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德债券大劫案:一箱顶一吨黄金
到这时候,巨额金融犯罪的故事,老百姓已经听得不新鲜了。
可在南北战争之前,动辄几百万美元的抢劫案还非常罕见。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根本没那么多方便搬走的财富。
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纸币,也没有后来那种满大街都是的国债。
大部分公司债券都是记名的——写谁的名字就是谁的,不是谁拿着就算谁的。
所以就算偷到手,也很难卖出去。
一切在1861年彻底变了。
政府为了打仗,需要天文数字的钱。
旧的那套州银行体系被推到一边,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建立了起来。
政府开始大量印发纸币。
同时,还发行了数亿美元的债券——而且是不记名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谁手里拿着这张债券,谁通常就能把它换成钱。
于是全世界的政府、银行、公司和个人,都开始抢着买。
这些债券既安全又有赚头,是抢手的香饽饽。
很快,满大街都在谈论债券。
在华尔街能听到“七三零”“十四零”“五二零”这些行话,旅馆里、戏院里、饭馆里也到处都在说。
快递公司也跟着进了新时代。
它们头一回定期把巨额的现金和有价证券,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
这样的机会,罪犯们当然不会看不见。
一个小偷要是溜进某间私人办公室,也许会发现,里面的债券比保险柜里的现金值钱得多。
而且债券要是好脱手,回报简直大得吓人。
只要成功端掉一个银行的金库,一个罪犯就能阔气到开旅馆、买游艇,夏天去欧洲避暑,冬天去热带过冬。
这类抢劫的头一桩大案,就是后来出了名的“洛德债券案”。
洛德先生是个大富翁,家产是继承来的。
他的办公室在布罗德街,平时就在那儿打理自己的产业。
他买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七三零”债券。
每一张都是不记名的。
对懂行的小偷来说,这比一百二十万美元的金子还诱人。
金子太沉了。
一百万美元的金子,重量超过一吨。
可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券,一个小旅行包就装下了。
放在今天,简直没法想象有人会把这么大一笔财富,锁在一间普通私人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可洛德先生偏偏就是这么干的。
他那间办公室很清静。
平时没几个人来。
几乎所有的业务都跟他的家产有关。
倒霉的是,最后来偷他的那伙贼,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撞上了多大的宝。
那时候,纽约有好几伙犯罪团伙在活动。
很多都跟贪腐的警察有勾连。
他们花钱买保护,有的甚至在警察总局里有“内线”。
但这种保护是有底线的。
要是案子闹得太大,报纸开始追着要说法,警察立马就会变得特别“上心”,一心要把罪犯抓回来。
到那时候,人人都抢着去捞自己那一份赃物。
偷洛德办公室的那伙人,外号叫“办公室帮”。
他们的手法很简单。
第一个人先进办公室,装模作样地打听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公司。
趁店员忙着招呼他,第二个人冒出来,再弄出点动静分神。
这时候,第三个人悄悄溜进去,绕过柜台,能拿什么就拿什么。
帮里一共三个人:霍德·恩尼斯、查理·罗斯,还有布拉德。
布拉德后来因为在波士顿策划博伊尔斯顿银行抢劫案而出了名。
那天早上,洛德先生正好不在办公室。
两个上了年纪的雇员在看着店面。
他们给洛德家干了多年活。
他们马上就要稀里糊涂地卷进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劫案之一。
那些债券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比肥皂盒大不了多少。
正好到了付利息的日子,盒子被从保险柜里取了出来,好让雇员们拆利息票。
保险柜的门还开着。
这些,贼们一概不知。
他们不过是出来碰运气的。
头天晚上,他们把手里的最后一个子儿都押在了一场有名的法罗牌赌局上。
到了早上,他们兜里空空如也。
九点钟左右,三个人在王子街的一家酒馆碰了头。
那地方是罪犯们常扎堆的地方。
他们穷得连车费都没有。
跟酒保借了一美元。
然后搭上一辆去南渡口的马车,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猎财之旅”。
三个人装得跟陌生人似的。
各买各的票。
罗斯走在最前头。
他的活儿,是踩点找目标。
他们从弗兰特街一路走到布罗德街。
差五分十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布罗德街22号——楼里开着好几家公司的办公室。
罗斯上了楼。
布拉德紧随其后。
罗斯进了左手边第一间办公室。
巧了,正是洛德的办公室。
