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书少年的出走
从小我就爱书,手里但凡有几个钱,全拿去买了读的。
最早让我着迷的书,是《天路历程》。我太喜欢约翰·班扬了,把他的作品一本本凑齐。
后来为了买理查德·伯顿的《历史汇编》,我把它们又卖了。那是些便宜的小书,前后大概有四十、五十本。
父亲也有个小书库,不过大多是关于宗教争论和神学的书。我读了不少。
现在回头看,我常想,要是那时候能读到更好的书就好了。我像饿狼一样渴求知识,可身边能读到的,大多跟我将来要走的路对不上。
真正对我重要的书,只有几本。
一本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我翻来覆去地读,到现在仍然觉得,花在它身上的时间很值。
另一本是丹尼尔·笛福的《论计划》。
还有一本是马瑟博士写的《行善论》。
也许正是这些书,在我脑子里种下了一些想法,后来竟影响了我人生里几件大事。
我这么爱书,父亲慢慢动了念头:让我去当印刷工。
可这里有个麻烦。
我哥詹姆斯,本来就是印刷工。
一七一七年,詹姆斯从英国带回来一台印刷机和一批铅字,在波士顿自己开了店。
我看得入了迷。这活比父亲的行当有意思多了。
但我心里还藏着另一个梦——我想出海。
父亲怕我偷偷跑去当水手,干脆把我送去给哥哥当学徒。
我拗了一阵子,最后还是答应了。
签契约那年,我才十二岁。按说我要一直干到二十一岁,只有最后一年才能拿熟练工的工钱。
没过多久,我印刷就上手了。詹姆斯觉得我顶用,我成了店里得力的小帮手。
印刷这行,还给了我一样更宝贵的东西——书。
我认识了一些给书商干活的学徒,他们有时候会把小书借给我。我特别爱惜,看完赶紧还,从不弄脏。
有时候晚上借来一本,第二天一早就要还。我就一个人坐在屋里,几乎整夜地读。
有一天,一个聪明的生意人,叫马修·亚当斯,看出我有多爱书。他常来我们店里,自己藏书不少。
他邀我去他的书房。
"你随时可以来,"他说,"想读哪本读哪本。"
我高兴坏了。从那以后,他看我喜欢什么,就借什么给我。
大约就是那阵子,我迷上了写诗,开始自己写些小诗。
哥哥觉得这里面也许能赚钱。
"你不如写几首民谣试试。"他提议。
我照做了。一首叫《灯塔惨案》,讲的是沃西莱克船长带着两个女儿淹死的事。另一首是水手歌,唱的是海盗"黑胡子"被擒。
我自觉干成了件了不起的大事。
其实差得远。
那两首破诗,就是当时烂大街的民谣调子。詹姆斯印了出来,让我上街去卖。
头一首卖得意外地好——惨案刚发生,满城都在议论。
我得意得不行。
父亲一盆冷水浇下来。
"别再写这些没用的东西了,"他说,"写诗的,大多穷一辈子。"
这话听着扫兴,但也许正好救了我,没让我走上一条烂路。真写下去,我大概会是个糟糕透顶的诗人。
好在后来写散文对我有用得多,还帮了我大忙。
波士顿还有另一个爱书的男孩,叫约翰·柯林斯。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们俩都爱抬杠。不管聊什么,都非要证明对方错了不可。那时候我觉得这可有意思了。
后来我才明白,这习惯有多危险。整天抬杠的人,谁都懒得搭理。吵架能毁掉谈话、结下怨恨,连朋友都能吵没。
这毛病,一半是从父亲那些宗教书里学来的——那里面全是争辩。
有一天,我和约翰争起来:女人到底该不该受教育。
约翰说不用。
"她们天生不适合做学问。"他坚持。
我不赞成。我站到反方,也许一半是因为我本来就爱抬杠。
约翰口才比我好。有时候我觉得,他不是靠道理赢我,是话多、会说。
后来我们各走各的,谁也没说服谁。
一时见不着面,我就把这场争论搬到了纸上。我把论点写下来寄给他,他回信,我再答,他又写。一来二去,攒了好几封信。
有一天,父亲翻到了这些信。
他没管我们争的是什么,只盯着我的文章。
"你拼写没错,标点也用得好。"他说。
我知道,这是印刷店待出来的。
"可是文笔不行。想法摆得不清不楚,有些句子读不通。"
他给我指了几处。
我承认他说得对。
从那天起,我写东西认真多了,下决心要练出来。
没过多久,我碰巧淘到一本怪书——《旁观者》第三卷。
我以前没读过《旁观者》。买回来,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文章写得真好。
"我要是能写成这样就好了。"我想。
于是我自学起来。
我挑几篇文章,把每句话缩成一个只留大意的小注,然后把原书收起来。
过几天,我凭着笔记试着把文章复原,尽量把每个意思补全,能想到什么词就用什么词。
写完,跟原文一比。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找到自己的毛病,改了。
可我又发现另一个问题——我的词汇量不够。我常知道想说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词。
