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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8 · 翻越比利牛斯山:一路撒钱,还是晚了一步

翻越比利牛斯山:一路撒钱,还是晚了一步

Chapter 28 of 50 · 4,798 words · Free

白天赶路时,我们经过了一个哨卡,还遇上了好几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那些大兵看着挺可怜,军装破旧,做工也糙。他们好奇地盯着我们看,但没人拦路,也没人盘问。

我走在队伍最前面,像个仪仗队长似的,每经过一队士兵,都正正经经地敬个礼。

按理说走了这么远,我早该累趴下了。可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累。

往上爬了大约五英里,路终于开始往下走了。

这条路修得真漂亮。拿破仑当年下令在比利牛斯山修五条军用公路,这就是其中一条,修得非常用心。

它绕着狭窄的山谷,穿过陡峭的山口,两边的风景又野又壮丽。

中午我们停下来歇脚吃饭。

下午四点,又歇了一个小时。

在那儿,我们碰见了几个卡洛斯派的军官。其中有个年轻的英国人,人很开朗,特别热心肠,在唐·卡洛斯的参谋部当副官。

我们聊了起来。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赢不了。"他承认道。

"那你还打什么仗?"

"图个刺激呗。"他咧嘴一笑,"我想见见真刀真枪的场面。"

他已经打过几场小仗了,但显然觉得不过瘾。

听说我们要穿过军事封锁线,他立刻主动提出护送我们。

当他发现我妻子是英国人时,格外高兴。

看他使唤我们的骡夫,简直像看戏。他指挥起那帮人来一点不客气,谁慢了就吼,必要时鞭子也照抽。

五点来钟,我们又上路了。

离比利牛斯山南麓那个铁路小镇还有大约二十英里。

我们带了两盏提灯和几支火把,黑灯瞎火里,这支小队伍远远看去,像一幅画。

年轻军官骑马走在前头,跟第一辆车并排,和我妻子聊着天。我走在后面,跟着其他人。

我们觉得自己运气好极了,能有这样的护卫。

他勇敢、聪明,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可他压根不知道,他到底在帮谁。

我尤其替妻子高兴。有他作伴,这段难走的路对她来说有意思多了,这种荒诞的处境也把她逗得不轻。

我们给那位生病的旅客铺了一张舒服的床,垫了干草和毯子。

可就算这样,他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

然后,终于,一件天大的好事来了。

远处传来火车头尖锐的汽笛声。

那声音对我来说就是天籁。

我知道,时间每耽误一小时,危险就多一分。

我们终于到了比利牛斯山南坡的山脚下,眼前就是大片平原。

我们刚穿过一座把守谷口的要塞营地。

护卫策马走在前头。

可他光是给我们探路还不够,还让卫兵列队出来,正儿八经地迎接我们。

我们停了几分钟。

好几个穿制服的军官走上前,向我和我妻子作了自我介绍。

那场面真叫人难忘。

到处是雪。

模样古怪的山里汉子,站在法国、英国、奥地利来的年轻军官身边。这些人都是雇佣兵,是来这场糟心的内战里找名气和刺激的——因为整个欧洲都太平了,没什么大仗可打。

火把的光在雪地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影子。

黑漆漆、林木茂密的大山,仿佛藏着看不见的军队,活了过来。

这场面,我们谁都不会忘记。

又走了一英里左右,护卫得跟我们分开了。

小镇已经遥遥在望,在雪地里黑黢黢的一团。

按他的建议,我带着两个人走在前面,防备附近藏着敌兵。

一直到镇上,我们都没碰到任何人。

然后,一切突然变得紧张刺激起来。

镇民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被反复盘问。

每句话都被记下来,我们这一行人全部被要求发誓,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趁这工夫,我在车站候车室里给病人和女眷们安排好了床铺。

