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卒与狱友

Chapter 38 of 50 · 5,240 words · Free

监狱管理委员会设在伦敦国会街的内政部,直接对内政大臣负责。

委员会每月派一名委员到各监狱巡视一次。他的工作,是处理那些严重到监狱长自己摆不平的违纪事件。

监狱长的权力很有限。他最多罚犯人几天只吃面包喝水,再扣掉一些减刑分。再重的处罚,就得往上头报。

每座监狱里,监狱长就是最高负责人。像查塔姆那样的大监狱,会配两名监狱长。

监狱长下面,是副监狱长、狱医、助理医生、牧师和教师。牧师分新教和天主教两派。

再往下,才轮到狱警。

狱警分四个等级:总狱警长、主狱警、普通狱警和助理狱警。

总狱警长是这里面最关键的人物。

监狱里几乎大大小小所有的事,都归他管。

出了岔子,大家都怪他。一切顺利,功劳又通常是监狱长的。

总狱警长必须诚实、严格、聪明、公正。所有狱警都在他手下干活。

谁表现怎么样,他汇报给监狱长;谁升职、谁受罚、谁被罚款、谁想请假,他都有发言权。

狱警想休个假,也得他点头。

如果总狱警长自己不老实,整个体系很快就会烂掉。哪个狱警发现他违规,就能拿这个把柄要挟他、占他便宜。

可政府给这么要紧的差事,一年才付五六百美元,外加一身制服。

制服是蓝布做的,袖口、领口和帽子上镶着金边。

我待的那座监狱,总狱警长夏天早上五点上班,冬天五点半。

下午四点左右下班,由一名主狱警顶班。

晚上六点,他要听所有狱警的报告。

每个狱警都得报清楚自己管区关了多少钱犯人,确认所有人都安全待在牢房里。

然后,总狱警长拿他的万能钥匙,把一道道门锁上。

睡觉前,他还要把最外面的大门也锁上。

从那时起,除了监狱长,谁都别想再进出。

连值夜班的看守,也被锁在他们看守的区域内。

总狱警长的房间里装着铃,连着各个监区。

夜里犯人要是病重,或者出了别的乱子,铃一响,他就得爬起来。

不管白天黑夜,一有麻烦,就有人喊:

“找总狱警长!”

