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还能不能当美国的钱袋子
那天下午,我在书桌前写下这样一句话:
“纽约成为美国金融中心,这是已经写进历史的事。可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就谁也说不准了。”
笔刚放下,门就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亚当斯先生,一位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四十年的老银行家。他把帽子往沙发上一扔,坐下来就盯着我桌上的稿纸。
“又在写你那套唱衰纽约的东西?”
“不是唱衰。”我把稿纸推过去,“我是怕我们醒得太晚。”
他扫了两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纽约做全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做了多少年了?谁撼得动?”
“以前是撼不动。”我说,“可您自己看看,这几年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
他往椅背上一靠,示意我讲下去。
“最早的时候,全国的大买卖几乎都从纽约过。进口货从纽约上岸,再由纽约发往各地;国内工厂造的货,也有一大半经纽约转运。连西部出产的东西,也要靠纽约往外卖。哪怕是南方的棉花直接从南方港口装船,那笔账、那笔钱,最后还是要在纽约结算。”
“那又怎么了?”
“那时候纽约没有对手,一个都没有。”我说,“可后来,芝加哥、圣路易斯这些西部城市,开始自己想办法了。它们要做自己的集散地,外国的货、东部的货,它们要自己分。”
亚当斯先生端起茶杯,没说话。
“这不能怪它们。”我接着说,“西部和西南部人口涨得太快了,人多了,买卖就大了,大批发商自然就冒出来了。纽约的批发生意,就这么一点点被分走。现在纽约的商人,主要是供给中部各州、近处的西部,还有南方一部分地方,再也不是供应全国了。”
“可它们还是从纽约进货。”他终于开口。
“对,这就是纽约剩下的那点好处。”我点头,“西部的批发商,货还是从纽约拿,或者经纽约转手。所以纽约虽然丢了批发这块,进口和代理佣金这块还留着。有一阵子,大家觉得这也够了。”
“那现在呢?”
“现在第三件事来了,这一件最要命。”
我把稿纸翻过一页。
“西部那些城市,连进口货也不想要纽约帮忙了。它们的批发行已经壮到可以直接找外国厂家订货。与此同时,西部人口多了,钱包也鼓了,厂家干脆把工厂开到那边去,离买主近。西部在制造业上,已经成了东部真正的对手。”
亚当斯先生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两下。
“用不了多久,”我说,“以前靠纽约商人供货、靠纽约银行出钱的那一大块生意,就要由西部自己人做了。而且还不止这些——芝加哥已经开始把粮食和食品直接卖给欧洲了。它们不想再经过纽约中间商,货直接卖给欧洲的买家,一张联运提单就运过去了。”
“那是他们抢生意。”他有点不服气。
“不是抢。”我说,“也不是哪个人跟纽约过不去。这就是省钱省事。新路子给西部商人省了时间、省了钱,所以它绝不可能再退回去。美国生产和商业这么自然长大,内地就一定会出现自己的金融中心。这只会让纽约从前那种一家独大的地位,越来越弱。”
他终于抬起头来。
“你有数字?”
“有,而且很难看。”
我把另一张纸抽出来,摊在桌上。
“纽约票据交换所,是衡量这座城市金融分量最好的尺子。它的年清算额,1854年是57.5亿美元,到1881年涨到485.66亿。二十七年,涨了744%。”
“这不很好吗?”
