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钱逼到绝路,我答应了那笔赃券生意
到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已经不管生意了。白天的正事早就被丢到一边,真正的"工作"发生在夜里——我们把寻欢作乐当成正业,就像别人把上班当成正业一样。
没过多久,公司的钱就开始见了底。一次,两次,整整三次,我们把钱彻底花光。能借的都借了,还是不够。最后,是艾德的父母一次又一次拿钱出来救我们。
艾德的父亲是个快活的老人,心地善良。每次我们闯了祸,他都觉得再开一张支票把我们捞出来是天经地义的事。
艾德对这一切看得很淡。
我不行。我身后没有这样一个随时掏得出支票本的老爸。
我开始为钱发愁,愁得要命。可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省着点花。我照旧过着大手大脚的日子:吃贵饭,喝贵酒,谁的邀约都去。我花着根本没有的钱,只因为害怕朋友们发现我已经见底了。
就在这时,一个注定要毁了我的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叫詹姆斯·欧文,大家都叫他吉米·欧文。当时,他是纽约探长队的头儿。
那是正月里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第五大道饭店和一帮朋友待着,欧文走了进来。有个朋友认识他,给我们互相引见。
欧文中等个头,相当胖,留着金色的小胡子,眼睛看上去挺和气,下巴却软塌塌的。那张红扑扑的脸说明他贪杯,过着放纵的日子。
当时纽约正被特威德老板一伙把持着,腐败到处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欧文这样的人能爬上警察系统最有权势的位置。他本来只是个普通侦探,靠政治关系当上了头儿。
这个位置给了他天大的权力。按说,欧文这种人是没人会觉得能领导一个警察局的。他大半辈子混在酒吧和赌场里,身上根本没有一个警察头子该有的品性和纪律。可那时候,政治比本事重要。
纽约正处在一个疯狂的年代。内战刚结束不久,全国还在恢复期。大笔大笔的政府资金涌进经济里,生意红火,钱到处都是。
与此同时,犯罪、赌博、卖淫、腐败,全都在城里明目张胆地蔓延。坦德洛因区因为夜生活和各种罪恶出了名。
警察自己也深陷其中。很多警察根本不执法,而是向赌场、妓院和各种生意收保护费。坦德洛因区的一个警长,靠这套系统能赚一大笔钱——每周大概一千美元。
这笔钱一部分上交给警察总部,由高层和他们的政治盟友瓜分。连低级警员也有份:副警长每周大概能拿一百美元,警佐拿五十,巡逻警则直接向街上的妓女们收钱,收得少一些。
谁不给钱,谁就可能被抓。抓的时候可能很粗暴。妓女可能被扔进脏兮兮的牢房关一夜,然后被带去见治安法官——那法官往往跟同一套政治机器有牵连。结果通常是被快速定罪,蹲上几个月的监狱。
赌场的情况也差不多。从春街到十街,百老汇沿线开满了法罗牌局和各种赌档,很多都交着大笔保护费。
可收钱的还不止警察。政客和他们的朋友也要分一杯羹。那些稍微体面点的赌场,在百老汇一带明目张胆地营业;再往市中心去,包厘街、查塔姆广场、豪斯顿街、王子街那一带,多的是数不清的黑赌场。
人人都想在这行里插一手。警察局长、政客、市议员、议员助理,全都要抽成。
这就是我正要认识的这个人的世界。
和欧文第一次见面后,我们那伙人又待了一阵。那晚结束前,他开了三瓶酒。散场时,我请他到圣尼古拉斯饭店来找我。
第二天,他真的来了。
"下个星期天,跟我出去兜风吧。"他说。
我答应了。
那个星期天,欧文驾着一辆气派的马车来接我,拉车的是匹跑得很快的马,样样都讲究。我们一路开着,他随口说了一句:
"这套行头,我花了一千美元。"
我知道警察头子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年薪只有两千美元左右。我心里很快算了一笔账:那辆车、那匹马,还有他戴的钻石别针,差不多花掉了他一年的薪水。
不过那是个好天气,空气又冷又新鲜,正适合兜风。我们本来打算去福特汉姆,欧文临时改了主意。
"去高桥吧。"
我们穿过哈莱姆,一路开进西切斯特县,开了很远。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奥布赖恩饭店吃了晚饭。饭菜很棒,说真的,那一整天都奢侈极了,全是欧文掏的钱。
我玩得开心极了。他是个迷人的故事大王。凭着他的位置,他认识无数人,听过无数纽约的故事。那天我们路上碰到的人,好多他都认识——有的是有钱的时髦人物,有的曾经走在法律的对立面,有的经历过可怕的命运起落。这些人背后的故事,他似乎全都知道。
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我住的饭店。吃完饭,我们点上雪茄,去了警察总部——欧文在那儿有点例行公事要办。
他把我介绍给手下的两名资深探员。为了讲这个故事,我就叫他们斯坦利和怀特吧。他们后面还会再出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接下来的八个星期,我的日子跟以前差不多。生意赚了点钱,然后一笔糟糕的投资把我们的本钱全赔光了。
更糟的是,艾德的身体开始出问题。没日没夜的喝酒、深夜的饭局、缺觉、没规律的生活,终于把他本来就单薄的身子拖垮了。
一个星期六,他突然对我说:
"我决定退出合伙了。"
我愣住了。
"你打算干什么?"
