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场人生:办学、从政、修路、点灯
仗打完了,社团也解散了。我又把心思放回原来的计划上——办一所学校。
我先找来一帮热心朋友,跟他们商量这件事。这些朋友里,好些都是当年"共读社"的旧人。
接着,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印了出来。
我把册子免费送给了省里最有头有脸的一批人。
等他们读得差不多了,也把这事想得差不多了,我才开始挨家挨户募集办学经费。
钱不用一次交齐,分五年,每年交一部分。
我琢磨着,要是让人分期付款,大家一松口,答应捐的数目反而会更大。
结果证明,我想对了。
要是我没记错,最后我们一共筹到了五千英镑还多。
写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在前言里故意写得像是几位热心公益的绅士共同发起的,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我向来如此:凡是造福公众的计划,我都尽量不把自己推到台前。
钱凑得差不多了,捐钱的人就选出二十四位董事,负责把这件事办起来。
他们还指定了弗朗西斯先生——当时的总检察长——和我,一起来起草学校的章程。
我们拟好章程,各方签字画押,租了房子,请了老师,学校就开起来了。那一年,我记得是一七四九年。
学生越收越多,没过多久,房子就不够用了。
我们开始找地皮,打算盖一栋更大的校舍。
结果,机缘巧合,我们发现一栋现成的大房子,稍微改一改就能用。
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那栋——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盖的那栋。
这栋房子是怎么到我们手里的,说来还有段故事。
当初盖这房子的钱,是几个不同教派的人凑的。
正因为如此,当初选管事的时候,特意从各个教派里各挑一人,免得哪一派独吞了这份产业。
董事里头,有圣公会的一位、长老会的一位、浸信会的一位、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位,还有别的教派的。
规矩是:哪一派的董事死了,就由出资人从同一教派里另选一人补上。
后来,那位摩拉维亚教派的董事死了。
可其他董事不乐意再补一个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进来。
这就难办了。
要是从别的教派挑一个人顶替,那一派就有了两个董事,往后说不定就占了上风。
有人提了好几个名字,大家谁也不同意。
最后,有人提到了我。
他说:"我这个人吧,就是个老实人,哪个教派都不沾。"
这一句话,把事给说定了。
大家就选了我。
到这时候,当年那股宗教狂热劲儿早就过去了。
董事们再也凑不出钱来交地租、还欠款,房子眼看要保不住了。
他们急得团团转。
巧的是,这时候我既是那栋房子的董事,又是学校的董事。
这就给了我两头说和的机会。
我费了些功夫,总算劝得两边达成了协议。
房子那边的人答应,把房子送给学校。
作为交换,学校这边替他们还清所有欠款。
另外,还得留出一间大礼堂,永远免费借给外地来的传教士用——这也是当初捐钱人最初的心愿。
再有一条:学校得长期办一所免费学校,收穷人家的孩子上学。
法律文书都拟好了。
债一还清,学校这边就正式接管了这栋房子。
我们把那间又高又大的礼堂隔成好几层,楼上楼下都改成教室,分给各个年级用。
后来又买了几块地。
没多久,整个地方收拾停当,学生们就搬进了新家。
装修那阵子,我亲自出面跟工人谈价钱、买材料、盯着施工。
我乐意干这些,因为一点不耽误我自己的买卖。
那一年早些时候,我找了个合伙人,叫戴维·霍尔。
这人极能干,又勤快,又诚实。
他给我干了四年活儿,我早就摸清了他的为人。
他把印刷所整个接了过去,每回分红都按时把钱给我。
我们合伙干了十八年,两边都赚了不少。
又过了一阵子,总督给学校发了一份特许状,学校正式立了案。
靠着英国那边的捐款和业主拨的地,学校的家底越来越厚实。
后来,议会又追加了一笔资助。
如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就是这么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是学校的董事。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个位置我一直坐着。