“1881年之后就掉头了。”我说,“1881年,485.66亿。1882年,465.53亿。1883年,402.93亿。1884年,340.92亿。到1885年,只剩252.51亿。”
屋里静了一会儿。
“四年掉了233.15亿,掉了48.4%。”我补了一句,“这个数,比二十年前的260.32亿还低。”
亚当斯先生伸手把纸拿了过去,自己看了一遍。
“这里头有原因。”他说,“1881年投机闹得多凶,你我都清楚。1885年谁还那么炒?再说这些年物价一直在跌,同样的买卖,钱数当然小。”
“我算过。”我说,“这两个理由都不够。物价最多跌了两成,可清算额跌了四成八。同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口还增加了五六百万。光是人多了这么多,就该给金融业务带来差不多一成的增长才对。”
他把纸放下,没再反驳。
“还有一个警号。”我说,“从1872年起,纽约票据交换所会员银行的资本,从8440万美元降到了5860万,掉了差不多三成。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纽约开银行,没有从前那么赚钱了。要是纽约还像以前那样,稳稳占着全国金融业务的那一份,这个下降根本没法解释。”
“芝加哥呢?”他突然问。
“我正要说。”
我在纸上写了两行数字。
“芝加哥票据交换所1866年才正式开始运转,那一年清算额只有4.538亿。到1885年,23.185亿,涨了410%。纽约正好反过来:1866年是287.17亿,1885年只有252.5亿。”
“降了。”
“降了12.5%。”我说,“全国这二十年是什么光景?经济猛涨。纽约反而在退。要知道,纽约服务的那些地方,人口多了两千多万。”
亚当斯先生站起来,走到窗边。
“要看得更清楚,就从1879年算起。”我跟过去,“那年恢复硬币支付,美国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开始大复苏。芝加哥那时候清算额12.577亿,到1885年23.185亿,涨了84.3%。纽约呢?同一段时间,只涨了大约千分之二点五。”
“银行资本呢?”他背对着我问。
“一样的故事。纽约的银行资本从1872年的水平大幅下滑。芝加哥的银行资本,从1872年的984.5万美元,涨到1886年的1692.8万,涨了72%。”
他终于转过身来。
“芝加哥的清算额,还只有纽约的十分之一。”我说,“可它在往前冲,纽约在原地站着,有些地方还在往后退。这个结论躲不过去:纽约的金融生意正在流失,因为结算和银行服务,正在往内地的大城市跑,尤其是芝加哥。”
“那你说怎么办?”
“分两头看。”我说,“一部分流失是躲不掉的。如果这是国家自然发展的结果,纽约拦不住,也不该拦。可另一部分,毛病出在别处——出在银行法人为设的那些框框上。那部分,是能改的。”
他重新坐下,摆摆手:“说下去。不过我先讲明白,我在这行比你久,未必同意你。”
“我知道。”我笑了笑,“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纽约的银行体系,配不上这座城市本来能扮演的角色。纽约不只是美国的一座大城市,它该有的天然条件全都有,完全可以成为全国的大金融中心,往后甚至能成为国际金融的大码头。”
“可我们的银行……”
“我们的银行,多半是拿联邦牌照或者州牌照开的。”我说,“国民银行制度整体上是设计得很好的,这点我承认。但它有个大毛病:它不给银行足够的自由,去做一个金融中心最要紧的那几件事。”
“为什么?”
