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教人勤俭的小册子
1732年,我用"理查德·桑德斯"这个名字,出版了第一本年历。
这一出,就是二十五年。
大家慢慢都叫它《穷理查年鉴》。
我当初想得很简单:这年历,既要让人读着有意思,也得让人觉得有用。
结果它火了。
一年能卖出去将近一万本。
我还发现,好像人人都读它。
哪怕是偏远的小镇,也几乎家家备着一本。
要知道,那时候普通人家,根本没有什么书。
这让我琢磨出一件事:
年历,其实是个教人学好的好地方。
于是,我就在日历上那些重要日期的空隙里,塞进一句句短小的格言。
专门挑那些劝人勤劳、劝人省钱的。
图什么呢?
图的是让大伙儿明白:勤快过日子、不乱花钱,人就能攒下家底,也能活得堂堂正正。
说到底,一个人穷得叮当响,还让他事事讲良心,太难了。
老话讲得好:
"空口袋,立不起来。"
这些年,我从各个国家、各个年代的老话里,攒了不少这样的句子。
1757年那版年鉴,我把它们凑到一块儿,写成了一篇长长的演讲。
假装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在拍卖会上对大伙儿说话。
那些零散的道理凑到一起,劲儿就大了。
大伙儿喜欢得不行。
殖民地各处的报纸,全争着转载。
英国那边也把它印成了单张,让大家贴在家里墙上。
还出了两个法文译本。
不少牧师和有钱的地主,成批地买,为的是送给教区里的穷人和自家的佃户。
在宾夕法尼亚,还有人觉得这文章有功劳——
它劝人别把钱浪费在没用的进口货上,市面上流通的钱,反倒变多了。
报纸,也是块学堂
我也把自家报纸当成一块教人的地方。
所以,我常转载《旁观者》这类谈道德、讲修养的文章。
有时候,也登我自己写的小短文。
有几篇,本来是我们"共读社"开会用的稿子。
其中一篇,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说的是:一个坏人,不管多聪明、多有本事,都配不上"明白人"这三个字。
还有一篇,讲的是自制。
文章说:一个人,要等做正事成了习惯、不再每次都得跟自己的欲望较劲,才算真有了德行。
这两篇,大约在1735年年初登报。
骂人的稿子,我不登
办报这些年,我一直攥着一条规矩:
不登人身攻击,不登造谣中伤。
可惜,那会儿这种下三滥的东西,在我们国家反倒越来越流行、越来越不像话。
每次有人来求我登稿子骂人,翻来覆去就一套说辞:
"我这叫行使新闻自由。"
他们还打比方:报纸就像一辆公共马车——
谁买了票,谁就有权上车坐。
我的回答,永远只有那几句:
"你要是想登,我可以单独给你印出来。"
"你要多少份都行,你自己去分发。"
"但我的报纸,不登骂人的东西。"
"我答应过订户,他们花钱买的报纸,里头得是有用的、有意思的东西。"
"要是整天塞满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私人恩怨,那就是我对订户不厚道。"
可很多同行,没我这点讲究。
为了讨好别人的私怨,什么假话都敢印,往正经人身上泼脏水。
这么一闹,仇恨越烧越旺,最后有人甚至闹到要决斗。
还有些更没分寸的,连邻邦政府、自己国家最铁的盟友都敢骂。
这种文章,可是能惹出大祸的。
我说这些,是想给年轻的印刷工提个醒:
别让烂东西弄脏你的机器,也别辱没这一行。
学学怎么干脆利落地拒绝人。
而且凭我的经验,拒绝登骂人的稿子,长远看,一点都不会耽误生意。
查尔斯顿的合伙人
1733年,我派了一个伙计去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
那边缺个印刷工。
我给他配了印刷机,还写了介绍信。
我们说好合伙干。
赚的钱,我拿三分之一,开销我也摊三分之一。
这人受过教育,人也正派,就是完全不会记账。
他倒是隔三差五给我寄点钱。
可账目,我从来没拿到过一份像样的。
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合伙生意的账,我始终没弄清过。
后来他死了,他太太接手了生意。
这位太太生在荷兰、长在荷兰。
听说在荷兰,姑娘们上学,记账是必修课。
她先翻出以前的老账本,把过去那些乱账,给我理了一份清清楚楚的清单。
从那以后,每三个月,准时给我寄一份仔细准确的账目。
生意她也打理得特别好。
不但把几个孩子体面地拉扯大了,等合伙期一结束,她干脆把我那部分印刷厂也买了过去。
然后,让她儿子接着干。
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说:
姑娘家,也该学学记账、学学打理生意。
万一哪天真守了寡,这些本事,比会弹琴、会跳舞有用多了。
一个懂账的女人,不容易被不怀好意的男人骗。
家里有买卖的,她还能撑着生意,一直做到儿子长大接班。
这么一来,家业保住了,往后的日子也有了奔头。
那个抄袭的牧师
大约1734年,一个叫亨菲尔德的年轻长老会牧师,从爱尔兰来了。
他嗓子好,讲道不用打草稿,张嘴就能讲得精彩。
来听他讲道的人,乌泱乌泱的。
什么教派的人都有。
我也成了他的常客。
我为什么爱听?
