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公权力:百年前的“托拉斯”之争
一九〇八年,春天。
一间安静的书房里,两张椅子相对摆着。来访的老报人开门见山,对面的老者不紧不慢。两位都是见过旧时代的人,可今天摆在两人中间的,不是往事,而是正在改变整个美国的大公司。
“为什么老百姓对大托拉斯这么敌视?”老报人先开了口。
“根子,是美国人骨子里那股对垄断的厌恶,从建国起就有。”老人缓缓地说,“但更深的原因,是有些大公司用不公平、甚至违法的手段,把竞争对手一个个压垮了。”
“那政府不得不出手管了?”
“是。这些恶劣做法一经曝光,老百姓就要求立法,把托拉斯管住。大家心里都明白,公司这东西,既没有身体可以关押,也没有灵魂可以谴责,法律对它,就必须硬起来。”
“铁路的回扣丑闻,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吧?”
“糟得很。铁路给关系好的客户偷偷塞回扣,公平竞争全被搅毁了,倒叫少数几个人发了一笔又一笔横财。别的托拉斯也照着这个法子,对付弱小的公司,对付个体商户。”
“那老百姓发火,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后来出台的一些法律,也许有的管得太死了。可极端的法律,通常会自我纠偏——要么一直执行下去,毛病暴露出来,大家自然就改了;要么到最后干脆被废掉。”
“我记得,格兰特将军当年就给您讲过一句很妙的话,说这个理儿。”
“他说过。他跟我讲:一部坏法律,想废除它,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它执行到底。”
“这话实在。”
“还有一道保险,那就是舆论。从长远看,舆论多半能纠正大错,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说到底,反映的是这个国家老百姓的意愿。”
“到一九〇八年,企业世界已经有多大?”
“大得惊人。光是在几大金融年鉴里挂了名的公司,包括银行和信托公司在内,就有两万多家。”
“都是些什么行当?”
“还在经营的铁路公司,一千五百一十二家;电力轨道车公司,一千一百二十九家;煤气、照明和电力公司,一千一百五十八家;自来水公司,二百六十七家;电话、电报和电缆公司,二百五十九家;工矿和其他杂项公司,一千五百一十家;矿业公司,八百八十家;还有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公司,大约一万三千五百家。”
“经济权力集中到这个地步,真是了不起。”
“是。光铁路,就铺了大约二十二万两千英里。一九〇八年初,它们的股本加债券,超过了一百三十九亿美元。”
“那些工业公司呢?”
“股本差不多九十八亿五千万美元。整个美国公司的股票总额,超过三百三十六亿美元——这还没算银行、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铁路是什么时候蹿起来的?”
“变化快得惊人。一八六五年,全国通车的铁路才三千零八十五英里。到一八七九年,这个数字就成了八万六千五百五十六英里。”
“这么一大波铁路建设,居然在这么短的十几年里完成了。”
“没错。铁轨从缅因州一直铺到加利福尼亚,从圣劳伦斯河一直铺到墨西哥湾。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人口和财富,也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
“信托公司和工业公司,也是跟着一起长大的?”
“一八八〇年之前,它们还很少见。巨型企业与工业托拉斯的近代,那时候才刚刚起步。”
“可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它们。”
“而且会继续长下去。人口在涨,国土还在开发。铁路公司和制造公司,会一直留在全国最大公司的行列里。”
“那您不认为,大公司天生就是害人的?”
“一点也不是。它们需要管,可管理不能妨碍正当的经营,也不能挡住健康的扩张。”
“那政府这条线,该画在哪儿?”
“对蓄意违法、欺诈、滥用权力,必须狠。但一家公司,仅仅因为规模大,诚实做生意,政府就不该去插手。”
“铁路,似乎是最清楚的例子。”
“是。五十七个大型铁路系统,控制或者经营着六百八十八条附属的、共同控制的铁路。加起来,轨道里程约十九万六千四百二十五英里,股票超过四十七亿五千万美元,债券八十一亿八千万美元。”
“这五十七家系统,等于控制了几乎整个铁路网?”