而他必须随叫随到。

大监狱里,主狱警可能有十几个。

他们是总狱警长的副手,负责盯着在牢房外干活的犯人。

年薪大约四百美元,也发制服。

普通狱警和助理狱警的人数多得多。整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监狱里,有好几千人。

每个狱警都配一根短粗的木棍。

腰上系一条皮带,皮带上挂个小盒子装钥匙,钥匙用链子拴在皮带上。

下班时,他得把整条皮带连同上面的东西,一起交到总狱警长的办公室。

普通狱警年薪大约三百五十美元,助理狱警大约三百美元。

晋升主要靠熬资历。

政府把一个人调到别的监狱,他在晋升队列里的位置不动。

可要是他自己申请调走,工龄就得从头算起。

政府想调人时,从来不愁没人自愿。

只有一个例外。

达特穆尔。

没人愿意去那儿。那地方又荒凉又偏僻,四周全是沼泽。

普通狱警不用值夜班。

夜班是助理狱警的活儿,他们通常每三周就得值一周夜班。

他们恨死了夜班。

得整整站十二个小时。

不许看书,不许坐,不许靠墙,连把手背在身后都不行。

规矩严得跟军队一样。

光是靠一下墙,就可能受罚。

初犯的话,扣一点钱,晋升往后挪一挪。

罚款少则十二美分,多则六十美分。

这笔钱进了“狱警图书馆基金”。

我认识一个助理狱警,叫约瑟夫·马修斯。

他干了二十年。

因为给犯人帮过些小忙,他在晋升上被一次又一次打回原形。

1886年,他终因又一件小的违规丢了饭碗。

一分钱养老金都没拿到。

他有一个老婆、六个孩子。

整整二十年,他每周的工钱从来没超过七美元。

想想看。

而政府就指望这样的人,去管几百个犯人,维持所谓的“完美纪律”。

给犯人递一点烟草,就可能被重罚、停职。

再犯一次,直接开除,养老金也别想。

帮犯人和家人通信,那就更危险了。

被抓到当“信使”的狱警,可能丢掉饭碗,甚至去坐牢。

纽盖特监狱有个助理狱警,收了犯人一百英镑的贿赂。

被开除,判了十八个月。

朴茨茅斯监狱有个狱警,因为帮犯人传信受罚。

判了六个月。

这种事并不少见。

普通狱警和助理狱警,是每天直接和犯人打交道的人。

而最丑陋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

没有上级盯着的时候,有些狱警会和愿意帮他们打掩护的犯人交上朋友。

我曾听其中一个狱警酸溜溜地说:

“只要我们自己不出事,犯人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关我们什么事?”

他接着说道:

“政府一天压榨我们十二个小时,给的钱刚够活命。我们要是抱怨,他们就甩一句:不想干就走,等着顶替你的人多的是。”

他苦笑一声。

“我们对政府有什么亏欠?那些大人物拿高薪。官做得越大,拿钱越多,活儿越少。”

末了他又补了一句:

“是,我们能离开监狱回家睡觉。可除此之外,我们跟你关在里面,也没差多少。”

他说的话,有几分道理。

可这些抱怨政府的人,只要上级一出现,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

马上变得恭顺、谄媚。

等上级一走,他们常常又把火气撒在那些不肯讨好他们的犯人身上。

犯人要是惹了狱警,可有得受。

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经济账”。

政府为了省钱,把需要诚实、判断力、耐心和道德操守的岗位,交给一群报酬低得可怜的人。

这套制度写在纸上,完美无缺。

落到现实里,一败涂地。

官方报告吹嘘着监狱改革。

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从来就没真正改革过。

把犯人交到一群从未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手里,还指望他们能改造犯人?

不过,纸面功夫倒是做得漂亮。

几乎每件事都有对应的表格。

吃饭有表,干活有表,洗澡有表,监狱里几乎每项活动都有表。

负责哪项工作的狱警,就得填好哪张表,签上名。

比如说,每个星期,狱警都得签字证明:他管区的每个犯人都洗过澡了。

表格上写着“已洗”。

官方记录里写着“已洗”。

可现实,往往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认识一些犯人,几个月不洗澡,就是不想洗。

狱警也乐得不管他们。

省得惹麻烦。

大多数犯人大概一个月才洗一次澡。

可到了该签字那天,狱警照样填表、签字。

官方记录显示:每个人都洗过澡。

这就是监狱制度的缩影。

一切都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案。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编的。

监狱里的警官,大多是退伍军人或退伍水手。

很多人服满十二年兵役,要么领着养老金退役,要么因为身体不行了才离开。

政府招公务员时,优先录用退伍军人。

至于这些人有没有干监狱这行需要的道德素质,它似乎并不太在乎。

问题在于,军队生活本身就容易把人塑造成这样:对上级无条件服从,对下级行使绝对权力。

他们学会了向上弯腰,向下挥拳。

这种组合放在监狱里,非常危险。

我不是说每个狱警都是坏人。

远非如此。

很多人是正派人,换个别的工作,说不定干得相当出色。

可在那些直接和犯人打交道的人里,几乎找不出几个能引导犯人向善、促成真正改造的人。

我听过狱警和犯人讲下流故事。

我听过他们满嘴脏话,说着小偷的黑话。

有些人熟悉罪犯的行话,说得跟犯人一样地道。

我敢说,我认识的狱警里,至少有一半,论道德,不比普通犯人强多少。

有个助理狱警,曾用一句玩笑话总结自己这类人:

“偷东西没胆,讨饭没脸,干活又懒。所以去当兵——然后来当狱警。”

他也许只是说着玩。

可这句话里的真话,比他以为的还要多。

你能指望一群没受过教育、又被训练了半辈子“对一类人服从、对另一类人发号施令”的人,有什么教养可言?