他一进门,就开口打听街对面隔着几家的一家知名商号的人。
洛德不在。
有个店员想帮个忙。
他走到前面的窗户边,想指给罗斯看那家商号的位置。
这正是罗斯想要的。
布拉德一直待在走廊里。
这会儿他进来了。
他凑到第二个店员跟前,一边搭话,一边递过去一封信。
两个店员这下都被缠住了。
恩尼斯瞅准了机会。
他悄没声儿地溜进办公室。
直奔敞着的保险柜。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金属盒子。
他一把抓起来。
没人注意到。
恩尼斯抱着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券,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两个同伙等他走远了,才紧跟着离开,还编了个无辜的借口,免得店员起疑。
离谱的是,那两个雇员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发现盒子不见了。
恩尼斯把盒子抱到了佩克码头。
罗斯和布拉德跟在后头。
三个人上了一辆第二大道的有轨电车。
这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偷的到底是啥。
他们在包厘街和贝亚德街附近下了车。
然后进了一家老红砖旅馆——他们偶尔在这儿包个房间。
一进门,他们打开了盒子。
三个人看得目瞪口呆。
盒子里塞满了债券。
五百美元的。
一千美元的。
五千美元的。
而且几乎全是不记名的。
这么大一笔货,把他们自己都吓着了。
他们是贼,可他们不是那种懂金融的高端罪犯。
要是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
“我给你们一人一万块,债券归我,剩下的你们就当没这回事。”
他们八成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他们只想赶紧把这烫手的东西脱手。
可没有这种人出现。
罗斯出去买了一个二手旅行袋。
他们把大部分债券装了进去。
自己留了六十张五百美元的债券,三个人分了。
布拉德决定把袋子寄放在一个朋友那儿。
讽刺的是,这位朋友是个警察遗孀,还是另外两个警察的姐姐。
她压根不知道布拉德是职业罪犯。
在她眼里,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恩尼斯和罗斯根本不知道怎么把债券变成现钱。
布拉德知道。
他明白,必须赶在案子曝光之前,赶紧把钱弄到手。
于是他拿了一部分债券,出去找买家。
他约好回头在第三大道100号的一家大啤酒馆跟恩尼斯和罗斯碰头。
布拉德跑了几家掮客。
他卖掉了十张债券,换了五千美元。
然后他就停了手。
他回到同伙那儿,把钱三个人分了。
他们手上有五千美元的现钱。
这笔钱没撑多久。
钱一到手,他们就喝了个烂醉。
第二天天亮之前,这笔钱就被他们花光、借光、赌光了。
等劫案的消息传遍华尔街、传遍纽约,引起的轰动简直翻了天。
可有一件事,让这个案子更添了一层神秘。
洛德先生居然没有报案。
警察和记者都去问他。
他死活不承认自己遭了抢。
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这钱要是真丢了,我宁可悄没声儿地认了,也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这桩案子,成了一连串重大债券劫案的开端。
华尔街被震住了。
可警察总局里面的兴奋劲儿,比外面还大。
等警察知道霍德·恩尼斯这伙人偷了一百多万,全城那些见不得光的勾连,好像一下子全活了。
以前还彼此合作的帮派和政治圈子,开始互相咬了起来。
人人都怕那些债券被追回来。
真要追回来,罪犯们可能就白忙一场。
警察可能也捞不着。
哪个不地道的中介,说不定还会把好处全吞了。
人人都做着这笔钱能带来的美梦。
钻石胸针。
好马。
豪华马车。
哈莱姆巷里烧钱的星期天。
好酒。
排场。
警察其实早就知道案子是谁干的。
那个年代,美国大城市的警察局,一般都摸得清自己地盘上有哪些犯罪团伙。
侦探们认得那些撬锁的、骗人的、造假币的、伪造文书的、出老千的。
出了大案,侦探往往当场就能判断出是哪伙人干的。
问题从来不在于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问题在于,这笔钱最后归谁。
用不了多久,贼们通常连自己那份都保不住。
可能被警察拿走。
可能被黑心的销赃人骗走。
可能被雇来追回债券的律师扣下一大笔。
就算贼们真攒下几个钱,也常常在赌桌上或醉生梦死里折腾光。
然后他们就得再犯一桩案子,再冒着蹲大牢的风险从头来过。
我认识两个人,后来都成了纽约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混在时髦的俱乐部里,被人当绅士看待。
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他们是出了名的“收购赃债券”的买主。
他们出价远远低于债券本身的价值。
贼们走投无路,只能认了。
其中一位,后来以收藏小提琴出了名。
另一位,成了有名的稀有兰花收藏家。
这变化,真是天壤之别。
案发当天半夜之前,风声就已经传遍了第八选区那些赌窟和酒吧。
霍德·恩尼斯和他那帮人突然有了钱。
