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比利牛斯山:一路撒钱,还是晚了一步
白天赶路时,我们经过了一个哨卡,还遇上了好几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那些大兵看着挺可怜,军装破旧,做工也糙。他们好奇地盯着我们看,但没人拦路,也没人盘问。
我走在队伍最前面,像个仪仗队长似的,每经过一队士兵,都正正经经地敬个礼。
按理说走了这么远,我早该累趴下了。可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累。
往上爬了大约五英里,路终于开始往下走了。
这条路修得真漂亮。拿破仑当年下令在比利牛斯山修五条军用公路,这就是其中一条,修得非常用心。
它绕着狭窄的山谷,穿过陡峭的山口,两边的风景又野又壮丽。
中午我们停下来歇脚吃饭。
下午四点,又歇了一个小时。
在那儿,我们碰见了几个卡洛斯派的军官。其中有个年轻的英国人,人很开朗,特别热心肠,在唐·卡洛斯的参谋部当副官。
我们聊了起来。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赢不了。"他承认道。
"那你还打什么仗?"
"图个刺激呗。"他咧嘴一笑,"我想见见真刀真枪的场面。"
他已经打过几场小仗了,但显然觉得不过瘾。
听说我们要穿过军事封锁线,他立刻主动提出护送我们。
当他发现我妻子是英国人时,格外高兴。
看他使唤我们的骡夫,简直像看戏。他指挥起那帮人来一点不客气,谁慢了就吼,必要时鞭子也照抽。
五点来钟,我们又上路了。
离比利牛斯山南麓那个铁路小镇还有大约二十英里。
我们带了两盏提灯和几支火把,黑灯瞎火里,这支小队伍远远看去,像一幅画。
年轻军官骑马走在前头,跟第一辆车并排,和我妻子聊着天。我走在后面,跟着其他人。
我们觉得自己运气好极了,能有这样的护卫。
他勇敢、聪明,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可他压根不知道,他到底在帮谁。
我尤其替妻子高兴。有他作伴,这段难走的路对她来说有意思多了,这种荒诞的处境也把她逗得不轻。
我们给那位生病的旅客铺了一张舒服的床,垫了干草和毯子。
可就算这样,他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
然后,终于,一件天大的好事来了。
远处传来火车头尖锐的汽笛声。
那声音对我来说就是天籁。
我知道,时间每耽误一小时,危险就多一分。
我们终于到了比利牛斯山南坡的山脚下,眼前就是大片平原。
我们刚穿过一座把守谷口的要塞营地。
护卫策马走在前头。
可他光是给我们探路还不够,还让卫兵列队出来,正儿八经地迎接我们。
我们停了几分钟。
好几个穿制服的军官走上前,向我和我妻子作了自我介绍。
那场面真叫人难忘。
到处是雪。
模样古怪的山里汉子,站在法国、英国、奥地利来的年轻军官身边。这些人都是雇佣兵,是来这场糟心的内战里找名气和刺激的——因为整个欧洲都太平了,没什么大仗可打。
火把的光在雪地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影子。
黑漆漆、林木茂密的大山,仿佛藏着看不见的军队,活了过来。
这场面,我们谁都不会忘记。
又走了一英里左右,护卫得跟我们分开了。
小镇已经遥遥在望,在雪地里黑黢黢的一团。
按他的建议,我带着两个人走在前面,防备附近藏着敌兵。
一直到镇上,我们都没碰到任何人。
然后,一切突然变得紧张刺激起来。
镇民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被反复盘问。
每句话都被记下来,我们这一行人全部被要求发誓,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趁这工夫,我在车站候车室里给病人和女眷们安排好了床铺。
凌晨两点左右,我才躺下睡着。
车站本身设了防,挤满了士兵,但我一点都不担心。
有人告诉我,去马德里的火车天亮就开。
要是真这样,那就万事大吉了。
我能赶到马德里,坐上开往加的斯的火车,登上"埃尔·雷伊·费利佩号",星期一从加的斯出海。
只要进了大西洋,我想,一切就都妥了。
睡了两小时左右,我起来了。
我把翻山护送我们的那十三个人都付清了。
我多给了钱,还写了张字条,夸他们诚实勇敢。
他们平平安安把我一家送到了,我得让他们知道,我领这个情。
天还是冷得要命。
火车终于来了,一共只有两节客车厢,一节行李车。
车厢里没有暖气。
一想到要在这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平原上冻一整天,我就觉得遭罪。
我还有件心事。
自从火车出事以来,我和妻子一直没单独待过。
我打定主意,这次必须改变。
我们在一个隔间的地板上给病人铺了床,让他一家人进去照料他。
火车终于开动,我和妻子发现,我们这间车厢完全空着。
终于,就我们俩了。
我之前已经发电报给布尔戈斯,让他们准备好热水瓶等着我们。在那个年代,这是欧洲给火车车厢取暖唯一实用的办法。
