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爱尔兰:我在警察眼皮底下溜走
我在卡希尔镇穿过一条窄街,也没多想该往哪走,就推开了碰到的第一扇门。
屋里,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
我走进去,打了个招呼:
“晚上好,打扰了。你们别管我,接着把饭吃完。”
男主人——我就叫他马洛伊吧——笑着热情地回应:
“晚上好,先生。欢迎你,坐下一起吃点儿吧?”
“谢谢,不了,”我说,“我是美国人。我出门旅行的时候,就喜欢这样不请自来地串串门,这样才能看到普通人回到家以后最真实的样子。”
吃完晚饭,我给马洛伊一家讲了好几个芬尼亚社成员在美国活动的故事。
他们听得入了迷。
天快黑时,我起身告辞。马洛伊送我走到门外。
之前他跟我说过,他在政府里做文职工作。具体干什么,我就不说了。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忠厚的爱尔兰人可能还在那个不起眼的岗位上挣钱养家。要是让人知道他在1873年帮过一个他以为是芬尼亚社领袖的人,到现在都可能给他惹麻烦。
到了门外,我转过身看着他:
“马洛伊,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他看着我。
“其实,我是芬尼亚社的领袖,警察正在抓我。我已经躲了两天,他们现在就在卡希尔镇搜我。”
马洛伊惊讶地盯着我。
“我身上带着很重要的文件,要送给爱尔兰各地的芬尼亚社头目。要是让警察抓住,我可能只能把文件毁掉,那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我接着说:
“我宁愿豁出命去,也不愿意丢这些文件。我宁可跟他们拼到底,也不让文件落到警察手里。我的计划是回克朗梅尔,但我需要你帮忙把我送出卡希尔镇。”
“哦,先生,”马洛伊说,“你要是早说就好了。邮车已经走了,六点就发车。”
话音刚落,我们听见路上传来车轮声。
马洛伊眼睛一亮:
“等等!咱们运气来了。那是开往邮局的邮车。跟我来!”
我们穿过一条又黑又窄的小巷,来到城门口——就是我当初从克朗梅尔方向进来的那道门。
又往前走了一百来码,我们停下来等。
没过多久,邮车就到了。
马洛伊认识赶车的,就冲他喊:
“我这位朋友要搭车去克朗梅尔。”
车夫答应了。
我跟马洛伊用力握了握手,爬上邮车,转眼就朝着又一轮危险冲去——坐的还是那种古怪的爱尔兰双轮轻便马车。
快到克朗梅尔时,我看见一家小酒馆。
我问车夫,这儿离火车站近不近。
他说近。
我下车走了进去。
不巧的是,店里晚饭只有鸡蛋可吃。
我从天亮起就一直在赶路,头天晚上一夜没睡,白天几乎没吃东西。
那天晚上我吃掉的鸡蛋数量惊人——多到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具体吃了多少。
我把湿衣服烤干,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些,然后去了火车站。
去都柏林的火车晚上十一点开。
我坐在车站外的长椅上,给了搬运工一点钱,让他替我去买票。
周围没什么人,我走进候车室,在三个男人旁边坐下。
离我最近的那个人,一眼就让我觉得是个便衣警察。
他转过身来,开始问我话。
我客客气气地回答。
最后,他仔细打量着我:
“可是,你是美国人吧?”
这句话让我措手不及。
我回了个让他满意的答案。
“请别怪我盘问你,”他解释说,“伦敦出了桩大伪造案,据说涉案的人可能有人躲在爱尔兰。”
他顿了顿:
“他们每人悬赏五千英镑,我还想领这份赏金呢。”
我笑了笑:
“我一点都不介意,反倒佩服你的敬业精神。希望你能抓住其中至少一个伪造犯,赏金自然是你的,说不定还能升职。”
我很快上了火车。
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在爱尔兰期间绝不再说一句英语。
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俄国人——只会说一点点法语。
我想,要是没人听得懂我说的“语言”,我就安全多了。
我还扔掉了头上那顶普通的苏格兰便帽,换成一顶格伦加里高地帽。
到了玛丽伯勒枢纽站,从科克开来的干线列车晚点了。
我在站台上来回踱步。
我知道,侦探会特别留意那些神情紧张、或者刻意躲着人走的人。
所以我反着来。
我摆出一副我想象中俄国亲王该有的派头,昂首挺胸地走。
没人拦我。
凌晨一点,我平安抵达都柏林。
出站口好像多了不少警察盯着下车的旅客。
但没人盘问我。
我雇了一辆马车。
我记不住任何旅馆的名字,就跟车夫说,路上我给他指方向。
他飞快地赶起车来。
没过多久,我发现有另一辆马车跟在后面。
它始终保持同样的速度。
我让车夫拐了个弯。
后面的车也跟了过来。
我又让他拐弯。
它还是跟着。
我不断改变方向,可那辆车一直咬着我们不放。
差不多有两英里路,我都确信自己被跟踪了。
然后,那辆车突然拐走了。
我松了口气。
不久,我们到了大教堂旅馆。
我到那儿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叫来门房,被领进一个房间。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结了账离开。
我直接去了犹太区,买了一只旅行箱和一些二手衣服。
卖旧衣服的老太太很好奇,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来买这种破烂衣服。
于是我给了她一个解释:
“我一个芬尼亚社的朋友惹上麻烦了,警察在抓他,我想把他弄出国,给他弄几件不显眼的衣服。”
她一听“芬尼亚社”和“警察”这两个词,脸色立刻变了。
她变得格外热情,让我按自己出的价,把箱子塞满了旧衣服。
我走的时候,她在身后喊:
“上帝保佑你!祝你好运,希望你平安到美国!”
