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假债券骗来的第一桶金
每隔两三天,我就去一趟法兰克福,见穆尔普戈和魏斯韦勒。
我们坐下来谈那笔生意。我越谈越有把握,一切都在按计划走。我这边只需要把债券做出来,他们就会把钱给我。
在美国,人们也许会根据衣着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体面人,但衣服再光鲜,也不能让人真正信任你。可那会儿的欧洲不一样。只要一个美国人看上去、穿着、举止都像个绅士,大家通常就认定他确实是。
既然所有人都把我当成有钱的资本家,我干脆把这个角色演得更像一点。我跟银行家们说,我在奥地利收购铜矿的生意已经快谈成了。
“我要卖掉的那些美国证券已经订好了,”我说,“正从伦敦运过来。”
我给了他们一张债券清单。他们仔细看了一遍,很快就给我开出了一份书面报价,愿意整批买下。我答应了。
接下来,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
那边突然没了动静。银行里人来人往,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的神经开始绷紧。
“他们在干什么?”我心想。
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认定他们发现了什么。也许有人去查了债券的编号。也许整件事马上就要穿帮了。
但我完全想错了。
银行家和那些职员不过是忙着赶时间,想赶在银行关门之前把这笔交易办完。
最后,金额总算算好、核对完毕。我亲自把数字看了一遍。
合伙人里的一个急匆匆跑去银行,五分钟后又急匆匆跑回来,手里捧着一个非常诱人的包裹——二十万古尔登。
交易进行得完美无缺。
可我还是紧张。我只想离法兰克福越远越好。五点钟之前,我已经到了威斯巴登。
我直接去了赌场。
赌场里常年备着大笔现金,除了德国马克,还有大约一百万法郎。大笔钱在那儿根本不引人注意。
我把钱换成了三百五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然后我去罗斯柴尔德那里,买了一张八万美元的纽约汇票。
当天夜里,我就动身去了伦敦。
后来很多年,我经常走这条路线。但再也没有哪一次,走得像我这次这么轻松。
我年轻,我野心勃勃。一切都那么刺激。生活好像充满了各种可能,而我太没经验,根本看不清自己正在往哪儿走。
真相是,我已经开始干魔鬼的活儿了。
每走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想停随时都能停。我以为自己可以赚够一笔钱,然后抽身走人,回到干干净净的生活里去。
可几乎每个走上犯罪这条路的人,都会这么对自己说。他想象着有一天自己能了结一切,把拿走的都还回去,重新做个体面人。几乎每个罪犯,都是从这种幻想开始的。
但跟整个社会作对,是一场必输的游戏。
罪犯只有两只胳膊,而且软弱无力。他只有两只眼睛,连最近的拐角后面都看不见。
社会不一样。它有数不清的有力臂膀,能伸到全世界;它有数不清的眼睛,从不睡觉。
罪犯也许能靠运气和机灵躲一阵子。但最终,社会会抓住他。一旦被抓住,那副铁腕可比他的力气大多了。
犯罪的短暂风光,配不上它要付的代价。
光明正大赚来的成功带来满足;犯罪得来的成功只带来恐惧。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不管罪犯弄到多少钱,他都没法安心享用。总有一种恐惧跟着他:有人知道了。总有被发现的可能。总觉得法律就追在他身后。
那时候欧洲的火车还没有卧铺车厢。所以我整夜醒着坐在包厢里,看着月光下掠过的田野。
午夜时分,我到了加来。从那儿坐船去多佛,再赶快车去伦敦。
到维多利亚车站后,我打了一辆马车,去了格林太太家,在那儿吃了顿英式早餐。
那天晚上,我又经历了一件小事。
我走在河滨大道上,经过弓街和盖提——那是一家非常出名的酒馆。酒馆里外灯火通明。
吧台后面站着六七个漂亮姑娘。
女招待是英国酒馆的一大特色。这些姑娘大多是靠美貌和魅力选出来的,她们能招来大群顾客,尤其是年轻男人。每年,伦敦和英国其他大城市还会举办选美比赛,选出最漂亮的女招待。赢了的人能拿到高得多的薪水,因为那些时髦的酒馆都想把她们请到自己吧台后面。
对一个孤零零住在大城市的年轻男人来说,一间灯火通明、满是漂亮女人的酒馆,诱惑力大得惊人。
很多年轻人干了一整天活,晚上却没地方去。他们可以待在自己那间阴冷的小房间里,也可以走进酒吧,换来一个漂亮女人冲他一笑。人很容易就陷进去。
但还有另一个问题。
要是这个年轻人没有钱呢?
