱得可怜。
“如果这场审判放在美国,”我们当中有人发话,“我们说不定真有翻盘的希望。”
我表示赞同。
美国的法庭有一套程序,能让被告获得更多推翻定罪的机会。英国则完全不同。一旦英国陪审团作出了裁决,基本上就不存在我们美国那种刑事上诉制度了。
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恐惧。
“如果法官铁了心要定你的罪,”我暗自想着,“那你可能真的毫无办法。”
我们还觉得,陪审团被法官牵着鼻子走。
陪审员大多是普通的店铺老板,在我们眼里,他们对上流社会恭敬得过了头。
“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证据,”我们抱怨道,“眼睛只盯着法官看。”
“要是法官笑一笑,他们就觉得我们无辜。”
“那要是法官皱眉呢?”
“那他们就会认定我们有罪。”
这就是当时我们眼中的英国司法制度。
接下来是律师的问题。
在美国,一个人被告上法庭,通常会请一位律师从头到尾负责案子。一个律师就够了,虽然收费可能不便宜。
英国的司法体系要复杂得多。
这里分事务律师、出庭律师,还有王室法律顾问。
事务律师直接与当事人打交道,负责案子的具体事务。
出庭律师则由事务律师聘请,负责上庭辩护。他通常只听从事务律师的指示,不直接接触当事人。
再往上,还有王室法律顾问——级别更高的资深律师。
但即便是王室法律顾问,按规定身边也得配一名出庭律师。
“所以一个被告可能要付两份律师费,”我解释说,“有时候甚至三份,才能让案子得到像样的辩护。”
在我们看来,这套制度简直就是为了让律师发家致富而设计的。
我们聘请了一位事务律师,名叫大卫·豪厄尔,办公室在齐普赛街105号。
他个子瘦小,脸色苍白,头发泛红,留着短胡子,一双小眼睛透着精明。说话的声音又尖又细,听着很不舒服。
不幸的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完全正确。
从头到尾,豪厄尔处理我们案子的方式,几乎和检方希望的别无二致。
他收费毫不手软。等一切结束时,我们前前后后付给了他将近一万美元。
而花了这么多钱,我们的辩护却烂得不像话。
我们一共请了八位律师——四位王室法律顾问,四位出庭律师。
但我们确信,其中大部分人都形同虚设。
“豪厄尔要是敢在美国这么对我们,”我们当中有人恨恨地说,“现在站在陪审团面前受审的,就该是他——罪名是抢劫我们。”
我们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这八位律师里,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勉强应付一场治安法官主持的普通听证。
与此同时,我们的预审还在继续。
那些预审的细节和后来的庭审过程,我不想一一描述。它们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
整个英国、美国,以及所有英语世界的报纸,都在跟踪报道这个案子。
画报类报纸整版刊登庭审的图片。
我们的脸被印得到处都是。
那些从没见过我们的人,也认得我们长什么样。
在当局面前反复受审之后,我们终于被命令正式出庭受审。
报纸宣布,案子将于八月在老贝利刑事法院开庭审理。
《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描述了检方收集到的海量证据。
光是预审阶段,就形成了242页厚厚的证词和文件。
“已经有一百零八名证人作过证了,”报纸报道说。
前后共有二十三次预审。
从三月一直持续到七月,中间还因多次还押候审而一再拖延。
报纸称,这是伦敦市长主持审理过的最重要、最轰动的案件之一。
八月,老贝利开庭了。
人山人海。
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
外面的街道也挤满了人。
人们大老远跑来,就为了一睹我们的真容。
法庭里坐着高级官员、市议员、律师、政府代表,还有与英格兰银行有关的头面人物。
很多贵妇人占据了预留的座位。
律师们更是倾巢而出。
控方由王室法律顾问哈丁·吉福德和王室法律顾问沃特金·威廉姆斯代表,替银行的律师们出庭。
我们的审判,就这样开始了。
整整八天,我们坐在被告席上,任由检方把罪名一项项砸过来。
公众盯着我们,像看什么稀罕的展品。
我们就是那几个据说发现了英格兰银行“牢不可破”的破绽的年轻美国人。
这一切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就算给我全世界的钱,我也不愿意再经历这样的八天。”我心想。
法庭里坐满了来看热闹的时髦人物,他们专程来看我们受苦。
走廊和外面的街道上,还挤着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只想看一件事——看这几个被控犯下英格兰史上最轰动的金融罪行的年轻美国人。
法官高高坐在我们上方,一身猩红色的法袍。
他身边坐着一圈市议员和其他显贵,穿着正式的官服,戴着金链子。
法庭里挤满了律师。
在我们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对笑话、美酒和社交更感兴趣,而不是关心几个人的命运正悬在刀尖上。
午饭后,有些人喝了潘趣酒或雪利酒,兴致高涨。
他们谈笑风生,而我们却坐在那里,面临倾家荡产。
柯廷警长也在场,还带着二十多名侦探。
接着,控方开始传唤证人。
一共两百一十三人。
其中大约五十人是从美国专程赶来的。
他们的任务不只是就伪造文件作证,更重要的是,他们被用来拼凑我们多年来的生活轨迹和行踪。
这很重要,因为那些伪造的票据是通过邮寄送出的。
检方手里并没有一件能直接证明我们作案的简单证据。
所以,他们只能靠种种间接证据来拼出整个案子。
在我们看来,大部分证据都薄弱得很。
但有一件东西让我们不安——那张吸墨纸。
这件古怪的证据,在所有证物中格外扎眼。
尽管我们坚信控方的案子不堪一击,但我们还是隐约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事。
在我们的定罪结果出来之前,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大约晚上七点,陪审团终于退席去商议裁决。
我们等待着。
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然后,仅仅过了大约十五分钟,陪审团就回来了。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我们死死盯着陪审员们。
陪审团团长站了起来。
“有罪。”
这个词像一记重锤砸下来。
我们四个人,全被判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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