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塔姆监狱的铁窗情谊
很多年来,我一直听人说起关在英国监狱里的那些芬尼亚囚犯,尤其是麦卡蒂中士和威廉·奥布莱恩。
我刚到查塔姆监狱没多久,就被分到和他们俩同一个劳动队。
一开始,我们三个人几乎不怎么说话。
大家心里都好奇对方是什么人,可谁也不肯先开口。监狱里明令禁止囚犯之间交谈。
不过话又说回来,规矩是规矩,日子是日子。
想偷着说上几句的机会其实多得是,特别是当你干活跟得上进度的时候。狱卒们拿什么交差?就看囚犯干多少活。要是有人拖了后腿,狱卒自己也要挨罚、被扣钱。
所以只要有人干活一慢,狱卒立马就会盯上他。
有一天,麦卡蒂和奥布莱恩刚来我们队不久,我帮奥布莱恩整理了一下他的活计。
我们低声说了几句话。
就这几句,足够了。
沉默就此打破。没过多久,我们三个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这份交情一直持续到多年之后他们刑满释放。
这两个人,勇敢、正派,心地都是一等一的好。日子久了,我对他们越来越有感情。
麦卡蒂在英国军队里服役了将近二十年。
他参加过印度兵变,战功卓著,上司甚至推荐过他晋升军官。
可那身英国军装底下,麦卡蒂心里始终没放下过爱尔兰。
一八六七年,他的炮兵连驻扎在都柏林。
就是那一年,他听说有一批意志坚定的芬尼亚人打算占领都柏林,发动一场针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起义。
麦卡蒂知道这计划有多危险。
他还是加入了。
他很快发现,自己连队里就有好几个士兵暗中支持这件事。
他们的计划是:夺下炮兵连,把炮口调转过来对准英国人。
可起义失败了。
麦卡蒂和许多人一起被捕。
他被指控叛国。
判决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被判处绞刑、剖腹、分尸。
还好,这个可怕的判决后来改成了终身监禁。
就这样,一个曾经备受敬重的陆军中士,最后沦落到查塔姆监狱的船坞里,和我一起干活。
奥布莱恩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
他卷进这件事的时候才十七岁。
他年轻、瘦弱,浑身上下都是对爱尔兰的热情。
他故意加入了一支驻扎在爱尔兰的军团。
他可不是为了混个军职。
他是想摸清军队是怎么运转的,说服士兵们支持芬尼亚事业,等起义一爆发,就准备夺取武器。
起义失败得比他计划的还快。
于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
每天,麦卡蒂、奥布莱恩和我都在查塔姆那个巨大的船坞里干活。
我们的活儿是把泥巴装上货车。
每辆车能装四吨左右。
三个人一辆车。
一天的任务是十九车。
这活儿累得要命。
狱卒们时刻在后面催,就怕囚犯完不成规定的量,连累他们受罚。
海风又冷又湿。
泥巴又沉又黏。
而我们饿得发慌。
那点吃的,连维持一个人活着都不够。
早饭是一块黑面包加一品脱稀粥。
晚饭还是黑面包。
午饭大约一磅煮土豆,外加五盎司黑面包。
一星期里只有三天能见到肉。
加起来,整整一个星期就十五盎司肉。
就这点东西,还要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吹着冷风,哪里够?
我们永远在饿。
不是一般的饿,是饿得离死不远的那种饿。
有时候真到了那个份上,只要能弄到嘴,我们什么都愿意吃。
而那套惩罚制度,把日子弄得更糟。
狱卒们一个比一个狠,动不动就罚人。
大多数囚犯其实都愿意干活。
问题在于,饥饿一点点啃掉了人的力气。
再加上狱卒没完没了的吼骂、羞辱、欺负。
有些人实在撑不住了。
每年都有好几个囚犯自杀。
还有人走了另一条可怕的路。
火车车厢调度的时候,有些囚犯故意把胳膊或腿伸到车轮底下。
他们清楚会发生什么。
他们就是想让自己的手脚被轧断。
光是一八七四年,就有二十二个囚犯这样故意弄伤自己。
他们的目的不是寻死。
他们是想逃开那些泥巴和重活。
一个断了胳膊或腿的囚犯,再也拿不动铁锹。
于是他就会被转到专门收残疾囚犯的室内劳动队。
在那里,他可能被分到轻松些的活儿,比如拆麻絮、砸石头。
也不用再受风吹雨打。
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人把他往死里赶,也不会被人死死盯着。
对一个饿着肚子的囚犯来说,这也许就是"继续受罪"和"总算能喘口气"的区别。
奥布莱恩特别让人揪心。
他个子小,人又单薄,天生就不是干这种苦力的料。
可他勇敢。
就是那股心气,撑着他走过了多少比他还结实的人都扛不住的苦日子。
好多体格比他壮得多的囚犯,最后都垮了。
有人死了。
有人虚弱到被送进伤病站,进去的时候已经瘦得没人认得出他当初的模样。
麦卡蒂和我尽量护着奥布莱恩。
但凡能腾出手,我们就替他多干一点。
只要我们把车按时装满,狱卒就没有理由找茬。
我们宁可自己累一点,也不想让奥布莱恩被逼到极限。
囚犯之间常常这样互相帮衬。
哪怕是在这么个残忍的地方,人心里的那点善意也还在。
强壮一点的会尽力拉一把弱的。
大家把仅有的那点安慰分来分去,拼命不让彼此失去希望。
一八七七年,麦卡蒂和奥布莱恩出狱的日子终于到了。
我替他们高兴。
可同时,我心里也空了一大块。
我太习惯他们在我身边了,他们一走,留下的是扎人的失落。
麦卡蒂这些年被监狱折磨得太狠了。
他的身体已经毁得再也养不回来。
出狱后没几天,人就没了。
他回到都柏林,死在了那里。
整个爱尔兰都为他哀悼。
奥布莱恩运气好些。
出狱以后,他在都柏林开了一家烟草店。
据我所知,他一直待在那儿。
我还认识不少后来出了名的"炸药党"成员——柯廷、戴利、加拉格尔医生、伊根,还有别人。
我不赞成他们的做法。
他们分明走上了一条又危险又错误的道。
但我也不能否认,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在为爱尔兰效命。
为了这份信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尤其替加拉格尔医生难过。
监狱把他压垮了。
慢慢地,那股压力开始把他整个人啃空。
他的模样完全变了。
脸上一片阴郁,看不到一点指望。
肩膀永远佝偻着。
走路又慢又没劲。
每次我看见他,都觉得他撑不了多久了。
可他身上有种惊人的生命力。
直到我出狱那会儿,他还活着。
可他已经成了个让人心酸的影子。
要是他还想再见天日,他的朋友们就得赶紧想办法了。
不然我真怕,在他有机会重新呼吸到自由空气之前,监狱就先把他一点一点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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