笑容没了,欢迎也没了。而诱惑,可能会让他去偷雇主的钱。
我站在盖提酒馆外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注意到一个看起来完全垮掉的女人。
她穿着破旧,脸色苍白,眼眶深陷,满脸写着饥饿和绝望。
她注意到我在看她,就穿过马路走了过来。
“先生,”她说,“求求您帮帮我。”
“你怎么了?”我问。
“我的孩子和我快饿死了。”
她开始讲她的遭遇。
她丈夫失业了十三个星期,然后丢下她跑了。她欠了十二个星期的房租。就在那天晚上,女房东给她下了最后通牒。
“我要是九点前不交点房租,”她说,“她就要把我和孩子赶到大街上去。”
一想到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深夜被赶到伦敦的大街上,我就觉得受不了。
我看着她。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都行,先生。”
“我给你一英镑金币,你会直接回家吗?”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哦,先生!”她叫起来,“上帝保佑您!”
我把钱给了她。
她立刻转身就要跑。
我轻轻抓住她的袖子。
“等一下。”
她回头看着我。
“我跟你一起走。”
她吓了一跳。
“我要确认你说的是真话。”
她同意了。
她就住在附近,在河滨大道边上那些拥挤的小巷里。
一进她的房间,我就明白她的处境有多绝望了。她的孩子光着身子躺在一堆破布上。房间又小又脏,只有两把破椅子——这差不多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我知道伦敦一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过着这样的日子。但亲眼看到这个女人,才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现实。
我年轻,容易被打动,又正好手里有余钱。
我把女房东叫来。她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我替这个女人付清了所有欠租,又多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她叫伊丽莎。
她说,只要她能给自己和孩子买几身体面的衣服,就能找到工作。
“大概要两英镑。”她说。
我给了她五英镑,还把自己的纽约地址留给了她。
“去找份工作吧,”我跟她说,“然后写信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
后来,她真的在红狮广场附近一家卖鳗鱼饼的店里找到了工作,那儿离海霍尔本不远。两年后我在伦敦又见过她一次。这件事,以后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多说几句。
之后我去了利物浦,登上了“爪哇号”轮船。十天后,我们穿过纳罗斯海峡,驶近纽约。
不过,离开伦敦之前,我去了一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我在那座纪念英国历史的大建筑里走了三个小时。那次经历深深触动了我。
抬眼望去,到处都是几代之前就去世的名人纪念碑。
站在那么多伟人的坟墓中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强烈地感觉到,荣誉和诚实才是唯一值得走的路。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记忆,在我整个回程中一直跟着我。
我知道自己正站在危险的边缘。我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碰犯罪了。
要是这个决定能早点下就好了。
要是我第一次见到欧文和他那伙人的时候,就把他们偷来的钱扔回去,对他们说:
“我不想掺和这件事。我们到此为止。”
我知道那才是我该做的。
但我太软弱了。
相反,我告诉自己:
“我需要那一万美元。我拿我那份,把他们的给他们,然后我再也不见他们。”
我让自己相信,这就是终点。
我也知道,欧文肯定会在码头等我。
船穿过纳罗斯海峡,经过斯塔滕岛时,我开始准备要对他说的那番话。
船越靠越近,停向泽西城的码头。岸上的人群越来越密。
然后我看见欧文了。
他站在人群边上,紧张地盯着船。
一个不诚实的人谁也不信。
虽然欧文大概已经相信我对团伙很忠诚,但我猜,在他把自己那份钱安全装进口袋之前,他是不会真正放心的。
我站在栏杆边,两边各站着一个女人。我先看见了他,他还没看见我。
我挥了挥手帕。
等他的目光终于找到我,我笑了,又朝自己的口袋指了指。
他立刻明白了。
他的脸亮了起来。
“见到你真好!”他喊道。
我敢肯定,他是真心这么说的。
跳板架好后,欧文急匆匆朝船走过来。我以为他是来接我的。
我还在想,等我告诉他我金盆洗手、不跟他干那些勾当了,他会多惊讶。
然后他跳上船。
他冲过来,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搭在我肩上,领着我朝跳板走去。
他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走下跳板时,他终于开口了。
“我的好小子,你干得漂亮极了。”
然后他凑到我耳边。
“我们又给你找了个活儿。”
他顿了顿。
“这活儿漂亮极了!”