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着一批批年轻人在这儿念完书,长成能干的汉子,为公众办事,给国家争光。
前面我说过,我已经退出了生意场。
那时候我以为,凭我那点家底,往后的日子就可以专心研究学问、摆弄科学实验了。
斯宾塞博士从英国来讲学,他带来的那套实验仪器,我全买了下来。
电学实验,我更是干得起劲。
可是,公众认定了我是个闲人。
于是,他们就忙着给我找活儿干了。
几乎每一级政府,都往我身上派了差事。
总督任命我做治安法官。
市政会选我进了市议会。
没过多久,又推举我做市参议员。
再后来,市民们选我进了省议会,代表他们。
最后这个职位,我尤其满意。
从前我在议会里当书记官,只能坐在底下听人家辩论,插不上嘴,早就听腻了。
好些辩论无聊透顶,我实在困得不行,就在纸上画些幻方、圆圈解闷。
如今能当上议员,我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真正做点好事了。
我也不假装自己对这些头衔完全无动于衷。
说实话,我心里当然高兴。
想想我出身多穷、多不起眼,如今能坐上这些位置,在我眼里实在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更让我得意的是,这些位子都是人家主动送上门来的。
我一个都没开口要过。
治安法官这个差事,我试着干了一阵。
我出过几次庭,坐在法官席上听案子。
可很快就发现,这活儿需要懂得的英国普通法,比我知道的多得多。
与其干得一团糟,不如慢慢抽身。
我就借口说,议员的职责实在脱不开身,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市民们还是年年选我进议会,一连选了十年。
这十年里,我从没求过哪个选民投我一票,连半点想当选的口风都没露过。
我进议会就座那年,我儿子被任命为书记官。
第二年,政府要在卡莱尔跟几支印第安部落谈判签约。
总督给议会捎话,让他们选几位议员,跟政务会的成员一起当谈判委员。
议会选了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
拿到正式委任状,我们就动身去了卡莱尔,跟印第安人会了面。
我们知道这些人一沾酒就容易喝醉,一喝醉就容易闹事。
所以谈判期间,我们严令禁止任何人卖酒给他们。
他们为这事抱怨,我们就说:
"只要你们在谈判期间一直保持清醒,等正事办完了,朗姆酒管够。"
他们答应了。
而且还真守住了——主要是想买也买不着。
谈判顺顺当当,两边都很满意。
完事之后,他们来讨我们答应的朗姆酒了。
当天下午,我们把酒给了他们。
他们一共有将近一百号人,男女老少都有,住在城外一片临时搭的棚屋里,围成一个方场。
那天晚上,我们听见他们营地里吵翻了天。
我和几位委员出去看热闹。
好家伙,方场中央点了一大堆篝火。
男男女女,全都喝高了。
又打又嚷。
火光昏昏暗暗的,他们半裸的身子围着火苗乱转。
有人追着别人打,拿着烧着的木棍往人身上招呼。
凄厉的喊叫声响了一整夜。
那场面,简直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接近地狱的样子。
我们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回住处去了。
半夜里,几个人跑来砸我们的门,还要酒。
我们干脆不理。
第二天,他们自己也觉得昨晚闹得不像话,打扰了我们。
就派了三位年长的头人来道歉。
发言人承认,他们确实做错了。
可紧接着,他就把错推给了酒。
他还想替酒开脱:
"大神造万物,自有安排。大神造出朗姆酒的时候,就说了:这东西是给印第安人买醉用的。我们照着喝,就是照着天意办。"
我忍不住想:要是老天爷真打算让这些部族消亡、让他们的土地归了庄稼人,那朗姆酒没准就是老天爷挑中的那把刀。
沿海一带当年住过的那些部落,好些已经毁在这酒上了。
一七五一年,我的好朋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来找我,又带来一个公益项目。
他想在费城办一家医院,让穷苦的病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都能有个治病的地方。
这主意是他的,虽说后来人们把功劳记在了我头上。
邦德医生为筹款下了不少功夫。
可那时候,医院在美国还是新鲜事,很多人压根不懂这是干嘛的。
所以他一开始收效甚微。
后来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发现了一条"怪规矩":
只要是公共项目,没我掺和,就推不动。
人家张口就问:
"这事你跟富兰克林提过没有?"