因为他讲道,不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全是死板的宗教争论。
他更愿意劝人好好做人、多做善事。
可我们教会里,有一帮自认"正统"的教友,看不惯他。
老一辈的牧师,大多也站在他们那边。
他们告他传播异端邪说,闹到了教区大会上,想把他按下去。
我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能拉的人我全拉了,有一阵子,我们真觉得有赢的希望。
两边打笔仗,写了不少文章。
写着写着我发现:亨菲尔德嘴皮子厉害,笔杆子不行。
那就我来。
我替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还在1735年4月的《公报》上,登了一篇替他说好话的文章。
这种论战文章,跟大多数同类一样:争的时候人人抢着看,争完了,转眼就没人记得。
我怀疑到今天,一篇都找不着了。
后来出了件倒霉事,把他彻底坑了。
我们这边有个对手,听了他一场人人叫好的布道。
总觉得在哪儿读过,起码读过一部分。
他一查,查出来了——
那篇布道的大半,是从英国一份刊物上抄的,一字不差。
那份刊物,登的正是福斯特博士的一篇布道词。
事情一抖出来,我们这边好多人恶心坏了,扭头就走。
于是,等案子再闹到教区大会,我们输得更快。
可我还挺他。
说实在的,我宁愿听一篇从别人那儿借来的好布道,也不想听他自个儿憋出来的一篇烂布道。
后来亨菲尔德跟我交了底:
他讲的那些,没一篇是他自己写的。
他说他记性好得吓人,一篇布道,读一遍就能背下来,原样讲出去。
官司输了以后,他离开费城,去别处找出路。
我也退出了那个教会,再没回去过。
不过,往后好多年,我照旧掏钱,供养那里的牧师。
学外语的笨办法
我是1733年开始学外语的。
法语学得很快,没多久就能顺畅地读法语书了。
接着学意大利语。
有个朋友也在学意大利语,老缠着我下棋。
下着下着我就发现:下棋把我学书的工夫,全给占了。
于是我说:
"要下也行,咱们改个规矩。"
"谁赢了,就给输家派个活儿。"
"背一段语法、翻译点什么,或者做别的意大利语练习,都行。"
"输家必须在下一次下棋前,把活儿干完。"
我们俩棋艺半斤八两。
结果就是:互相逼着,把意大利语给学出来了。
后来我加把劲,又学了西班牙语,也能读西班牙语书了。
前头我说过,我小时候只在拉丁文学校待过一年。
之后,拉丁文就彻底荒了。
可等我学完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有一天翻开一本拉丁文的《新约》——
我自己都愣了。
我居然能读懂不少,比我预想的多得多。
这一下,我又来了劲,回头重学拉丁文。
这回学得快多了,因为前面那几门语言,早就给我把路铺好了。
这件事,让我开始怀疑惯常教语言的那套法子。
大家都说:学外语得先学拉丁文,学完拉丁文,再去学从它发展出来的现代语言,就容易了。
可要真这么讲,那为什么不先学希腊文?
学完希腊文,拉丁文不也更容易了吗?
有人会说:你要是能一步跨上楼梯顶,那再往下走,当然轻松。
可你要是从最底下起步往上爬,难道不是更容易爬上去吗?
所以我想对管教育的先生们说一句:
换个思路吧。
现在好多学生,从拉丁文啃起,啃了好几年也没啃出什么名堂,最后放弃。
学的那些大半用不上,几年光阴,白白糟蹋。
还不如先从法语学起,再学意大利语,然后学别的现代语言。
就算学生花同样的时间,最后还是没学到拉丁文就放弃了——
至少,他还学会了一两门现代语言。
这些,日常生活里,是真能派上用场的。
跟哥哥和解
离开波士顿十年,我的经济状况终于缓过劲来,攒够了钱,能回趟家看亲戚了。
回来路上,我在纽波特停了脚,去看我哥哥。
他在那儿自己开了家印刷店。
那些陈年旧怨,我们早忘了。
再见的时候,两个人亲热得很。
可他的身体,垮得厉害。
他求我答应他一件事:
"我怕是活不久了。要是真走了,你能把我儿子带走吗?"