“占全国蒸汽铁路里程的百分之九十。”
“那听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铁路托拉斯了。”
“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剩下的百分之十,多半是些短途的独立线路,很多又弱又穷,勉强糊口。”
“那铁路公司合在一起,力量大得吓人。”
“吓人。这五十七家,为了合法目的完全可以联合行动。把它们整个儿加在一起,就是一只庞大的全国性经济巨兽。要是没有政府监管,它们很容易变成一个垄断。”
“所以说,全国的公司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铁路问题。”
“这是其中一大块。核心问题是,联邦政府怎样为公共利益监管铁路和其他公司,又不把正当生意勒死。”
“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研究透了吗?”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司问题,还很新。那些庞大的工业托拉斯,主要是前二十年长起来的,它们把美国的生意全改了一遍。”
“是什么催生了它们?”
“人口增长,工业扩张,财富上升,竞争越来越凶。公司遍地都是,接着,公司开始跟公司合并。到最后,就成了大托拉斯。”
“它们当初的理据是什么?”
“它们说,大的机构能降低成本,资本用得更有效率,竞争起来也比小公司更有优势。”
“还能垄断市场。”
“对。可它们长个儿,也意味着大量小生意消失,成千上万的工人丢了饭碗。老百姓的反应强烈,是自然的。”
“所以到处都在喊‘垄断!’”
“是。但后来出了件意外的事。大家都怕托拉斯把价格狠狠抬上去,可很多行业里,这事并没有严重到吓人。”
“那公众的敌意,就开始松动了。”
“松动了一些。可那些被毁掉的小生意,忘不了发生的事。等它们发现托拉斯正在赚大钱的时候,那股怨气更重了。”
“那些利润,就一定有问题吗?”
“不一定。要是靠更高的效率、更好的管理,堂堂正正赚来的,本身并没有错。”
“哪些行业,被这些托拉斯占了?”
“石油和糖的提炼,生铁和钢,铜和其他矿业,橡胶,烟草,酿酒,还有许许多多种制造和商贸生意。”
“跟这些巨头比起来,老牌的小公司,一定显得特别小。”
“是啊,小得可怜。”
“再说铁路的回扣,到底清掉了吗?”
“但愿清掉了。铁路在客户之间搞歧视,是最恶劣的恶行之一。一些生意靠它发了财,另一些生意被它毁掉了。”
“罗斯福总统对这事下了狠手。”
“下了。联邦接着也立法了。谁再想把这个恶习捡起来,就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罚重一点,不是就够了吗?”
“不够。大公司往往罚得起。真正的威慑,是让送回扣的和收回扣的,都进去蹲监狱。”
“坐牢,为什么比罚款管用得多?”
“因为有钱的老板,可能把罚款当成一笔经营成本。可蹲监狱是另一回事。它把耻辱落到他自己和他家人身上,而大多数人,最最怕的就是这个。”
“所以,对个人刑罚的恐惧,能办到金钱惩罚办不到的事。”
“一点不差。”
“其他形式的公司腐败呢?”
“从公司里掏空家底,拿公司的钱去搞政治献金,同样不对。这些都得重罚,掏走的东西要追回来。”
“安德森法官在约翰·R·沃尔什那桩银行欺诈案里,讲的也是这个理,不是吗?”
“是。他的观点是,一个人明知故犯,做了造成他人伤害或损失的违法事,法律就可以从这件事本身,推定他有犯罪故意。”
“为什么那么多公司会卷进这些说不清的事里?”
“一部分原因,是很多托拉斯,是在投机的风气里拼起来的。搞它们的人,常常对借合并搞股票交易赚的钱,比对实业本身更上心。”
“所以他们买公司的时候,出价出得过高?”
“常常如此。他们想并入新托拉斯的资产,往往要出天价,而且常常不是付现金,而是付股票。”
“这就造出了资本虚高。”
“对。有些托拉斯的资本,是其实际资产价值的几倍。”
“那些当家人自己,拿的薪水是不是也高得离谱?”