随后,我去了城里更时髦的地段。
在那儿我买了一顶丝绸礼帽,帽子上缠着黑色的丧带。
我把格伦加里帽塞进口袋。
现在,我是个法国人了。
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件危险的事。
我有一条大号的丝绸围脖落在了旅馆房间里。
上面绣着我名字的缩写。
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会暴露我。
我走进一家店铺,把新帽子和旅行箱寄存在那儿,重新戴上苏格兰便帽,匆匆赶回旅馆。
我从没给旅馆留过真名。
快走到旅馆时,我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拄手杖的男人。
他好像在盯着旅馆看。
等我走近,我发现他也在看我。
我没停步。
我没进旅馆,而是从门口走过去,拐过下一个街角。
然后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人跟了上来。
我立刻用上了当初在科克屡试不爽的那招。
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我终于把他甩掉了。
我回到寄存东西的店铺,戴上丝帽,拎起旅行箱,又爬上一辆爱尔兰双轮马车。
这次我要去大约十英里外的一个火车站,那是通往贝尔法斯特的铁路线上的车站。
路上,我把整件事想了一遍。
我越来越确信,大教堂旅馆的女服务员发现了我的丝围脖,把它交给了旅馆账房。
我名字的缩写,加上我深夜入住、没带行李、清早又匆匆离开这些反常之处,肯定让旅馆的人起了疑心。
他们八成报了警。
十一点左右,我到了那个车站。
我走进附近一家商店,付了马车费,吃了顿午饭。
离火车到站还有大约五分钟,我走进几乎空无一人的车站。
在售票窗口,我问:
“先生,您会说法语吗?”
“不会。”售票员回答。
然后我用一种法语英语混在一起的蹩脚说法,解释我要买一张去德罗赫达的车票。
我故意不买到贝尔法斯特的全程票。
售票员以为我是法国人。
他非常客气,还让搬运工帮我把行李送到站台上。
我是站台上唯一的旅客。
火车快进站时,我突然看见两节车厢的窗口探出两个脑袋。
他们在仔细扫视站台。
两个人跳下车,匆匆朝站长走去。
他们激动地说着什么,还不停地朝我这边看。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准备上车时,听见站长说:
“他是个法国人。”
看来,那两个人是在打听我。
站长想必解释过,我只买了一张去中间小站的车票。
这大概让我显得没那么可疑。
到了下一站,侦探们真的抓了另一个人。
但他们没有来找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天前后一共抓了十二个人。
其中一个是骗债的骗子,他也想搭同一艘叫“大西洋号”的轮船逃跑。
爱尔兰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报纸很快就让外界见识到这场搜捕有多严密。
《纽约先驱报》上有一篇报道写道:
“今天早上,三名衣着寒酸的男子在科克被捕,他们正试图存入一万两千美元。据信,他们就是最近诈骗英格兰银行的那伙人。”
另一则报纸新闻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案子。
一个叫查尔斯·W·C·沃纳的人带着儿子去了纽伦堡。
他们在旅馆登记入住后,第二天早上警察就来了,要求他们证明身份。
警察在找一个叫沃伦的人。
沃纳给他们看了护照和信件,证明自己叫沃纳,不叫沃伦。
没用。
警察不放他离开房间,还在他门口安排了两名警察守着。
最后,沃纳找来一位认识他的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人去了警察局,替他交了一大笔保证金。
沃纳和他儿子当天晚上才被放出来。
后来,英国驻慕尼黑公使出面干预,当局正式为这个错误道了歉。
市长甚至给了沃纳一张安全通行证,免得警察再把名字弄混。
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说明认错人有多危险。
现在回到我自己的逃亡。
火车上,我跟两个身材壮硕、话很多的农夫坐在一节二等车厢里。
其中一个喝了不少酒。
没醉的那个刚看完报纸上一篇关于那桩银行大伪造案的文章。
他的同伴转过头来看我。
我继续说着蹩脚的法语。
他看着我,说:
“你是法国人,大概不懂我们这桩银行大丑闻吧。”
他笑了:
“不过那帮美国佬可真有两下子,敢去动这么一家大银行。”
他接着说:
“那个被堵在爱尔兰的家伙,不可能逃得掉。报纸上说,警察已经抓住他了。”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
“我还有点替他可惜。要是美国佬真能把银行骗得这么漂亮,那家伙也算有点本事。”
他拿起报纸:
“你看,这儿有他的长相描述。”
他把报纸递给我。
我看了看那段描述。
跟我的特征惊人地吻合。
上面甚至提到我藏在旅行箱里的那件阿尔斯特大衣,还有我口袋里的苏格兰便帽。
我知道,我必须万分小心。
在到德罗赫达之前,我用蹩脚的法语跟这位新朋友解释,我几乎不懂英语。
我说,我因为听不懂语言,连车票都买错了。
“我怕还会犯同样的错,”我说,“到站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买张票?”
他爽快地答应了。
这解决了我最大的难题之一。
对我的搜捕已经太严密,我不敢再亲自去碰任何一个售票窗口。
要是被人发现在火车上没票,铁路员工自然会起疑。
在爱尔兰,乘客上车前必须买好票。
晚上九点,火车到达贝尔法斯特。
我立刻叫了一辆马车,直奔开往格拉斯哥的轮船。
天很黑。
我顺利上了船,没被任何人注意到,比开船早了大约两小时。
我走进下层客舱,看见事务长坐在入口附近。
我走过去:
“您会说法语吗?”
他摇了摇头。
我于是用那套可笑的法语夹英语,向他买一张去格拉斯哥的票。
他听懂了我的意思,给了我一张票。
还在上面写好了我的铺位号。
从我上船那一刻起就假装是法国人,我希望这样能让找我的人把我忽略过去。
我走进洗手间——正好在事务长对面。
我洗了脸,梳了头。
然后我听见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声音喊道:
“事务长,刚才有辆马车从都柏林那趟火车送来了一个人。他在哪儿?”
事务长漫不经心地回答:
“哦,你说那个法国人啊?他在洗手间里。”
我差点笑出声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这时,我戴上丝帽,拎起旅行箱,站到镜子前。
我像一位准备出门赴晚宴的法国绅士一样,仔仔细细地端详自己。
还掸了掸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两名侦探走了进来。
他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然后离开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那是我在爱尔兰要闯过的最后一道关。
等确定侦探走了,我去了自己的铺位。
我已经精疲力竭。
一躺下就睡着了。
一直到轮船驶进格拉斯哥港,我才醒过来。
一个月后,我在苏格兰被捕。
在被押回伦敦、后来关进纽盖特监狱候审期间,侦探们把追捕我的经过讲给我听了。
其中一个描述了在科克的那场追捕。
“我们周六下午到的科克,”他说。
“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你周五晚上住过的那家禁酒旅馆,还找到了你落下的那顶帽子。”
他继续说:
“四处一打听,我们得知有一辆双轮马车几小时前从车场出发,一直没回来。”
“我们笑话科克的警察,让你从眼皮底下溜了。然后我们给他们演示了我们认为这事该怎么干。”
“我们顺着那辆车的踪迹,一路追过大桥,找到你派小厮去叫车的那家店铺。”
“店里的女店主很健谈,说她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美国人。她还描述了你的旅行袋和你的阿尔斯特大衣——我们知道这两样东西你随身带着。”
“到这儿,我们确信跟对了线索。”
“可接着,一切就断了。”
“我们查不出那辆车把你送到了哪儿。”
“于是我们给方圆五十英里内每个电报站都发了消息,命令警察盯着公路和火车站。”
“我们还往小城镇派了信使。”
“可不知怎么的,你硬是从我们的网里钻了出去。”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左右,车夫终于回来了。”
“他醉得厉害——醉得跟休假的士兵似的。”
“我们只好把他按在水龙头底下冲,冲到他差不多清醒。”
“他终于告诉我们把你送到了哪儿。”
“可接着他又一口咬定你是个神父。”
“我们笑得直不起腰。”
“车夫火了。”
“他说:‘你们就是把我的头拧下来、把我整个淹死,我也绝不再说那位先生一个字!’”