凌晨两点左右,我才躺下睡着。

车站本身设了防,挤满了士兵,但我一点都不担心。

有人告诉我,去马德里的火车天亮就开。

要是真这样,那就万事大吉了。

我能赶到马德里,坐上开往加的斯的火车,登上"埃尔·雷伊·费利佩号",星期一从加的斯出海。

只要进了大西洋,我想,一切就都妥了。

睡了两小时左右,我起来了。

我把翻山护送我们的那十三个人都付清了。

我多给了钱,还写了张字条,夸他们诚实勇敢。

他们平平安安把我一家送到了,我得让他们知道,我领这个情。

天还是冷得要命。

火车终于来了,一共只有两节客车厢,一节行李车。

车厢里没有暖气。

一想到要在这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平原上冻一整天,我就觉得遭罪。

我还有件心事。

自从火车出事以来,我和妻子一直没单独待过。

我打定主意,这次必须改变。

我们在一个隔间的地板上给病人铺了床,让他一家人进去照料他。

火车终于开动,我和妻子发现,我们这间车厢完全空着。

终于,就我们俩了。

我之前已经发电报给布尔戈斯,让他们准备好热水瓶等着我们。在那个年代,这是欧洲给火车车厢取暖唯一实用的办法。

司机是个英国人。

我跟他说,必须尽量准时赶到马德里。

我给了他一个金镑,又给了司炉一个。

"请尽量开快些。"我说。

"放心。"他保证道。

他说到做到。

可惜,到了布尔戈斯我们才知道,从桑坦德来的火车晚点两小时。

既然时间有富余,我和妻子决定去逛逛这座名城。

随便看了看,我们进了大教堂。

那真是富丽堂皇。

欧洲那些大教堂,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丰碑。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科隆大教堂,都是好几代人一砖一瓦盖出来的。

那时候的人,一辈子都在建造、装点这些地方。

今天我们或许会嘲笑中世纪的僧侣和信徒,可也许不该对他们太苛刻。

那是个野蛮残暴的时代。

对受过教育、性情温和的人来说,修道院往往是唯一能安身的清净去处。

在高墙之内,他们读书、劳作、写书、搞建设、保存知识。

他们所谓的信仰与虔诚,今天很多我们大概会叫迷信。

可我有时还是会想:他们那份朴素的信仰,是不是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躁怀疑和郁郁寡欢要好得多?

在布尔戈斯,我想找份英文报纸。

没有。

事实上,那儿的人好像压根没见过英文报纸。

这时,电报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马德里发生革命了。

刚当选不久的国王阿马德奥突然退位。

共和国宣告成立,卡斯特拉尔当了头。

我开始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困在西班牙,我有多蠢。

可我对自己的运气依然信心十足。

我坚信,自己星期一一定能赶上那艘船。

那是星期五下午三点。

我们已经上了开往马德里的火车,正要出站。

按计划,第二天早上到马德里。

从马德里到加的斯,每天只有一趟直达车。

它每天早上发车,可时速勉强十五英里,还很少准点。

实际上,全程几乎要一整天。

不过,只要星期六早上到马德里,我想时间还是够的。

眼下,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我们上路了。

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不安的迹象。

人们说话都压着嗓子。

铁路沿线站着一队队士兵。

保王党和共和党明显在备战,政治冲突变成流血,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晚上十点刚过,我们到了带城墙的阿维拉城。

这里离埃斯科里亚尔大约八十英里,离马德里大约一百五十英里。

我们在那儿美美地吃了顿晚饭,喝了不错的咖啡。

可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戒严令发布了。

政府接管了马德里以北的铁路,好运送军队。

也就是说,我们的火车没法正常往前开了。

"这太离谱了。"我火冒三丈。

我去见阿维拉的铁路负责人。

可惜,这人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非常时期把他弄得比平时更糊涂。

我们的行李又一次被搬下车。

我们又一次睡在火车站的泥地上。

周围吵得吓人。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电报员和铁路负责人。

我每人塞了五个埃斯库多。

然后我直奔电报局。

我给卡斯特拉尔和陆军大臣发了电报。

我说自己是个英国人,带着家眷,在马德里有急事。

"我不能困在阿维拉。"我告诉他们。

"我要求军方准许我坐专列去马德里。"

我还给巴黎铁路公司总裁埃尔南德斯发了电报。

"我出五千法郎要一趟专列。"我告诉他。

又给马德里铁路总监发了封电报。

"你们能让我们动身,我给同样的数目。"

接着我还加了一句更出格的话。

"必要时,拿这笔钱去说服军方放行。"

十一点,我收到一封长电报。

专列正在为我们准备。

一个小时过去了。

没动静。

我又发了一封。

"立刻从马德里派一个火车头和一节车厢过来。"

中午,又一封电报到了。

这回,车头和车厢真的来了。

我们赶紧把行李装进前三节车厢。

我把南恩和那家葡萄牙人安排在一节车厢里。

我和妻子坐最后一节。

谢天谢地,我们又独处了。

士兵和镇民围在火车周围。

所有人都对我们好奇得不行。

铁路负责人巴不得赶紧把我们送走。

我除了之前那五个埃斯库多,又塞给他五个。

正说着,电报员从办公室跑了出来。

他收到命令,让我们等马德里开来的那趟车。

我气坏了。

我立刻开始发电报抗议。

一封接一封。

马德里回了两次电,都说耽误只是暂时的。

于是,我坐在那间又旧又闷的车厢里,妻子坐在我身边。

我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时间每过一小时,我们就离完蛋近一步。

要是赶不上星期天早上那趟去加的斯的火车,就赶不上"埃尔·雷伊·费利佩号"。

赶不上那艘船,我怕一切都完了。

可我不能告诉妻子,我为什么这么焦虑。

她对笼罩在我们头上的秘密危险一无所知。

她开开心心的,完全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她哼着歌儿。

时不时跟我说,她有多幸福。

"什么都不重要。"她的快乐好像在说,"我跟你在一起。"

