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上英格兰银行

Chapter 14 of 50 · 5,005 words · Free

第二天一早,我们仨开车去了汉普顿宫——那是沃尔西主教当年修建的豪华宫殿。逛到腿发软,我们又去"星与嘉德"酒店坐下歇脚、聊天。

"咱们每人至少得攒够十万美金,才能风风光光回家安顿下来。"我们达成了共识。

我们还决定,把答应给欧文公司的那笔分成寄过去,再把在美国欠下的债全部还清。

麦克心里还压着一件事——他特别想跟父亲和解。

"我想给父亲寄一万美金。"他说,"当初我到纽约起步,是他给了我钱,我想还他。"

"那你怎么跟他说这钱哪来的?"

"我就说棉花生意大赚了一笔。这理由足够解释我为什么突然有钱了。"

那时我们的账目已经乱成一团——不同人的钱混在一起。我想了个简单办法。

"把钱全凑一块儿。"我提议,"每一分钱,全部放进同一个池子。"

"那各自欠的债怎么办?"

"除了欠欧文公司的分成,其他都由公司账上出。剩下的钱,咱们仨平分。"

他俩都同意了。

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古怪的一张资产负债表。我们给美国的朋友们许过一堆贵重礼物,这些开销全都记在了公司账上。

最大的一笔,是准备送给纽约警察局的一万美金。等所有账目理清,差不多三万美金从我们的资本里蒸发了。

不过,这安排挺好——让我们走得更近、更信任彼此。最重要的是,往后谁也不用为"这东西归谁"吵来吵去。

账目清了,我们决定歇一阵,去意大利转转。翻旅行指南、比较路线,最后定下了计划。

"从南安普顿坐船去那不勒斯。"我说,"在那儿玩几天,看看庞贝,再一路往北去罗马。"

我们正做着准备,一件改变我们整个命运的事发生了。

几天后,我们又去了一趟汉普顿宫。这回没在"星与嘉德"吃饭,而是坐船沿着泰晤士河回来,打算在坎农街酒店吃晚饭。

进酒店之前,我们路过伦巴第街。走到英格兰银行对面时,我们停下了。

街上人山人海,整条街就像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钱与生意的漩涡。我看着英格兰银行,然后伸手指向它。

"兄弟们,"我随口说,"这是全世界最软的一个点。咱们抢它一百万美金,比翻个跟头还容易。"

乔治和麦克都没接话。这话好像就这么飘过去了,谁也没放在心上。

要是真能飘过去,该多好。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温莎,计划在城堡附近一家有名的老客栈吃晚饭。当然,先逛了逛温莎城堡。

站在气派的觐见厅里,麦克突然停住了。

"我一直在想你说过的那句话。"他说。

"什么?"

"英格兰银行。"

我看着他。

"咱们每人还得再弄十万美金,才能风风光光回家。"他继续说,"为什么不从银行拿?"

我笑了:"你琢磨了一整夜?"

"对。银行有的是钱。雷该劈哪儿就劈哪儿——钱最多的地方。"

他说得越来越起劲:"他们根本不会发现。那家机构几百年都一个样,里头那些官老爷坚信自己的体系牢不可破。"

"而你恰恰觉得,正因为这样,它才打得破?"

"正是。"

他环顾觐见厅:"他们八成还在按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办事。要是这样,骗他们易如反掌。"

看看我们仨:三个美国冒险家,两个还不到三十岁,站在温莎城堡里,讨论怎么抢英格兰银行。想想都荒谬。

可这个念头一旦扎了根,就拔不掉了。

晚饭后,我们坐在老客栈昏暗的灯光里,把银行的事翻来覆去地琢磨。

我们想象着,那些骄傲的英格兰银行官员要是听到我们的对话,会是什么表情。

他们几代人都在跟人说自己的体系完美无缺,甚至吹牛说一百年没改过。"像英格兰银行一样稳当"几乎成了英国人的口头禅。

恰恰是这名声吸引了我们。

我们的推理是:一个金融体系,一百年不变,所有人都坚信它完美——那它一定藏着漏洞。要是所有人都认为它不可能被攻破,也许只要有个胆大的人去试一次就够了。

后来,银行官员还会得意地告诉我,他们的体系近乎无懈可击。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证明他们错得多离谱。

我们拿定了主意:每人要再搞十万美金,而且就要从英格兰银行手里拿。

我们太自信了,压根没认真想过失败的可能。回头看看,这是世上最鲁莽的计划之一。

我们对银行怎么运作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是伦敦的陌生人,用的是假名字,没有正经生意,拿不出像样的担保人,更经不起一次像样的身世调查。

我们甚至还不清楚具体怎么把钱弄到手。能不做伪造就最好。

大致的想法是:让一个人先混进银行开户,把钱存进去,攒出一份体面的信用记录;另外两人在交易所附近活动,拿这个银行账户当信誉背书。要是碰上正经生意机会,干脆从此洗手不干。