“他真说到做到。我们从他嘴里再也问不出任何东西。”
“我们早就备好了马车,跳上车直奔那家路边客栈。”
“到那儿都快半夜了。”
“我们把那位老太太叫醒,把她吓得半死。”
“最后她说,你比我们早了六个小时。”
“给你拎包的那个小厮,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们猜你是往都柏林方向去,觉得你八成会在费莫站转支线。”
“于是我们拼命往那儿赶。”
“下午一点左右到的费莫,可连你的影子都没有。”
“我们给沿线到都柏林的每个车站都发了电报,命令他们盯紧。”
“谁能想得到,你竟然反方向走,躲进了利斯莫尔那样一个偏僻的内陆小镇?”
“你离我们只有十英里左右。”
“我们累死累活地找你的时候,你正躺在利斯莫尔旅馆里睡大觉呢。”
“那一次,你可把我们耍惨了。”
侦探接着说:
“周日早上,我们终于收到利斯莫尔发来的消息。”
“说有个男人坐末班车到的,在旅馆住了一夜,天亮没结账就走了。”
“我立刻说:‘就是他!我们压根没想到利斯莫尔。他整晚都待在那儿,人已经走了。’”
“我们给克朗梅尔、沃特福德等好几个地方发了电报。”
“然后我们亲自赶往利斯莫尔。”
“到了之后,我们替你把旅馆的账结了,带走了你的旅行袋。”
“我们猜你可能会去克朗梅尔。”
“我们找到了你雇车的地方,可没人知道你走的是哪个方向。”
“那个老马房老板弄清怎么回事之后,懊恼得差点揪光自己的头发。”
“他一直在想,要是当时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五千英镑的赏金就是他的了。”
“我们朝克朗梅尔出发。”
“没走多远,我们收到一条线索,重新咬住了你的行踪。”
“接着,我们碰见了你从乡下那家商店打发回来的那辆车。”
“我们去了那家店,找到了刚把你送到克朗梅尔的那个小厮。”
“我们带上他,赶着马车拼命往克朗梅尔跑。”
“到那儿之后,警长告诉我们,他已经派了一个警察去追一个雇车去卡希尔的人。”
“那肯定是你躲进破农舍时甩掉的那拨人中的一个。”
“我们往卡希尔赶的时候,天快黑了。”
“天黑后不久我们就到了。”
“我们甚至迎面遇上了从克朗梅尔方向来的那辆邮车,就在它过城门的时候。”
“可车里除了车夫,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很快找到了从克朗梅尔派来的那个警察。”
“他说你消失在了那座古堡里。”
“他认定一定是有人把你藏在了那儿。”
“他坚信你还待在里面。”
“古堡晚上已经关了门,但他还是带我们去了。”
“我一看见那些破农舍,就问他搜过没有。”
“他说没有。”
“他说那些农舍屋顶都没了,没有门也没有窗,直接露天。”
“他以为没人会藏在那种地方。”
“我骂他是个蠢货。”
“我拿过他的提灯走了进去。”
“四下看了看之后,我给他演示了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是怎么能完全隐身的。”
“我跟他说,他是我干警察这行以来见过的最大的蠢货。”
“我让他回家玩小孩的游戏去。”
“就在那个地方,你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了。”
“而到那时,你跟我们又拉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差距。”
“我们在卡希尔搜到半夜。”
“把全镇翻了个底朝天。”
“可什么也没找到。”
“唯一有用的线索来自一户人家。”
“那家的女人说,晚饭时来了个陌生人。”
“那人自称是美国人,想看看普通人在家里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们盘问了男主人。”
“可他也只说你已经走了,别的什么都没讲。”
“最后,我们放弃了。”
“我们回到旅馆,因为实在困得不行了。”
“第二天我们回了都柏林。”
“也就是那时,我们知道了你落在大教堂旅馆的那条丝围脖。”
“我们在爱尔兰又搜了一段时间。”
“抓了好几个人。”
“可每次都发现抓错了。”
“直到你在爱丁堡最终被发现之前,我们再也没找到过一条真正有用的线索。”
我在爱尔兰躲过了他们,可这场追逐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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