"他才十岁。"
"我想托你,把他拉扯大,教他学印刷这一行。"
我答应了。
我先送这孩子上了好几年学,然后才带他进了我的印刷作坊。
他妈妈一直撑着生意,直到他长大接手。
后来,我又帮他配了一整套新铅字——他父亲留下的那套,磨损得太厉害了。
这么着,我也算多少还上了我哥哥当年的人情。
当年我小小年纪离家出走,从他那儿拿走的,是帮衬,是机会。
儿子的死
1736年,我没了—个儿子。
那是个好孩子,才四岁。
他得了天花,是自然传染上的,没能挺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拼命后悔:当初怎么就没给他种痘。
到现在,我还是后悔。
我提这件事,是因为有些做父母的不肯给孩子种痘,怕的是——
万一孩子因为种痘出了事,自己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
可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孩子因为得病死了,那份后悔,一样能把人活活压垮。
两害相权取其轻。
明明有更安全的法子,那就该选那条路。
"共读社"开分号
我们"共读社"办得又实用又热闹,好几个成员都想把朋友拉进来。
可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社里最多十二个人。
而且,共读社要保密。
为啥保密?
主要是怕招进来不合适的人。
有些人一旦开口想入社,你反倒不好拒绝。
我就是反对加人的那一个。
不过,我另提了一个办法,还写成了书面建议:
"每个社员,自己去张罗一个小团体。"
"提问、讨论,都照共读社的规矩来。"
"但是,新成员不能知道,他们那个小团体跟共读社有关系。"
这么干,好处多了去了。
城里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沾上我们这套好规矩的光。
我们也能摸清楚,全省老百姓到底在想什么。
共读社的社员,可以把想讨论的问题,先放到自己的小团体里去,再把结果带回来给我们。
这些小团体,还能帮我们揽生意——人脉广了,替你说好话的人就多了。
在公共事务上,我们说话的分量也更重。
共读社的道理,借着这些小团体散播开去,我们影响舆论、做些好事的本事,可就大多了。
大家觉得这主意行。
每个社员都答应去张罗自己的团体。
不过,也不是人人都办成了。
最后真正办起来的,也就五六个。
名目各有各的,什么"葡萄藤社"、"联合社"、"纽带社"。
这些团体,对自家成员挺有用。
也给我们添了不少乐子、消息和学问。
多多少少,帮着我们在要紧事上影响了舆论。
这些事,往后我一件件细说。
借一本书,化敌为友
我的第一次公开升迁,在1736年。
那年,我当选了州议会的书记官。
没人反对。
可第二年,这个位子又要重选——我们那儿的规矩,书记官和议员,一年一选。
一位新来的议员,为了推他中意的人,专门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反对我。
饶是他这么一闹,我还是当选了。
我特别高兴,倒不全是因为这份薪水。
书记官这个位子,让我有了大把机会,跟各位议员处好关系。
这些交情,给我带来了肥得流油的政府印刷生意:
选票、法律、纸币,还有别的官方文件,全归我印。
加一块儿,赚头很可观。
所以,我对那位反对我的新议员,心里确实有点疙瘩。
这人有钱,有学问,人也确实有才。
我当时就料定,他早晚会在议会里成大人物。
后来果然如此。
可我并没想去巴结他。
什么拍马屁、装恭敬,我一样都没干。
过了些日子,我换了条路。
我听说他书房里有本稀罕书,挺有意思。
我就给他写了张便条:
"听说您有本稀罕书,我很想拜读。"
"不知能否借我几天?"
他立马就把书送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把书还回去,又附了张便条,诚心诚意地谢他。
下一次在议会见面,他头一回主动跟我搭话。
客气得不得了。
打那以后,但凡能帮上我的,他从不推辞。
我们俩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份交情,一直到他去世。
这又验证了我早年悟出的一个理儿:
帮过你的人,往往更愿意再帮你一把;反倒是你帮过的人,未必。
道理就这么简单:
能找个和气法子,把一个人的敌意化掉,就别去跟人家斗气、结仇。
那才是真聪明。
当上邮政局长
1737年,斯波茨伍德上校——就是弗吉尼亚前任总督、当时的邮政总长——对他费城这边的副手很不满意。
这位副手,账目交得拖拖拉拉,记得也一塌糊涂。
斯波茨伍德把他撤了,把位子给了我。
我高高兴兴接了下来。
这差事,用处太大了。
薪水虽然不高,可当上邮政局长,我跟各地通信往来,方便太多了。
我的报纸也跟着沾光:
订的人更多了,广告也多了。
加起来的进项,相当可观。
差不多同一阵子,我那个老对头的报纸,倒是一天不如一天。
我挺满意,可也没趁火打劫,去报他多年前的仇。
当年他当邮政局长的时候,愣是不许邮差捎带我的报纸。
如今他自己账目不清,丢了官。
这件事,我想说给所有替人管事的年轻人听:
账目,一定要记清楚。
该付的钱、该交的报表,一定要准时。
"这人管别人的钱,仔细、老实、守时"——这种名声,是一个人最硬的招牌。
有了它,好差事、新机会、大生意,都会自己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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