政府对这些狱警要求极高。

给的钱却少得可怜,工作时间长得要命,纪律还严得吓人。

为了保住饭碗,很多人学会了撒谎。

为了躲掉一点点罚款,撒小谎。

为了掩盖失职,撒谎。

为了推卸责任,撒谎。

到最后,撒谎几乎成了本能。

狱警之间当然也明争暗斗。

可只要涉及向上级隐瞒疏忽、暴力或违规,他们又会突然团结起来。

统一口径。

互相作证。

必要的时候,敢赌咒发誓说那是真的。

整套制度,都在鼓励人不诚实。

不过,在那些悲惨的年月里,我也发现了别的东西——更小,也更温柔的东西。

我在监狱的世界里,找到了友情。

对象是老鼠和小鼠。

它们成了我的伙伴。

我的大老鼠

我进监狱没多久,就有个犯人送了我一只大老鼠。

这个小东西,成了我悲惨生活里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

别看人类这么嫌弃它,它其实干净得很。

闲下来的时候,它大半时间都在梳毛。

吃完东西,还会仔仔细细地洗脸、洗爪子。

它聪明得出奇。

我开始教它玩把戏。

我用一根四英寸长的石笔做了个小秋千:用毛线缠起来,再拿两根线吊住。

它爬上去,像个马戏团的小演员一样荡来荡去。

看它那样子,玩得跟我一样开心。

后来,我又用毛线搓了根长绳子。

它像水手爬船缆一样,噌噌地往上爬。

我把绳子横着拉,它就挂在绳子底下,四只爪子攥着毛线,一路挪过去。

我还教会了它像士兵一样站直。

一般的耗子吃面包,都是蹲着啃。

我的这只是站着吃。

我把它放在床上,递给它一块面包。

它用前爪捧着面包,直直地站着啃。

可它有个可笑的毛病:一只眼睛盯着我,一只眼睛盯着面包。

它要是发现我没在看,就慢慢蹲下去。

我一看它,它立马又站得笔直。

活像个干了坏事、被老师当场抓包的小学生。

这只大老鼠嫉妒心极强,特别见不得我的小鼠。

我得时刻提防。

只要它凑近小鼠,我就知道要出事。

有一天,我正在训练一只小鼠,没留神老鼠就在旁边。

它猛地扑了过去。

眨眼间蹿过将近两英尺远,一口咬住小鼠的脖子。

跟老虎扑食似的。

我立刻抓住它,可已经晚了。

就一口,小鼠就没命了。

这只老鼠对我很温顺。

可对它的“情敌”,凶残得很。

我的小鼠们

我也养小鼠。

它们可有意思了。

跟我的大老鼠一样,干净,也好训。

最多的时候,我身边同时养着六只。

抓它们很简单。

我在锡杯里放一小块面包,把杯子倒扣过来,再用一根小木片把杯沿垫高一点,留出能让小鼠钻进去的缝。

迟早会有小鼠闻到面包味钻进去。

可它够不着吃的。

它就得后腿站起来,前爪扒着杯壁。

这一扒,重心就变了。

木片掉了。

杯子扣了下来。

小家伙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监狱有明文规定,不许犯人养宠物。

老鼠和小鼠,尤其不许养。

不过监狱里到处都是这东西,狱警天天翻牢房也翻烦了。

他们也清楚,硬把犯人的宠物拿走,常常会惹出麻烦。

于是双方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监狱长来巡视的时候把动物藏好,狱警一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的大老鼠可不懂这套规矩。

每次看我跟小鼠玩,它就犯酸。

逮着机会就扑。

我有一只小鼠,学会了个特别逗的把戏。

它四脚朝天,躺在我摊开的手掌里,一动不动,跟死了似的。

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一直盯着我。

我就说一声:

“活了!”