于是我又加了一项练习。
我把读过的故事改写成诗,等差不多忘了原文的措辞,再把它改回散文。
我还把笔记打乱,故意把意思排得乱七八糟。过几个星期,再试着排成最顺的顺序,连成完整的句子。
这个练习,教会我理清思路。
每回跟原文一比,都能发现新毛病。可偶尔,我会在某处写得比原文还出彩一点。
这点小成就,够我乐半天。
也许有一天,我真能当个像样的英文作家。我太想成了。
这些练习,多半是夜里下工后、早上开工前,或礼拜天在印刷店找个安静的角落做的。
十六岁那年,我读到一本特赖恩写的书,里面提倡吃素。
我决定试试。
哥哥那时还没成家,他和学徒们在一户人家搭伙。我一说不吃肉,麻烦就来了——总有人笑话我怪。
于是我自己学着做饭,会煮土豆、焖米饭、做快手的布丁,还有几样简单吃食。
然后我去找哥哥。
"你把花在我饭钱上的钱给我一半,"我说,"我自己管饭。"
詹姆斯一口答应。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做饭,只要他原来给我的一半钱就够。省下的另一半拿来干嘛?买书。
还有个附带的好处。
哥哥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我留在店里。啃块饼干、一片面包,或几个葡萄干、一小块点心铺的甜点,喝杯水。
剩下的饭点时间,全是我的。我用来看书。
因为吃得少,脑子格外清醒,也更能集中精神。
那阵子,有人让我为自己蹩脚的数学羞愧了一把。上学时我算术就挂了两次。
这回我下了狠心自学。
我找了一本科克尔的算术书,从头到尾啃完。居然不难,我看得轻轻松松。
我还读了塞勒和舍米写的航海书,顺带学了点基础几何,虽然没往深里钻。
又读了洛克《人类理解论》和波尔-罗亚尔学派写的《思维的艺术》。
我越来越着迷于把话说好。
后来我找到一本英语语法书,大概是格林伍德写的。书末尾有两节短文,讲修辞和逻辑。
逻辑那一节,末尾举了苏格拉底式问答的例子。
不久我又读到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回忆录》,里面满是这种方法的实例。
我看得入了迷。
我不再一上来就顶撞人,而是学着先提问。
不说"你错了",而是问:
"你能再给我讲讲吗?"
"你是这个意思吗?"
"会不会是我理解岔了?"
"我在想,这事是不是一定成立?"
我变成了谦卑的提问者,而不是咄咄逼人的辩手。
一开始,我这么干还有私心。我读了沙夫茨伯里和柯林斯的书,开始对许多教义起疑。这套提问法正好派上用场。
它对那些过于自信的人,特别管用。
我练得炉火纯青。
我能带着人——哪怕学问比我高得多的人——一句一句往下认,然后让他们发现,这些句子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压根不想接受的。
有时候,我把人逼进死胡同,出都出不来。
就这么着,我赢了不少争论。
可后来我明白,那些胜利我常常不配。
最后,我不再用这法子咄咄逼人,只留下一部分——说话谦虚的习惯。
凡是可能遭人质疑的看法,我绝不说"肯定""无疑"这类词,改说:
"我觉得也许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
"我想,这是因为……"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我可能弄错了,不过我觉得……"
我发现,这么说特别有用。
想说服人的时候,自信稍一过头就是傲慢。傲慢让人抗拒你。
你要是说"我绝对是对的",对方可能为了证明你错,干脆不听了。
可你要说"在我看来是这样",人家多半愿意听。
想跟人学东西也一样。你要是摆出一副自己的看法已经尽善尽美的样子,明事理又懒得吵架的人,就随你抱着错误自个儿待着去了。
好的交谈有几个目的:传递信息、接收信息、让人开心、说服别人。
傲慢张扬的做派,四个目的全能毁掉。
蒲柏说得好:教人的时候,有时别让人觉出在被教;说新想法时,有时要说得像对方自己早忘了似的。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大约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哥哥詹姆斯办起了一份报纸。这是美洲第二份报纸。
第一份是《波士顿新闻信》。
詹姆斯有些朋友劝他别办。
"美洲有一份报纸就够了。"他们说。
詹姆斯不听,照办不误。
多年以后,美洲的报纸有二三十家都不止。
起初,我帮着排字、印报,然后上街给订户送报。
詹姆斯有几个聪明的朋友,经常给报纸写点小文章。他们的稿子让报纸更好看,订的人也更多。
这些人常来店里坐。我在旁边听他们聊天。
他们聊起读者多喜欢自己的文章。
我听着听着,心痒了。
我也想给报纸写东西。
可有个问题——我还是个孩子。