这是理论。实际上,最近的成功把我们惯得太自负了。

我们说好了,无论如何,第一步先要在英格兰银行开个户。开成之后,再决定下一步。

我主动请缨打头阵。

"之前那些交易我都没参与,"我说,"背景最干净。"

乔治和麦克都同意。

"你们俩去欧洲大陆。"我对他们说,"想逛意大利就去逛。我留在伦敦,把银行账户搞定。"

他们信了我的话。几天后,他们从利物浦坐船去了里斯本,再从葡萄牙一路玩过西班牙,逛了好几座大城市。

就剩我一个人留在伦敦。

我立刻开始琢磨,怎么才能弄到进英格兰银行的门路。手头能用的只有两万美金——我们不想把全部家当押上去。

我第一个想法是找个在英格兰银行开户的正经律师,给他一百英镑的聘金,编个故事说我们要在伦敦开分公司,等公司成立后再给他高薪。

但我很快看出了问题:律师太谨慎。如果他把我介绍进银行,又起了疑心,很容易提醒银行我是个陌生人。那就会招来问话,问话就会引出调查——而调查正是我最怕的东西。

再说了,就算有人介绍,我多半还得提供担保人。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方案,决定自己搞定门路。

我判断,银行的高层都是死板、没想象力、死守规矩的人。只要我闯过最初那套手续、能见到他们,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玩弄于股掌。

事实证明,我判断对了。银行正被那种官僚思维压得死死的。就连它的律师——弗雷什菲尔德律师事务所,也以"体面"为荣。后来这家律所花了银行大约四十五万美元来追我们的案子。要是在美国,这种开销足以毁掉一家律所的名声;可英国那些掌控法律圈的人,却夸他们为银行干了多么漂亮的活。

我最终定了另一个方案。

"找个在英格兰银行开户的老派体面店主,"我决定,"通过他拿到介绍。"

下一步,就是找到那个人。

一天下午两点,我站在银行附近,观察那些存完钱出来的人。很多人一出门就翻看存折。我跟了好几个人,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三个。

一个是家老字号的眼镜兼电器行,生意做得很大;一家是东印度进口公司;第三家是格林父子裁缝店,伦敦顶时髦的定制店。

第二天,我去眼镜店,买了一只昂贵的小望远镜,让人刻上:"献给玛丽夫人——她的朋友。"我付的是一张一百英镑的钞票。

然后我去东印度公司,买了一条贵重的白色丝绸披肩和一条豪华的盖毯,还对一个价值一百几尼的驼毛披肩表现出兴趣。

但我真正的目标是格林父子。我从美国带来了一顶西部大帽子,决定扮演那个有钱的美国人"白银之王"。

英国人对美国百万富翁有个挺可笑的想象:腰里揣着一沓沓千元美钞,随手给侍者、酒保、擦鞋匠甩小费。我决定,就演给他们看。

买完披肩和盖毯,我雇了辆马车,直奔格林父子。

我叼着雪茄走进店里,那顶大帽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眼睛。一看到老格林先生,我就知道我找对人了。

这家店跟英格兰银行打了近百年交道,有钱、有声望,做起生意来也极其精明。店里招待的是伦敦最时髦的客人,对他们来说,名声比裁剪手艺更值钱。

一个合伙人和一个伙计立刻迎上来招呼我。我没理他们,慢悠悠地在店里转,一块块布料摸过去,他们在后面跟着。我沿一边走完,又从另一边走回来,最后在门口附近停下。

我指着一卷布:"那匹,做一套。"

又指另一卷:"那匹,做三套。"

再指:"那匹,做两套。"

我一路指过去:"那匹做件长大衣。那匹再做件外套。那匹再做套西装。那匹一套。"

然后我看着裁缝:"再给我看看睡衣。"

他们拿来一件。

"二十几尼,先生。"

"行,就它。"

裁缝和伙计一下忙开了,一个量尺寸,一个记单子。然后免不了那句。

"请问先生贵姓、住哪儿?"