“也许可以理解。这套制度当初设计的时候,想的主要是小城市和乡下。一个适合内地小镇的银行制度,凭什么指望它能满足一个办国际业务的金融都城?内地银行的管理层未必都有很高的经验,法律管得严一点,那是应该的。可把同样一套限制,套在一家经验极其丰富的都市大银行头上,就没必要了,甚至有害。”
亚当斯先生点头。
“可惜国民银行法几乎不分这两者。”我说,“它不但没有因为纽约银行经验更足、分量更重就给它们更多自由,反而对它们卡得特别死。”
“你说准备金。”
“对,准备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伸出手指比划,“纽约以外的银行,可以把存在兑付代理行那里的钱算进准备金。对其他储备城市的银行来说,这部分常常占到它们全部准备金的41%左右;对别的银行,大约占60%。纽约的银行没这个自由,25%的存款准备金,必须全是实实在在的法定货币,现钱。”
“这也不算最糟的。”他忽然说,“最糟的是——”
“最糟的是,真到要用的时候,它们不敢用。”我接过话头,“银行的准备金一旦跌破25%,货币监理官就可以要求它关门清算,除非马上补足。您想想金融恐慌的时候是什么场面:存户要钱,银行正需要动用准备金,可法律却威胁说,你敢跌破线就关你的门。紧急状态下,法律上根本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把这条规矩松一松。”
亚当斯先生长长吐了一口气。
“所以银行只能暂停兑付,”我说,“或者逼着大家把现金凑到一块儿自保。这就成了钱市一紧就人人害怕的老毛病。所有人都盯着那条准备金线,像盯着一根不能碰的电线。银行一接近那条线,就开始收缩贷款;存户一看银行收缩,心里发慌,赶紧取钱。本来是用来保护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反倒成了把体系推向恐慌的一股力量。”
“一个金融中心,银行老是暴露在这种危险里,”他说,“等于背着包袱赛跑。”
“正是。”我说,“大的金融机构必须有应对紧急情况的自由,必须有弹性,必须在需要的时候能调动自己的资源。法律偏偏把这弹性夺走了。更没道理的是,得有多少钱白放着。法律要求留作准备金的那笔钱,往往比银行的整个资本金还多。一家银行被迫把一大块资源闲着,一分利息都不挣。光是这一条就已经够沉重了,可这笔闲钱不但没换来相应的好处,反而增加了恐慌的风险——这种限制就格外伤人了。”
他沉默了很久。
“怪不得纽约的国民银行在走下坡路。”
“所以,”我把身子往前探了探,“纽约需要的,是一类新的银行,权力更宽、自由更多,超出国民银行牌照能给的范围。”
“改国民银行制度不行吗?”
“我不认为能靠改那套制度办成。”我摇头,“纽约的银行每次想去动国民制度,在国会碰到的都是政治偏见和无知的煽动。它们挨反对挨惯了,宁可忍受严重的不利,也不愿意再去求国会改革。它们实际的路,是按州法改组。已经有一些银行这么做了,新开的机构一般也更愿意走州这条路。”
“那还不够?”
“还不够。”我说,“纽约大概还需要州议会特别授权,允许设立这样一种银行:它的权力,在联邦法律和现有州法里都没有明确规定。”
亚当斯先生眯起眼睛。
“这些新银行到底做什么生意?”
“很多目的是明摆着的。”我说,“美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国之一,可我们的商人做国际贸易,还 heavily 依赖外国银行家出钱。这事到今天已经说不过去了。美国不缺资本,不缺银行经验,也不缺生意。进口加出口,一年就是12亿美元的买卖。这么大的机会,就等着愿意接的美国银行。”
“出口这块呢?”
“被卡住了。”我说,“很多地方我们的出口贸易上不去,就是因为美国的出口商拿不到那种大方度的信贷,没法把货运到远地方去卖。就拿棉布说吧——曼彻斯特打败美国的厂家,未必是因为它价钱更低或者货更好。真正的优势是信贷。英国商人要多少钱、要多长期限,都能拿到。美国商人常常只能按更紧的条件卖,还得通过曼彻斯特的代理商走货,而那些代理商手里同时也在卖英国货,跟美国货抢生意。”
亚当斯先生冷笑了一声。
“英国出口商可以从自己开户的银行拿到信贷。”我说,“美国出口商常常得去找外国银行家,人家没什么理由迁就他,倒有一百个理由为多担的风险加价。出口商最应该在哪里开户?当然是在那家给他信贷的机构。光这一条,就说明专门化的美国银行能做多大的生意。”
“棉花呢?”