我猜詹姆斯要是知道稿子是我写的,肯定不肯印。
于是我打了个主意。
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署名。
夜里,我偷偷把它从印刷店门缝底下塞进去。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了。詹姆斯拿给他的作家朋友们看。
他们读的时候,我偷偷在一边听。
然后他们开始议论这个无名作者。
听见他们夸那篇文章,我激动得浑身发颤。
他们猜作者是谁,猜的全是些又聪明又有学问的人。
没有一个人想到,作者就是店里那个十七岁的学徒。
我高兴坏了。
现在想想,也许我不过是运气好,碰上了一群宽厚的裁判。可当时,我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受了鼓励,我又偷偷写了好几篇,篇篇都过了。
我一直藏着身份,直到把给报纸写的点子差不多用完。
然后我才摊牌:作者就是我。
詹姆斯的朋友们从此高看我一眼。他们的看重,我很受用。
詹姆斯却不高兴。
他大概想得没错——我越来越自大了。
这大概也是我们俩关系越来越僵的原因之一。
麻烦在于,詹姆斯既是哥哥,又是师傅。
他要求我像学徒一样听话。
我却觉得,我是他弟弟,他该对我客气些。
有时候他吩咐我干些我觉得掉价的事。
我们三天两头吵。
吵不拢的时候,父亲就来断案。
我总能让他信我是对的。
也可能只是我更会吵。反正,父亲多半站在我这边。
可詹姆斯脾气坏,气急了会动手打我。
我恨透了。
同时,我对这漫长的学徒期也越来越烦。我做梦都想自由。
这时候,一件意外给了我机会。
我们报纸上有篇文章,碰了政治。
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议会恼了。
詹姆斯被捕,挨了批评,关了整整一个月。
我猜,是议长下的令——因为詹姆斯不肯说出作者是谁。
我也被叫去问话,他们要我说出真相。
我没说。
最后他们只是警告我几句,就把我放了。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学徒,本就该替师傅保守秘密。
詹姆斯蹲监狱那阵子,报纸由我管。
我趁机自己动笔,批评当局。
有人夸我有胆量。
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危险的小刺头,就爱在报纸上咬人。
后来詹姆斯放了出来。
可议会又下了一道命令:詹姆斯·富兰克林,不许再印《新英格兰新闻报》。
这下难办了。
詹姆斯的朋友们聚在我们店里商量对策。
"干脆把报纸改个名?"有人提议。
詹姆斯觉得这法子不顶用。
商量来商量去,他们想出了另一个主意。
"让报纸挂本杰明的名。"他们说。
可还有个问题——议会可能说,詹姆斯是借学徒的手继续办报。
于是他们设了个绕来绕去的局。
我的原学徒契约被退回来,上面还写着一句:我已完全解约。
谁问起来,我就能拿出这张纸。
可暗地里,我又签了一份新契约,答应在原定期限内继续给詹姆斯当学徒。
新契约藏得严严实实。
这计划又蠢又不老实。
但我们还是干了。
报纸在我的名下办了好几个月。
然后,我和詹姆斯又大吵了一架。
这回,我决定要回我的自由。
我知道,他多半不敢拿出那份秘密契约。
我就钻了这个空子。
现在回头看,我承认这不厚道。
这是我人生里最早的大错之一。
可那时候,我还记恨他打过我。
我跟自己说,是他自己招来的。
不过我也得承认,也许我自己也太冲、太爱挑衅。
詹姆斯看出我想走,就动手堵我的路——他挨家挨户找波士顿每个印刷商,让谁也别收我。
一家接一家,全把我拒了。
我没了出路。
我开始打纽约的主意。
那是离我最近、我知道有印刷商的地方。
离开波士顿也更安全。
我早就得罪了一批政界人物。有了詹姆斯的先例,我担心再待下去,早晚惹上大麻烦。
还有一件事——我那些关于宗教的争论,越来越招人厌。
有些体面人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我。
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个不信神的人,甚至是无神论者。
我打定主意要走。
可父亲这回站到了詹姆斯那边。
我知道,要是明着走,他们准会拦我。
于是我的朋友约翰·柯林斯帮我打点。
他偷偷给我在一艘去纽约的船上找了个位子,跟船长说,我只是他一个年轻朋友。
我卖了些书凑路费。
然后悄悄上了船。
风很顺。
三天后,我到了纽约。
那一年,我十七岁。
我离家将近三百英里。
一个人也不认识。
身上没有一封推荐信。
口袋里也没几个钱。
但我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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