"富兰克林怎么看?"
他跟人家说,他觉得这项目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所以没问过我——人家就不掏钱了。
只说一句"我再想想"。
我问邦德医生,他到底想办个什么样的医院,办成了对大家有什么好处。
他的答复让我信服。
我当场先捐了一笔,然后全身心帮他张罗,向别人募捐。
不过,在登门化缘之前,我还是老规矩:先在报纸上写文章,把这事讲清楚。
邦德医生漏了这一步。
公众把事情弄明白之后,捐款果然踊跃起来。
可捐到后来,势头又慢了。
我盘算了一下,要是议会不搭把手,这钱是凑不够的。
我就建议,去求政府帮忙。
我们递了请愿书。
起初,议会里那些乡下议员很反感。
他们说:"医院主要是费城人受益,那就该城里人自己掏钱。"
他们还不信费城市民真支持这项目。
我说:"这项目受欢迎得很,我有把握靠自愿捐款筹到两千英镑。"
他们觉得我这话离谱,根本不可能。
就在这时,我想出一个主意。
我请求议会允许我提一项法案:把医院捐款人组成一个法人团体,同时答应拨给他们一笔公款。
议会之所以同意,主要是因为觉得:要是这法案不合心意,过后还能毙掉。
我在法案里做了文章,把政府的钱写成"有条件"的。
关键条款的意思是:等捐款人选出了主管和财务,又靠自己筹足了能永久运作的基金,议长就得下令省财务官,分两年支付两千英镑给医院,用来建楼、盖成、完工。
正是这个"条件",让法案顺利通过了。
那些反对拨公款的议员,现在觉得自己既做了善人,又不用真掏钱——除非公众先自己凑够了数。
于是他们都投了赞成票。
等到我们再去挨家募捐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人家:"法律说了,你们捐的钱,政府照数翻倍补上。"
这一来,捐款的吸引力更大了。
这招完美奏效。
认捐的数目很快就超过了规定额度。
我们顺顺当当领回了公款。
医院就这么建起来了。
一栋又方便又好看的房子,很快就盖好了。
这家医院用几十年的实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直办到今天。
我这一辈子耍过的政治手腕里,没有哪一回的成功,比这次更让我得意。
哪怕事后细细回想,我也觉得,这点小机心,还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差不多同一阵子,又有人带着公益项目找上门来。
吉尔伯特·坦南特牧师想让我帮忙筹钱,盖一座新教堂。
那是给他新拉起来的一支长老会会众用的,里头多半原本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
我不想老去烦扰街坊邻居,开口闭口都是要钱。
所以我回绝了他。
他又退一步,跟我要一份名单:我认识的那些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人。
我也没给。
人家刚痛快地响应过我的募捐,我转头就把他们指给另一个人,让人家再去掏一回腰包——这不厚道。
最后,他说:"那你给我出个主意总行吧。"
我说:"这个我乐意。"
"头一条,凡是你断定肯定会捐的人,先问。"
"第二条,拿不准的,也去问,把他们已经捐了的人的名字亮给他看。"
"最后一条,那些你断定一毛不拔的人,也别漏掉。"
"没准你看走眼了呢。"
他笑了,谢过我,说一定照办。
他还真照办了。
挨个儿问了个遍。
最后筹到的钱,比他预想的多得多。
他用这笔钱盖起了那座又大又气派的教堂——就是如今还立在拱门街上的那座。
费城的格局很漂亮。
街道又宽又直,横平竖直,交叉成直角。
可有一个大毛病。
好多年,街面一直没铺。
一下雨,大车把路轧得稀烂,深一脚浅一脚,几乎没法走。
天一干,又尘土飞扬,呛得人难受。
我住在泽西市场那一带。