她不关心革命。

不关心延误。

她只是高兴,因为我们在一起。

太阳慢慢落山。

夜色笼罩车站。

我们还在等。

每隔几分钟,我都盼着来一道命令让我们出发。

什么也没来。

这种煎熬让人受不了。

终于,快六点的时候,命令来了:七点准备出发去马德里。

我们不情不愿地下了车,进车站吃晚饭。

然后回到车上。

七点到了。

没动静。

八点到了。

还是没动静。

时间一点一点熬。

我几乎能感觉到命运正向我合拢手掌。

然后,快午夜的时候,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电报员突然冲出办公室。

"准备出发!"他朝司机喊道。

他跑到我们车厢前道了别,不到一分钟,火车就开动了。

熬过那么糟心的一天,光是能跑起来,就像进了天堂。

我已经给司机塞过一笔丰厚的小费。

现在他拉满油门,把火车开到最快。

在夜色中疾驰,我的希望又回来了。

也许我们还能赶上。

照这个速度,我算了算,可能还能富余两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到了埃斯科里亚尔。

运气又一次跟我们作对。

我们接到命令,要开进侧线等着,让一列北行的火车先过。

我们等。

一小时。

又一小时。

什么火车都没来。

我立刻又开始发电报。

终于,东边天空刚泛白,我们才被放行。

夜里早些时候,我发电报给马德里的铁路当局。

"把南行去加的斯的火车扣住,等我到。"我下了命令。

我甚至提出,他们每多等一小时,我就付一百美元。

我豁出去了。

马德里坐落在高高的沙质高原上,冬天的暴风雪能要人命。

我们的机车又老又不中用。

马德里城外四英里左右,它趴窝了。

那一刻,我彻底放弃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

星期天下午四点,我们终于到了马德里——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九个小时。

我们错过了去加的斯的火车。

就算有专列,也不可能按时赶到加的斯了。

西班牙的铁路系统,压根不是那么运作的。

专列在西班牙几乎闻所未闻。

我们好不容易从阿维拉弄来的那趟车,已经是天大的例外——全靠线路两头大把砸钱才办成。

西班牙的铁路官员,好像完全没有"着急"这个概念。

不管我怎么催,他们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赶时间。

我终于到了马德里——这个我拼命想赶到的城市。

可我来晚了。

我得另想办法脱身。

要是当初直接决定去纽约,我本可以经巴塞罗那回法国,说不定一切都能成。

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我给加的斯的洛佩斯公司发了电报。

"你们能把'埃尔·雷伊·费利佩号'扣住二十小时吗?"

答复来得很快。

"不行。我们跟政府签了合同,必须按时开船。"

那条路到此为止。

我又翻了翻笔记。

还有一条路。

一艘法国轮船定于周六从法国西海岸的圣纳泽尔启航,开往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

中途会在桑坦德停靠,接邮件和旅客。

我决定去赶那艘船。

可惜,这意味着往回走。

我们得原路折返,穿过阿维拉回到布尔戈斯,再换火车去桑坦德。

没别的办法了。

在马德里,我们终于和那家葡萄牙人及他们的病号分了手。

他们千恩万谢,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说实话,他们走了我反而松了口气。

他们一路缠着我们,让我们筋疲力尽,还花掉了我们一大笔钱。

当然,我大方得起。

反正这钱也不是我的。

钱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公款。

这么一想,我很容易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慷慨仁慈的年轻人。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素不相识的人,心甘情愿为他们掏腰包,做了件了不起的好事。

至于这钱其实是人家的——这个事实,就被我体贴地忽略掉了。

吃过早饭,我赶到英国大使馆。

在那儿要了几份伦敦的报纸。

我双手发抖地翻开报纸,仔细翻找。

谢天谢地,上面一个字都没提我们。

一个字都没有。

也就是说,伦敦那边还风平浪静。

"老太太"——也就是英格兰银行——我猜还在为我们的假证券赔着几万几万英镑呢。

我大大松了口气。

我回到旅馆。

然后,我和妻子出门去看马德里的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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