那句话本该让我停下来。
它本该是我需要的警告。
但我没有听。
我不想再拿一大段道德教训来烦读者。那一句话——“我们又给你找了个活儿”——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本该告诉欧文,我不干了。
但我没有。我拖了下去。
而这一拖,让我更难脱身了。
我们从码头往上走时,欧文告诉我,斯坦利和怀特正在蒙哥马利街的泰勒旅馆等着,离水边只有几步远。
我们很快就到了。
斯坦利和怀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们想听我讲讲这趟旅行。
我给他们讲了一些冒险经历,他们听着,眼里满是真心的佩服。
然后我打开袋子。
里面是十六张汇票,每张五千美元。
我把它们一张张摆开。
“九十分钟之内,你们就能拿到现金。”我告诉他们。
三个人仔细地看着这些票据,一张张传过去,检查每一个细节。
看着他们,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许下的诺言。
那些好念头都去哪儿了?
它们已经没了。
成功的兴奋、酒,还有这三个人的影响,把那些念头一扫而空。
很多年后,当我坐在纽盖特监狱里时,那些好念头还会回来。
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我的三个同伙还计划着另一桩生意。他们相信,有我的帮忙,这个新计划能让我们都发财。
但在那一刻,他们脑子里几乎什么都装不下,只有我那些汇票代表的钱。
斯坦利和怀特先一起走了。
走之前,他们各自把我拉到一边,私下跟我说。
“我希望你把我那份钱直接交到我手上。”一个说。
另一个说的也差不多。
这几乎有点好笑。
这些人是犯罪的同伙,可他们谁都不信谁。每个人都怀疑其他人。
欧文陪我一起坐渡轮。
到了纽约这边,他故意放慢脚步,落在后面。
我没注意他。
但我敢肯定,他在跟着我。
回家的兴奋,加上生意完成的得意,把我仅剩的一点疑虑彻底冲掉了。
我觉得自己很成功,很有钱,很自由。
我很快去见了一个朋友,他是新街上一位有名的经纪人。
他看到我很惊讶。
“我刚从欧洲回来,”我告诉他,“跟我走,我需要你在银行家那里帮我做个身份证明。”
他答应了。
几分钟后,我们到了银行。
我在汇票上背书,交代了一下。
“请把这些换成五百美元一张的钞票。”
银行派人去取钱。
很快,我带着一百六十张五百美元的大钞走了出来。
我回到碰头的地方。
一走进那间酒室,我把那卷钞票亮给三个人看,他们的眼睛都直了。
他们高兴坏了。
分钱没花多长时间。
我自己留了一万美元。其他人各拿一份。
然后,每个人又马上从自己的那堆里抽出一千美元。
我们握了握手,就散开了。
我们一共四个人卷在这桩勾当里。
而最好笑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马上离开其他人,越快越好。我们都想赶紧把钱藏到安全的地方。
我回了家。
我见到家人时发生了什么,我就不说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那些钱的真正来路。我只告诉他们,我做生意投机赚了一大笔。
他们为我骄傲。看到自家孩子好像出息了,他们很高兴。
我花了大约一千美元,让家里的日子过得舒服了点。
然后我让他们失望了——我告诉他们,因为情况需要,我得搬回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房间去住。
我回纽约这件事,在华尔街那帮熟人里还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
谣言传得很快。
有人说我在欧洲赚了十万美元。
以前不怎么搭理我的人,突然对我恭敬起来。
连我以前雇主的脸色都不一样了。连德尔莫尼科饭店那个老侍者,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新的敬意。
不过这些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我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
接下来几天,我痛快地把债还了个干净。
我最大的一笔债是一千三百美元。一部分是借来的,剩下的是之前一次投机失败亏下的。
我该还的都还了。
然后我开始大手大脚花钱。订做贵衣服,各种奢侈享受。
有两个朋友还找我借钱。
说来也怪,这两笔借款到现在都没还过。这么多年了,一笔都没还。
要是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回到纽约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把那一万三千美元花掉了大约一半。
而这成了问题。
我一直梦想着发大财。现在,我又开始觉得自己穷了。
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不耐烦了。
欧文他们答应过我,还有一单活儿。
我想知道是什么活儿。
我还不知道,下一步,已经在等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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