“太常见了。掌控这些组织的人,经常给自己开天价的薪水。表面上是公司替他们发钱,其实他们是在替自己干活。”
“等他们想卖股票呢?”
“有时候,就会把公司的价值和状况吹得天花乱坠,说一堆误导人的话。股票得卖得好看,分红得发得出来——哪怕底下的生意,根本撑不起那个数。”
“到头来,散户投资者只捞得到些渣子。”
“这话说得公道。掌权的人,常常把奶油刮走,只把牛奶皮留给外面的投资者。”
“那时候的法律,是太弱,管不住他们?”
“很多年里,州法和联邦法都松得很。很多事可以躲在暗处干。新的立法带来的是更多的曝光、更严的报告要求,以及对不诚实行为的重罚。”
“公司还拿钱在政治上做文章。”
“是,这又是一个严重的恶习。政治献金本身不一定错,可拿公司的钱去搞政治,在道义上、在法律上,都是不干净的。”
“为什么当家人觉得自己能这么干?”
“因为很多人掌控公司资金,掌控得太久了,干起事来,就好像那笔钱是他私人口袋里的。”
“铁路行业里,有这样的例子吗?”
“有,而且严重。纽约市铁路和其他一些大公司的案子,性质都很恶劣。有一桩著名的有轨电车交易:一条几乎不存在的线路,被用虚高的价格买走,股东们因此白白损失了大约五十万美元。”
“可不少人,逃掉了惩罚。”
“不幸的是,确实如此。这给人留下了司法失败的坏印象。”
“那您还是相信,大多数公司高管是诚实的?”
“我相信,不诚实是例外,诚实才是常态。”
“富有的公司违法者,是不是应该罚得更重?”
“如果涉及盗窃,或者蓄意违法,惩罚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对那种为了私利甘愿违法的富人,单靠罚款,几乎不痛不痒。”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公众把所有托拉斯一起骂,公平吗?”
“不公平。那是那个时代的大错之一。人们常常把好公司和坏公司,当成一种东西。”
“可托拉斯本身,是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正是。大资本,现代机器,更高的效率,让它们能做出小生意根本做不到的规模。”
“所以它们的成功,有一部分是自然的经济规律。”
“是。强的淘汰弱的,天经地义。托拉斯,就是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
“那公众到底该反对什么?”
“不是反对托拉斯的存在,而是反对不公正、欺诈、无法无天、虚假宣传、掏空家底,还有种种恶行。”
“经营得好的托拉斯,其实能造福公众?”
“当然。一家诚实经营的大公司,跟个体户、合伙制、小公司一样,同样有资格正当地为公众服务。”
“可大公司的规模,也给了更大的作恶空间。”
“这就是危险所在。一个人手里的权力越大,滥用它的诱惑就越大。”
“尤其是当它们能影响铁路、竞争对手,还有政府官员的时候。”
“正是。有些公司头头,靠秘密交易、回扣、政治关系和公司的钱,去捞那些摆在台面上根本说不出口的好处。”
“现在,情况有好转吗?”
“好转了不少。舆论的曝光和新法律,堵上了不少过去欺诈和贪腐钻进来的门。曝光多了,生意场子也清爽多了。”
“这么说,丑闻本身,反而帮了制度的改革。”
“用一种不幸的方式,确实如此。丑闻惊醒了公众的舆论,也养出了对抗腐败的更强力量。”
“公司也该有权利吧?”
“当然。跟个人一样,公司也配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公正对待。”
“那是不是每家公司,都该接受同一套报告要求?”
“不。这也是现行立法的一个弱点。该分开看:私人公司,和证券归公众所有的公司,不是一回事。”
“这有什么区别?”
“一家大铁路,或者公用事业,它的股票和债券卖给了公众,它就对公众负有责任。它的财务状况,应该定期接受检查、对外公开。”
“小一点的私人公司,就不一样了。”
“大不一样。它的证券从没卖给过公众,生意也不牵涉公众投资,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让它接受同等强度的政府检查。”
“铁路是怎么管的?”