天天看着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去买菜。
后来,市场当间铺了一条砖道。
到了那儿,人总算能踩上实地了。
可问题是,走到那条砖道之前,得先趟过一段能没脚踝的烂泥。
我开始到处说这事、写这事。
后来,总算张罗着把市场到各家门前砖道之间的那段路,铺上了石头。
打那以后,有一阵子,去市场确实不用湿鞋了。
可街上别处还是老样子。
马车从泥里开出来,一压上新铺的路面,就把泥点子甩得到处都是。
没过多久,新路面又糊满了泥。
也没人扫——费城那时候压根没有清洁工。
我打听了一下,找了个又穷又勤快的汉子,愿意管这段路的清扫。
他答应每周扫两趟,把各家门口堆的土也一并清走。
每户每月出六便士。
我写了一张小告示,印了出来,讲清楚这钱花得值。
每月花这点小钱,家里能干净不少——脚上带进屋的泥少了。
店铺也占便宜,顾客进门方便了。
做买卖的还有一条好处:刮风天,吹进店里的灰少了,落在货上的灰也少了。
我把告示挨家挨户送了一份。
过了一两天,我又挨家敲门,请人家签字认这份六便士。
没有一家不答应的。
有一阵子,这套法子运转得很好。
全城的人都眼热市场周围那段路怎么那么干净。
人人都得了好处,这主意自然就传开了。
大家开始盼着全城的街道都铺上,也愿意为此缴税了。
后来,我起草了一份给全城铺路的法案,拿到议会去提。
那会儿是一七五七年,我正要动身去英国。
法案等我走了才通过。
议会改了费用分摊的办法,我倒觉得改得不如原样好。
不过他们添了一样好东西。
法案里还加了路灯。
这一条,是大改进。
说到费城全城点灯这主意,头一个想出这茬的,是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
他先在自己家门口挂了一盏灯试试。
大伙儿看见这东西管用,才动起"全城都点上"的念头。
后来也有人把这功劳记在我头上。
其实,这功劳是克利夫顿先生的。
我只是跟在他后头学罢了。
我自己的贡献,是把灯的样子改好了。
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球形的灯。
那灯毛病不少。
底下没有进气口。
烟排不出去,只能在球里打转,糊在玻璃上,没一会儿就把光挡住了。
那灯还得天天擦。
更糟的是,谁不小心碰一下,整个灯球就碎了,废了。
我想了个更好的设计。
灯不用整个圆球,改成四块平板玻璃。
顶上安一根长长的烟囱管,把烟抽上去。
底下留进气口,让空气进来,帮着烟往上走。
这么一改,灯自己就干净了。
伦敦的灯点几个小时就昏了,我们的能亮到天亮。
就算碰了,通常也只碎一块玻璃,换上不贵也不费事。
我有时候纳闷:伦敦人怎么就没从沃克斯霍尔那些灯球底下的窟窿眼里学点东西呢?
那些小孔能让灯保持干净。
可愣是没人想到把这一招用到路灯上。
那些孔本来是派别的用场的——孔里穿一根麻芯,好让火苗快点够着灯芯。
显然,谁也没发现,这孔还能给灯里送气。
就因为这样,伦敦的路灯点几个小时以后,光就弱得可怜了。
琢磨这些改进,让我想起另一桩我在伦敦提过的主意。
当时我跟福瑟吉尔医生商量过这件事。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对造福公众的项目特别上心。
我注意到,伦敦的街道几乎从不在干的时候扫。
灰攒着,攒到下雨变成泥。
泥就在路面上赖好几天。
只有穷苦人拿扫帚扫过的那几条道,还算干净。
后来总算有人把泥拢成堆,装进敞篷大车运走。
可车子一颠,泥水就溅出来,行人常常中招。
不给干路面扫地,人们给的理由是:灰会吹进店铺和住家。
可有一天早上,我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只要肯扫,一大片街很快就能扫完。
那时候我住在克雷文街。
一个穷女人拿桦木扫帚在我门口扫路。
她脸色蜡黄,看着弱不禁风,像大病初愈的样子。
我问她:"谁雇你来的?"