人人都猜钱是从洛德案里来的。
与此同时,布拉德带着那袋债券去了康涅狄格州的诺沃克。
他把袋子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保管。
回纽约之前,他抽出了一百张五百美元的债券和五十张一千美元的债券。
然后他回到城里,跟同伙分了。
布拉德不在的那阵子,警察总局把三个人的照片拿给洛德的两个雇员看。
两个店员一个都没认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贼们把自己这份横财糟蹋了大半。
大约十万美元的债券就这么没了。
有的贱价卖给了销赃的。
有的赌输了。
很多丢在了赌场里——尤其是莫里西和迈克·默里开的那些场子。
还有一些,几乎可以肯定又流回了马尔伯里街那张腐败的关系网里。
局面越来越危险。
贼们怕被抓。
恩尼斯逃去了加拿大。
布拉德逃去了欧洲。
罗斯一路往西,去了加利福尼亚。
后来,恩尼斯因为早先犯的一桩案子被捕,判了重刑。
等他出狱,人已经老了,垮了。
没钱。
也没朋友。
罗斯因为另一桩案子被判了五年,出狱后就没了音信。
布拉德在巴黎落了脚。
后来,他回到美国,策划了波士顿的博伊尔斯顿银行劫案。
拿攒下的那点钱,他又回了巴黎,在大饭店开了家美式酒吧。
舒舒服服过了几年。
然后他又缺钱了。
他在比利时又犯了一桩案子。
这次被抓了。
又判了重刑。
就算他能活着出狱,我也几乎可以肯定后面会发生什么。
他大概会像个又老又穷的孤家寡人一样出来。
我还能说出很多走了同一条路的人。
跟我一样,他们踏上了那条享乐、犯罪、来钱快的路。
几乎所有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很少有人比我付得更惨。
至于那两位买过赃债券的体面绅士,他们好像逃过了报应。
至少眼下是这样。
不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咱们走着瞧。
又过了一阵子,我遇到了一位曾经被认为纽约最出色的侦探之一。
那时候他已经老了。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看清了腐败在这套警察系统里扎得有多深。
“我老了,”他说,“这些年我是为了名声干活。所以,我不再抽成了。”
接着他又补了一句:
“当然,我也不会去动我的老朋友们。”
他顿了顿。
“但是那些不在保护圈里的人?只要我能凑齐证据,我立马抓。然后把他们送去星星监狱。”
并不是每个侦探都腐败。
就算在那些年月,也有正直的警官。
平克顿侦探公司的人就是例子。
还有一个是约翰·柯廷,他后来成了旧金山最可靠的侦探之一。
柯廷相信,抓一个罪犯,不一定非要毁了他的人生。
他有时候会碰上偷了雇主钱的年轻店员。
他会让他们把罪行白纸黑字写下来认罪。
然后,他把那份供词悄悄存档。
之后,他会对那个吓得发抖的年轻人说:
“我会想办法让你回去上班。”
小伙子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柯廷接着说:
“可你要是再偷,我就把这份供词公之于众。”
这个办法,救了很多年轻人,没让他们一辈子走上犯罪的路。
可腐败在纽约还是根深蒂固。
特威德老板的一桩事,足以看出政治、犯罪和警察搅在一起能有多赤裸裸。
那时候,特威德正权势滔天。
他靠见不得光的政治交易,攒下了惊人的财富。
他女儿出嫁的时候,全城的政界和官场精英,抢着送贵重的结婚礼。
坦慕尼厅的头头脑脑送了。
市政官员送了。
法官送了。
各部门的头儿也送了。
特威德自己给了女儿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
这些礼物哪里只是礼物。
那是表忠心的信物。
是买影响力的钱。
有时候,干脆就是这套腐败系统的一部分。
就在那前后,我们这伙人刚干成一桩不合法的华尔街生意,赚了四万美元。
其中四千美元落进了欧文的口袋。
几天后,我们在圣克劳德旅馆碰见了欧文。
聊着聊着就说到了特威德那场婚礼。
欧文出了个主意。
“你们知道吗,”他说,“你们几个要是给警察局长送一份像样的结婚礼,那才叫聪明。”
“凭什么?”
“这能让你们在他那儿更吃得开。”
他笑了笑。
“你们可以送个贵重点的东西,够他转手送给新娘子的。”
那时候五百美元在我们眼里不算什么钱。
于是我们就答应了。
我们把钱交给了欧文。
蒂芙尼那时候还在百老汇靠南边一点。
橱窗里摆着一只气派的银制潘趣酒碗。
我们花那五百美元把它买了下来。
这笔钱,自然是靠伪造弄来的。
然后,我们把碗送给了警察局长凯尔索。
几天后,我们又路过蒂芙尼。
那只潘趣酒碗又回到了橱窗里。
但上面多了一行新刻的字:
“献给凯瑟琳·特威德。
詹姆斯·凯尔索,
警察局长 敬赠。”
底下还有一行字:
“愿忠诚与爱,永无止境。”
这份礼物,从我们手里,到了警察局长手里,又从局长手里,到了特威德老板女儿手里。
那个年代,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
钱转来转去。
人情换来换去。
犯罪、政治、生意、警察,全都搅在一起。
而我这样的年轻人,就站在这一切的正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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