“它们的账目,必须按照政府的规定来记,归州际商务委员会监管。”
“这听起来合理。”
“合理。它们的记录随时接受政府检查,作假的空间就小得多了。”
“可同样的规矩,硬套到每一个小私人公司头上,就过火了。”
“正是。”
“诚实的公司,应该怕公开吗?”
“不该。一家底子扎实、诚实经营的公司,没什么好怕财务曝光的。”
“就算它有商业机密呢?”
“商业机密,值得保护。公开,是为了把财务上的不干净揪出来,不是把每一个正当的商业秘密都扒到太阳底下。”
“公用事业呢?”
“诚实经营的公用事业,恰恰是我们对抗市政公营的最强防线之一。”
“您为什么反对市政公营?”
“因为在这个国家,市政公营多半会带来政治腐败,和服务变差。”
“您把它看作一种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跟我们的政治体制、跟个人经营的传统是冲突的。美国人应该抵制它的扩散。”
“那您非常看重公开。”
“非常看重。定期公布收益和财务状况,哪里值得信任,信任就长在哪里;哪里不行,哪里就露了馅。”
“所以,曝光是把扎实的公司和软弱的公司分开。”
“正是。它把危险的清出去,把健康的护下来。”
“那秘密,对软弱的公司有好处。”
“多半如此。软弱的公司,天然喜欢待在暗处。可公共利益要求大公司站到太阳底下去,凭真实本事吃饭,成也好,败也罢。”
“这规矩,只适用于铁路和制造商吗?”
“不。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公司、运输公司,一样适用。”
“那它们的账,必须靠得住。”
“绝对。公司的账,应该清楚、有条理,检查的人一看就懂。”
“为什么这么强调记账?”
“因为账做得烂,是许多公司垮掉的原因。有些大公司倒下的时候,接管人翻它们的账,乱到几乎认不清哪些是资产、哪些是负债。”
“这说明,连高管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家底有多烂。”
“一点不假。记账马虎,管理粗放,能把问题藏到回天乏术的时候。”
“公司该怎么做?”
“应该死死盯住文书部门,请职业会计师,定期来检查、来审计。”
“记账,已经重要到这种地步了?”
“它已经成了一门科学。现代生意,用不起老一套的办法。”
“所以老习惯必须丢。”
“是。凡是浪费的、多余的、添乱的东西,都该让位给省时间、提效率的新办法。”
“除了财务腐败,您还看到什么危险?”
“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在变大。”
“有多严重?”
“比大多数人以为的更严重。它们的影响力,正在州和国家的事务里,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力量。”
“已经有例子了吗?”
“有。铁路货运费要涨价,大公司就强烈抗议。它们直接去找罗斯福总统,因为它们清楚,这位总统对联邦监管官员有多大影响。”
“总统做决定,也得想想政治。”
“当然。他得掂量,他的决定会怎样影响生意、劳工,还有选民。”
“铁路要降工资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这次降薪计划展开调查。铁路很快就把这个计划撤了。”
“他的介入,挡下了这次降薪。”
“是。他明白,一个地区降了工资,就会变成全国降薪的开始,搞不好还会引爆一场罢工。”
“于是铁路换了策略。”
“它们把注意力,从降工资,挪到了提高货运费上。”
“因为它们赌总统宁可要货运费高一点,也不愿意看到工资降下来。”
“这是它们打的算盘。”
“这一下,把罗斯福架到了火堆上。”
“非常难。他一边是铁路,一边是有组织的劳工,再一边是更广泛的商界。”
“每一边,都握着政治力量。”
“没错。政府要是处理不好,要么得罪公司和商人,要么得罪铁路和劳工。”
“而总统大选,快到了。”
“是。任何大冲突,都可能影响选情。”
“铁路到底想干什么?”
“东部干线铁路已经商量好了,货运费要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四。”
“经济萧条的时候?”
“问题正出在这儿。铁路的收入本来就在往下掉。二月份,总收入比上一年低了约百分之十二点五;三月份,又跌了约百分之十四点四。”
“是什么在拖垮它们?”