它立刻蹦起来,顺着我的胳膊一路狂奔,钻进我衬衫里不见了。

我还训练了另一只小鼠,玩同样的把戏。

我特别怕狱警发现它、弄死它。

所以有一天,狱医带着几个随从来查我的牢房,我决定赌一把。

我把小鼠放在摊开的手心里。

它躺得一动不动,装死。

一只眼睛看我。

另一只眼睛,看那几个陌生人。

它完全信任我。

我发出信号。

它瞬间“活”过来,钻进了我的衬衫。

医生们笑了。

随从们也笑了。

当然会笑。

要是医生板着脸,随从们大概也会跟着板脸。

医生们看着这小把戏,似乎很开心。

我想:“他们肯定会让我留着它吧。”

毕竟,这只小鼠又无害。

它是我唯一的伙伴。

医生们离开我的牢房,在门外停了一下。

然后,狱警进来了。

他跟我拉扯了半天,总算把小鼠从我衬衫里掏了出来。

然后抬脚,用鞋跟,碾死了它。

我不怕承认,我哭了。

小家伙那么信任我。

而我,信任了人类。

它替我们两个的错误,赔上了性命。

连一只甲虫都成了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捡到一只甲虫,翅鞘上有红色的条纹。

我也拿它做起实验来。

一连好几个月,那只小甲虫是我唯一的伴儿。

后来,它被一个狱警发现了。

被带走了。

到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一个被彻底隔绝了人际温情的人,哪怕是最小的活物,也会变得无比珍贵。

牢房里的苍蝇

到后来,我开始跟苍蝇交朋友。

它们比大多数人想得要聪明得多。

没过多久,我身边就有十来只我能认出来、还能驯熟的苍蝇。

我仔细观察它们。

我注意到,雄苍蝇对雌苍蝇凶得很。

它们好像铁了心,要把雌苍蝇从食物旁赶走。

夏天的早晨,天刚亮,苍蝇就会聚在我床边的墙上。

它们好像知道早饭快来了。

我嚼一小块面包,放在手背上。

我一放上去,苍蝇就一拥而上。

最先落下来的那只,常常想把整块地盘占为己有。

要是只雄的,谁想靠近,它就攻击谁。

嗖地扑过去,绕着圈把入侵者撵得狼狈逃窜。

然后又有别的苍蝇落到别处。

又是一场混战。

有一阵子,我的手背成了战场。

不过到最后,每只苍蝇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旦占了位置、安心吃上饭,别的苍蝇一般也就不再打扰它。

有时候,一只雄苍蝇会落在我额头上。

我要是不赶它,它好像就把我的额头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地盘。

别的苍蝇一靠近,立刻被撵走。

有一天,我发现一只苍蝇的一条后腿别扭地翘着。

看着像是脱臼了。

它在我手背上吃食的时候,我试着轻轻把那条腿按回原位。

第一次碰它,它飞开了。

我再试。

它又飞开。

试了好几回,它好像终于明白,我是想帮它。

我再去碰那条伤腿时,它一动不动,乖乖站着。

我小心地按了下去。

可惜,我的从医生涯就此终结。

我没能修好那条腿。

入冬以后,苍蝇们开始掉腿、掉翅膀。

有的没了翅膀,只能沿着墙爬。

可就算是这些残废了的小家伙,也没忘记我给它们喂食的地方。

它们会朝那里爬去。

我把手指贴上墙,它们就爬到我手上来。

到那时候,我已经独自过了太多年,对“活物”的陪伴,渴望到了极点。

不管是老鼠、小鼠、苍蝇,还是别的什么小虫,都行。

我下不了手弄死它们。

连蚊子都能活。

蚊子落在我脸上,我就让它叮。

我就那么躺着,由它吸个够。

等它飞走了,我看着它消失。

那一丁点动静,就足以提醒我:在这牢房高墙之外的某个地方,生命仍在继续。

而孤独了这么多年之后,连一只虫子的嗡嗡声,听起来都像朋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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