“棉花更明显。”我说,“每年美国商人都得把很大一部分收成提前抵押出去,才能拿到钱去收棉、去卖。凭什么这笔钱要从英国来?这么一安排,美国的棉花收成,就有一部分落到了外国金融的掌控之下,美国保护自己生产者的能力也弱了。这是国内银行能大显身手的另一个要紧领域。”
“进口也一样。”他接上说。
“一模一样。”我点头,“美国的进口商,凭什么要向伦敦银行的代理人求信贷,而不是从他办其他一切业务的那家美国银行拿到?美国银行认识这个客户,懂他的生意,有一百个理由把服务做好。伦敦的银行家隔着一万里地,掌握的情况少,就得为多出来的风险加价。进口商吃亏,外国银行家也别扭。道理很简单:信贷应该直接从进口商办事的那个金融中心给出去。专门化的美国银行,就能办到这件事。”
亚当斯先生从口袋里摸出烟,没点,只是在手指间转着。
“这类机构还能干很多别的事。”我说,“可以安排公司借款,可以给公司提供临时周转,可以管理公司的账目,可以帮公司重整财务。大公司是一片极大的银行业务天地,可现有银行因为法律上的限制,常常吃不下这块肉。”
“它们总也得吸收存款、贴现好票据吧。”
“当然要。”我说,“既然国民银行法不许它们靠发钞票赚钱,那就可以合理地允许它们,在严格控制额度之内,向信誉极高的客户开出自己的承兑汇票。伦敦的大银行早就证明了这个做法既赚钱又安全。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好理由,不许它们学伦敦的做法——在情况需要的时候,给存款的利息稍微低于市场利率。这样能吸引更多账户,大大增强银行的实力和赚钱能力。”
“还有一样,”亚当斯先生终于把烟点上了,“不用被死板的准备金和那些没必要的限制压着,它们就更能扛住钱市的波动。”
“对。所以它们能给华尔街的商行更好的条件,做证券抵押放款。”我说,“这块生意的规模大得吓人。前六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每年成交大约1.02亿股。按每股平均60美元估,一年的股票交易额就是61.2亿。这还没算债券那一大块。权力更宽的银行,自然会吸引很多交易所的商行。经验早就证明,这些商行是特别安全、特别赚钱的客户。光是‘不必围着那条硬性的25%准备金线去安排每一笔贷款’这一点,就足以让华尔街的商行把业务搬过去。”
他吐出一口烟。
“信托公司已经在补这个缺口了。”他说。
“补了一部分。”我承认,“纽约和布鲁克林的贷款信托公司,已经在提供很有价值的贷款和存款服务。国民银行的短处,把一大块又赚钱的银行业务推给了它们。它们的资本近1400万美元,盈余和利润约1500万,总资源大约1.75亿,存款约1.37亿。增长得非常快——从1883年以来,资源增加了3200万,涨了大约27%,而那几年正是严重的商业萧条期。”
“那说明什么?”
“说明纽约急需更宽的银行设施。”我说,“但信托公司还是做不到一个大金融中心需要的一切,它们的权力太有限。纽约需要的,是能够承担伦敦那些大股份制银行和大贴现行所承担职能的机构。目标不是照抄伦敦,目标是给纽约配上一套跟它日益增长的分量相称的金融机器。”
亚当斯先生把烟按灭了,站起来。
“这些话,”他说,“你拿去给华尔街的人听,他们爱听不听。”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站起来,“我把建议摆在这儿,值多少,由华尔街的人自己判断。但要点很清楚:有一种新的银行机构,既有空间、又迫切需要——它能够承担美国金融和商业中那些更大的运作。国家已经因为缺少这种设施在受损失了。资本不缺,能干的管理人员不缺,美国的利率也已经降到跟欧洲差不多的水平。所以,再没有理由害怕外国银行家有什么躲不开的金融优势。”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纽约要是想保住金融上的独立,”他说,“要是想真正成为这片大陆巨大贸易、以及它跟全世界生意往来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就得动手。”我接上,“纽约的商人已经准备好了。真正的问题是,银行家和资本家们,愿不愿意把这个新时代要的那种机构办出来。”
门关上了。
我坐回桌前,把最后那句话抄在了稿纸末尾。
Comments 0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is chapter with other readers.
Sign in to jo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is chapter.
Log in to comment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to share your thou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