司机是个英国人。
我跟他说,必须尽量准时赶到马德里。
我给了他一个金镑,又给了司炉一个。
"请尽量开快些。"我说。
"放心。"他保证道。
他说到做到。
可惜,到了布尔戈斯我们才知道,从桑坦德来的火车晚点两小时。
既然时间有富余,我和妻子决定去逛逛这座名城。
随便看了看,我们进了大教堂。
那真是富丽堂皇。
欧洲那些大教堂,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丰碑。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科隆大教堂,都是好几代人一砖一瓦盖出来的。
那时候的人,一辈子都在建造、装点这些地方。
今天我们或许会嘲笑中世纪的僧侣和信徒,可也许不该对他们太苛刻。
那是个野蛮残暴的时代。
对受过教育、性情温和的人来说,修道院往往是唯一能安身的清净去处。
在高墙之内,他们读书、劳作、写书、搞建设、保存知识。
他们所谓的信仰与虔诚,今天很多我们大概会叫迷信。
可我有时还是会想:他们那份朴素的信仰,是不是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躁怀疑和郁郁寡欢要好得多?
在布尔戈斯,我想找份英文报纸。
没有。
事实上,那儿的人好像压根没见过英文报纸。
这时,电报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马德里发生革命了。
刚当选不久的国王阿马德奥突然退位。
共和国宣告成立,卡斯特拉尔当了头。
我开始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困在西班牙,我有多蠢。
可我对自己的运气依然信心十足。
我坚信,自己星期一一定能赶上那艘船。
那是星期五下午三点。
我们已经上了开往马德里的火车,正要出站。
按计划,第二天早上到马德里。
从马德里到加的斯,每天只有一趟直达车。
它每天早上发车,可时速勉强十五英里,还很少准点。
实际上,全程几乎要一整天。
不过,只要星期六早上到马德里,我想时间还是够的。
眼下,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我们上路了。
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不安的迹象。
人们说话都压着嗓子。
铁路沿线站着一队队士兵。
保王党和共和党明显在备战,政治冲突变成流血,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晚上十点刚过,我们到了带城墙的阿维拉城。
这里离埃斯科里亚尔大约八十英里,离马德里大约一百五十英里。
我们在那儿美美地吃了顿晚饭,喝了不错的咖啡。
可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戒严令发布了。
政府接管了马德里以北的铁路,好运送军队。
也就是说,我们的火车没法正常往前开了。
"这太离谱了。"我火冒三丈。
我去见阿维拉的铁路负责人。
可惜,这人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非常时期把他弄得比平时更糊涂。
我们的行李又一次被搬下车。
我们又一次睡在火车站的泥地上。
周围吵得吓人。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电报员和铁路负责人。
我每人塞了五个埃斯库多。
然后我直奔电报局。
我给卡斯特拉尔和陆军大臣发了电报。
我说自己是个英国人,带着家眷,在马德里有急事。
"我不能困在阿维拉。"我告诉他们。
"我要求军方准许我坐专列去马德里。"
我还给巴黎铁路公司总裁埃尔南德斯发了电报。
"我出五千法郎要一趟专列。"我告诉他。
又给马德里铁路总监发了封电报。
"你们能让我们动身,我给同样的数目。"
接着我还加了一句更出格的话。
"必要时,拿这笔钱去说服军方放行。"
十一点,我收到一封长电报。
专列正在为我们准备。
一个小时过去了。
没动静。
我又发了一封。
"立刻从马德里派一个火车头和一节车厢过来。"
中午,又一封电报到了。
这回,车头和车厢真的来了。
我们赶紧把行李装进前三节车厢。
我把南恩和那家葡萄牙人安排在一节车厢里。
我和妻子坐最后一节。
谢天谢地,我们又独处了。
士兵和镇民围在火车周围。
所有人都对我们好奇得不行。
铁路负责人巴不得赶紧把我们送走。
我除了之前那五个埃斯库多,又塞给他五个。
正说着,电报员从办公室跑了出来。
他收到命令,让我们等马德里开来的那趟车。
我气坏了。
我立刻开始发电报抗议。
一封接一封。
马德里回了两次电,都说耽误只是暂时的。
于是,我坐在那间又旧又闷的车厢里,妻子坐在我身边。
我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时间每过一小时,我们就离完蛋近一步。
要是赶不上星期天早上那趟去加的斯的火车,就赶不上"埃尔·雷伊·费利佩号"。
赶不上那艘船,我怕一切都完了。