"我打算去欧洲待一阵。我得离开这里。"
我们之间几乎已经没什么好分的了,只剩下办公室里的家具。艾德把家具全留给了我。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三,他带着两个家人乘船去了欧洲。我去码头送他,握了握手,说了再见。我们俩谁也不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告别。
离开码头时,我觉得孤单极了。
一年后,艾德死在了意大利。他是我们这种荒唐生活里的又一个牺牲品。
我活了下来,可我从他的死里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早就走在自我毁灭的路上了。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常常希望自己当年有勇气重新开始。我应该停止挥霍,应该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好好干活,接受更简单的生活。
可我反而更挥霍了。我害怕朋友们发现我经济上已经糟糕到什么地步。
要是当时我把他们叫到一起,说一句"各位,这种日子我过不起了,我们散伙吧",那该多好。
可我没说。
与此同时,我时不时还会见到欧文。他对我非常上心。我当时又年轻又蠢,很享受被一个大人物注意的感觉。
一天晚上,我从沃拉克剧院出来,正好碰上他。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来,跟我一起吃夜宵。"
我们去了上城区的德尔莫尼科餐厅。吃完后,我们朝百老汇第十一街附近的圣丹尼斯饭店走。斯坦利和怀特在那儿等着。
酒叫了上来。我们一直待到后半夜。
临散场时,他们请我第二天一起吃饭。
"我们有件事想跟你谈谈。"他们说。
我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怀特来找我。
"今晚我们不去德尔莫尼科了,"他说,"我们在第六大道和三十一街附近一家餐厅吃晚饭。"
说完他就走了。
"晚点在那儿见。"他告诉我。
十一点,我到了那家餐厅。侍者一眼就认出我,好像一直在等我。他领我上了楼,进了一个包间。怀特已经到了。
过了一会儿,欧文和斯坦利也来了。
我们点了晚餐。酒,当然也跟着来了。
喝了一阵子,话就越来越私密了。最后,他们开始聊钱。他们一个劲儿地问,终于套出了我的实话:我几乎没什么钱了。酒和兴奋劲儿让我的嘴松了。
我突然喊了出来:
"天哪,我要钱!"
斯坦利一把抓住我的手。
"当然要,"他说,"没钱的男人就是傻瓜。"
欧文凑过来。
"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个忙?"
"什么忙?"
"你自己能赚一万美金。"
我盯着他。
"一万?怎么赚?"
欧文压低了声音。
"替我们去一趟欧洲。"
我等着他说下去。
"我们手里有一批偷来的债券。你带过去,把它们卖掉。"
为了一万美金,他们要我去干一件重罪。
我吓坏了。
"不行。"
他们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没料到我会反应这么强烈。我居然回绝得这么干脆,他们显然很失望。
可他们犯了个大错——把秘密告诉了我。
又上了酒。那晚结束前,我答应不把他们说的话泄露出去。更糟的是,我还答应考虑考虑他们的提议,第二天晚上给他们答复。
第二天一早,我的财务麻烦突然变得无法回避了。
房东的代理人来到我的办公室。
"你房租欠了很久了,"他说,"我们得收钱了。"
没过多久,一个供货商上门要账。
"这钱你欠了好一阵子了,"他说,"你得把账结一下。"
我急需要现金。
突然间,一万美金变成了一笔巨款。它看起来还是个轻松的解决办法。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每一分钟都像是煎熬,我拼命跟自己搏斗。一个念头一遍遍钻进脑子:"要是我有一万美金,我什么办不到?"
我想象着那笔钱能买来的一切:我能还清债务,我能重新过得舒舒服服,我能回到从前那种享乐的生活。
然后另一个念头又冒出来:那些债券的主人反正已经丢了它们。凭什么让那些黑心探员独吞,我为什么不能分一份?
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这只是笔生意。""我又不用真的干什么。""我绝不会真的去做。"
可我知道,我在骗自己。
那天晚上,星星出来了。我离开办公室,一个人沿着百老汇往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走。
我怀疑没几个人曾带着我心里那种翻江倒海的挣扎走过那个公园。
我年轻。我爱享乐。我怕穷怕得要死。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我不能干这个。"
可另一个声音又回答:
"可你的债怎么还?你还怎么过现在这种日子?"
我让财务问题变成了住在我脑子里的敌人,它控制着我。
我在公园里来回走了几个小时。从八点走到十一点,我一边走一边跟自己吵。我想穷想得越多,就越害怕。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判断力更差了。
等我走出公园,一个念头已经彻底控制了我:我受不了变穷这件事。
我回去见了欧文、斯坦利和怀特。
他们又问了一遍:
"怎么样?愿意替我们干吗?"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我听见自己说:
"当然愿意。"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又往那条最终通向毁灭的路上,迈出了长长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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