“工业萧条,尤其是生铁、钢、煤,还有新英格兰的棉花和毛纺织业。”
“货运费一涨,只会更糟。”
“商品运输成本上升,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
“需求已经缩了多少了?”
“平均算下来,商品需求缩了大约四分之一。”
“这么一来,大家抗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货主、商人、制造商都在抱怨:日子这么难,涨货运费,不公平。”
“铁路怎么为自己辩护?”
“它们说,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工业组合,不肯降低它们向铁路收的材料费。它们还指着劳工工会:工会铁了心,要把工资保持在好年头的水平上。”
“这些话,听着也有道理。”
“有道理。可两笔错账,加不出一个对。在铁路的成本和劳工的要求之间找一个公道的平衡,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公司的政治力量,真强到能影响联邦政府吗?”
“强。国会把管公司的权力交给总统,公司就越迫切地想反过来,影响政府本身。”
“它们想控制的,正是监管它们的那个政府。”
“一点不假。政府对公司的权力越大,政治影响对这些公司就越值钱。”
“于是它们开始搭政治机器。”
“悄悄地,有预谋地。它们心里清楚,明目张胆地要让金钱权力称王,只会激起公愤。”
“所以它们更喜欢在幕后操作。”
“正是。塞缪尔·J·蒂尔登有句话说得好:政治斗争的成败,往往在于一场‘静悄悄的围猎’——安静地、持续地施加影响,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公开行动。”
“公司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把手伸进政治?”
“因为政府的政策,跟它们的死活越来越绑在一起。联邦官员能管到它们的生意,它们自然就想去影响这些官员。”
“而这,可能很危险。”
“极其危险。工业、铁路和金融利益,把巨额财富和政治影响搅在一起,就威胁到政府的独立性。”
“那最大的公司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垄断了。”
“对。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管住公司的政治权力,又不把正当生意当成犯罪。”
“要是公司真的控制住了政府,会怎样?”
“那就是国家的灾难。一个共和国,如果政府政策是被集中的财富买下来、操纵住的,就谈不到自由。”
“联邦对公司的管控加强起来,谁的功劳最大?”
“罗斯福总统,功劳占大头。在国会依据宪法授予的州际贸易监管权之下,他的政府大大扩展了对公司的联邦监管。”
“这还不是他唯一的贡献。”
“不。他还推动了一系列关于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要事。”
“比如?”
“干旱土地的灌溉,森林保护地的建立,还有地质调查局的扩展和改进。”
“商业劳工部呢?”
“那个部也很重要。它的使命,是促进美国的国内外商贸、矿业、制造、渔业、劳工利益和运输。”
“这么说,美国生意的几乎所有角落,都跟它沾边。”
“除了银行和金融,差不多都归它管。”
“那公司跟联邦政府合作,就很重要了。”
“非常重要。政府、公司和商界,必须一起出力,鼓励正当生意,同时挡住公司财富对政治的吞并。”
“危险,也不只是经济上的。”
“正是。如果托拉斯和金融利益拿到了国家政策的控制权,它们威胁到的,就是美国政府赖以建立的那些根基。”
“这也许会变成全国公司问题里最大的一个。”
“是。托拉斯、银行、铁路,这些问题都重要,可如果公司开始为资本本身去要政治权力,它们就成了次要的了。”
“因为一旦资本控制了政府,整个政治体制就危险了。”
“这就是要害所在。”
“不过,还有希望。”
“希望总是有的。舆论,就是那个最大的上诉法庭。”
“它能勒住托拉斯吗?”
“能。只要人民保持清醒,政府就会回应。托拉斯、铁路、银行,还有其他一切大生意,到头来,都得被关在法律里,为国家的福祉干活。”
“所以真正的目标,不是砸掉公司。”
“不。是让它们为国家服务,又不让它们控制国家。”
“只要公众一直睁着眼睛,这个体系就能自我修正。”
“正是。有备才能无患。舆论,一旦清醒、一旦坚定,就能让最强大的公司,也守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繁荣的这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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