"F. A. 沃伦。"我回答,"金十字酒店。"

我立刻把名字写在纸上,揣进马甲口袋——一半是演得逼真,一半是怕自己忘了这个假名字。

他们客气地送我出门。我看得出来,我的沉默、阔气的手笔,尤其是那顶大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定,自己刚揽到一位有钱的美国主顾。

我上了马车,直奔查令十字街的金十字酒店,登记为F. A. 沃伦,租了个房间。

这个房间我整整租了一年,一次都没睡过。这也是英格兰银行手里的、他们那位尊贵的客户弗雷德里克·艾伯特·沃伦唯一留过的地址。

另外两家店我懒得再管了——我已经找到了需要的人。

接下来几天,我在伦敦好好玩了一圈。衣服做好后,我去试穿。账单到期时,我留了足够的钱给酒店伙计,让他们代付。

一切顺利。十天后,我又回到格林父子。我没下车,老格林先生亲自出来迎接。

"我还要添置衣服,"我说,"照上一单,一模一样再来一份。"

说完我就走了。

一周后,我去试新衣服。

"我要去爱尔兰,跟克兰卡蒂勋爵打几天猎。"我告诉他们,"我会先送个箱子过来装衣服,走的时候从酒店去车站路上来取。"

我买了一口最贵的箱子,送到裁缝店。

到了那天,我精心准备:身上带了六张五百英镑、五张一百英镑,还有大约五十张五英镑的票子,小面额的放在卷成一卷的钱最底下。

出门前,我让人把一口大箱子搬上马车,箱子里塞满我们的皮具、毛毯、丝绸伞、手杖,和各种看起来值钱的行头。

然后我开车到格林父子,用一张五百英镑的钞票付了账。裁缝店的伙计把箱子装进我的马车。

我往门口走,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住了。

"对了,格林先生。"

"先生?"

"我去爱尔兰路上,不喜欢马甲口袋里揣这么多钱。"

我掏出那卷厚厚的钞票:"我想先放在你这儿。"

格林先生看了看钱:"当然可以,先生。"

我开始往外抽钞票,他突然面露难色。

"多少钱,先生?"

"哦,也就四千来英镑。"我顿了顿,"可能五千。"

他眼睛一下瞪大了:"哦,先生,这么多钱,我可不敢担这个责任。"

随即他笑了:"让我介绍你去我的银行吧。"

他飞快戴上帽子,跟我一起出门。我们直接去了英格兰银行。

进了门,他叫来一位副经理。

"我给各位介绍一位美国绅士,"他说,"F. A. 沃伦先生。他想开个账户。"

支票簿和存折都拿了出来,然后签名簿放在我面前。

"请签全名,先生。"

我拿起笔。到这一刻之前,我只是F. A. 沃伦。现在我需要一个全名。

我签下:弗雷德里克·艾伯特·沃伦。

就这么一下,我的新身份完成了。

我出了银行,去东北铁路车站,给巴塞罗那的乔治和麦克发了封电报。

"事成了。"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提前结束行程,回英国来。"

第一步,完成了。而且完美无缺。

我们开始认真谈金盆洗手。

"咱们可以在伦敦安顿下来,做股票经纪人和公司发起人。"我说。

这个计划看起来妙极了:我从公司账上拿一万英镑,全部存进英格兰银行,然后开始炒股,让钱不断从账户里进出。同时,乔治和麦克在伦敦开间办公室,以正经商人的身份出现,用"英格兰银行的沃伦先生"做担保人——这立刻就能给他们信誉。之后,我再慢慢从英格兰银行账户里退出,把乔治和麦克用真名引荐进去。

要是我们真按这个计划走,说不定能堂堂正正发财,甚至保住名声。

可我们太急了。我们想要快钱,自信自己聪明到干什么都能成,而且比什么都想回家。

不过,那是后话了。

没过多久,我收到乔治和麦克的电报。

"我们赶回来吃晚饭,等着我们。"

那时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格罗夫纳酒店。我们好好聚了一场,庆祝了一番。

我给他们看新开的支票簿。他们迫不及待想听全过程。

"快说,到底怎么回事。"乔治说,"从裁缝店开始讲。"

"不,从银行讲。"麦克补了一句。

我笑了:"行,我全讲给你们听。"

就着晚餐和美酒,我把那场小表演一五一十演给他们看——买布料、买衣服、那顶帽子、那口箱子,最后是格林先生亲自领我进英格兰银行的那一刻。

他俩笑得直不起腰。

我至今还记得那笑声。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笑的事。

我们完全没想到,往后二十年,我们再也没那样笑过;很长时间里,也再没享受过一顿像样的晚餐。

犯罪的人生有个残酷的真相: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端。

我们的人生很快就会把这句话证明得淋漓尽致——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彻底。那一晚的笑声,最终会变成深到无法形容的痛苦。

往后二十年,我活着,却看不见星星,也见不到女人和孩子的面孔——那些年轻时最寻常、也最珍贵的东西。

那二十年里充满苦难:我挨过饿,被追捕,累得精疲力竭,被迫在炎炎烈日下像奴隶一样干活;冬天穿得破破烂烂,在刺骨寒风、大雪和暴风雨里受罪。

我的青春没了。生命里最好的年头,被困在那个噩梦里耗尽了。

终于有一天我走出了监狱,但走出来时,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痛苦和孤独永远刻在了我身上。我还要面对一个我离开时已经变样的世界——一个我再也无法真正理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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