可我不能告诉妻子,我为什么这么焦虑。
她对笼罩在我们头上的秘密危险一无所知。
她开开心心的,完全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她哼着歌儿。
时不时跟我说,她有多幸福。
"什么都不重要。"她的快乐好像在说,"我跟你在一起。"
她不关心革命。
不关心延误。
她只是高兴,因为我们在一起。
太阳慢慢落山。
夜色笼罩车站。
我们还在等。
每隔几分钟,我都盼着来一道命令让我们出发。
什么也没来。
这种煎熬让人受不了。
终于,快六点的时候,命令来了:七点准备出发去马德里。
我们不情不愿地下了车,进车站吃晚饭。
然后回到车上。
七点到了。
没动静。
八点到了。
还是没动静。
时间一点一点熬。
我几乎能感觉到命运正向我合拢手掌。
然后,快午夜的时候,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电报员突然冲出办公室。
"准备出发!"他朝司机喊道。
他跑到我们车厢前道了别,不到一分钟,火车就开动了。
熬过那么糟心的一天,光是能跑起来,就像进了天堂。
我已经给司机塞过一笔丰厚的小费。
现在他拉满油门,把火车开到最快。
在夜色中疾驰,我的希望又回来了。
也许我们还能赶上。
照这个速度,我算了算,可能还能富余两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到了埃斯科里亚尔。
运气又一次跟我们作对。
我们接到命令,要开进侧线等着,让一列北行的火车先过。
我们等。
一小时。
又一小时。
什么火车都没来。
我立刻又开始发电报。
终于,东边天空刚泛白,我们才被放行。
夜里早些时候,我发电报给马德里的铁路当局。
"把南行去加的斯的火车扣住,等我到。"我下了命令。
我甚至提出,他们每多等一小时,我就付一百美元。
我豁出去了。
马德里坐落在高高的沙质高原上,冬天的暴风雪能要人命。
我们的机车又老又不中用。
马德里城外四英里左右,它趴窝了。
那一刻,我彻底放弃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
星期天下午四点,我们终于到了马德里——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九个小时。
我们错过了去加的斯的火车。
就算有专列,也不可能按时赶到加的斯了。
西班牙的铁路系统,压根不是那么运作的。
专列在西班牙几乎闻所未闻。
我们好不容易从阿维拉弄来的那趟车,已经是天大的例外——全靠线路两头大把砸钱才办成。
西班牙的铁路官员,好像完全没有"着急"这个概念。
不管我怎么催,他们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赶时间。
我终于到了马德里——这个我拼命想赶到的城市。
可我来晚了。
我得另想办法脱身。
要是当初直接决定去纽约,我本可以经巴塞罗那回法国,说不定一切都能成。
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我给加的斯的洛佩斯公司发了电报。
"你们能把'埃尔·雷伊·费利佩号'扣住二十小时吗?"
答复来得很快。
"不行。我们跟政府签了合同,必须按时开船。"
那条路到此为止。
我又翻了翻笔记。
还有一条路。
一艘法国轮船定于周六从法国西海岸的圣纳泽尔启航,开往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
中途会在桑坦德停靠,接邮件和旅客。
我决定去赶那艘船。
可惜,这意味着往回走。
我们得原路折返,穿过阿维拉回到布尔戈斯,再换火车去桑坦德。
没别的办法了。
在马德里,我们终于和那家葡萄牙人及他们的病号分了手。
他们千恩万谢,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说实话,他们走了我反而松了口气。
他们一路缠着我们,让我们筋疲力尽,还花掉了我们一大笔钱。
当然,我大方得起。
反正这钱也不是我的。
钱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公款。
这么一想,我很容易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慷慨仁慈的年轻人。
我告诉自己,我帮了素不相识的人,心甘情愿为他们掏腰包,做了件了不起的好事。
至于这钱其实是人家的——这个事实,就被我体贴地忽略掉了。
吃过早饭,我赶到英国大使馆。
在那儿要了几份伦敦的报纸。
我双手发抖地翻开报纸,仔细翻找。
谢天谢地,上面一个字都没提我们。
一个字都没有。
也就是说,伦敦那边还风平浪静。
"老太太"——也就是英格兰银行——我猜还在为我们的假证券赔着几万几万英镑呢。
我大大松了口气。
我回到旅馆。
然后,我和妻子出门去看马德里的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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