她说:
"没人雇。"
"我穷得很,日子过不下去。"
"我给先生们家门口扫地,盼着他们赏我几个钱。"
我跟她说:"你把整条街都扫了,我给你一个先令。"
当时是早上九点。
中午,她回来拿钱了。
她一开始扫得那么慢,我几乎不信她三个小时能干完一整条街的活。
我打发仆人去看看。
仆人回来说:整条街扫得干干净净,灰土全拢到了街中间的水沟里。
接着下了一场雨。
雨水把土冲走了。
路面和水沟,干干净净。
我琢磨:这么个病恹恹的弱女人,三个小时就能扫完一整条街,那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怕是一个半小时就够。
这件事还让我看出,窄街当中只设一条水沟,比两边各设一条要好。
雨水从两边往中间汇,水流急,能冲走遇到的泥。
要是水分成两条沟,哪条的水力都不够,冲不干净自己。
水只是把泥泡成稀糊。
然后车轮、马蹄把脏水溅上人行道。
路面又脏又滑。
有时候泥水直接溅到行人身上。
我把想法讲给福瑟吉尔医生听。
我建议:伦敦应该让各区的巡夜人负责张罗清扫本区的街道。
天干的时候,把灰扫成堆。
下雨的时候,把泥拢起来。
巡夜人领上扫帚和工具,雇穷人来干这些活。
干旱的夏天,赶在店铺住家开窗之前,一大早就把灰扫成堆。
然后由清运工用带盖的车收走,免得灰再扬回街上。
至于烂泥天,我建议用另一种车。
不用那种高高的大轮车,改用贴着地滑的低矮小车。
车底是栅格,铺上稻草。
泥装进去,水从底下漏走。
湿泥一大半重量是水,先把水沥掉,车就轻多了。
车可以停在方便的地方。
工人用独轮车把泥推到车边。
等水沥干了,马就能把车拉走。
后来,我有点怀疑这后一半主意在伦敦的窄巷子里行不行得通。
车没准会把路堵得够呛。
可前一半主意,我到现在仍认为完全可行。
趁店铺开门前把灰扫净运走——尤其夏天天长,这事一点不难。
有一天早上七点,我走过河滨街和舰队街。
没有一家店铺开门。
那时候,天亮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伦敦人像是心甘情愿地"点着蜡烛过日子,照着太阳睡大觉"。
可他们偏偏还总抱怨蜡烛税贵、油脂价高。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都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
可你想想:一件小小的不方便,在一座拥挤的大城里,一天重复上千次,会怎样?
一粒灰吹进一个人的眼睛、一家店铺,不算什么。
可要是每天有上千人都碰上这事,就是实打实的麻烦了。
所以我不觉得,留心这些小改进是什么傻事。
人的幸福,主要不是来自天上掉下来的大运。
它来自我们天天享受的那些小便利。
比方说,你教会一个穷小子自己刮胡子、磨剃刀。
你为他这一辈子的幸福做的贡献,可能比送他一千个金币还大。
那一千金币,他三下五除二就花光了,剩下的只有懊悔。
可他学会自己刮胡子,就不用天天等着剃头匠。
不用碰脏手指头、闻臭口气、对付钝刀子。
他想什么时候刮,就什么时候刮。
天天都能享受使唤一件趁手家伙的乐趣。
我之所以写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就是因为这个。
但愿这些想法,有一天能对我深爱着的这座城市有点用处——我在这里快快乐乐住了那么多年——没准也能帮上美国其他地方。
那几年,我一直在给美洲邮政总长办事。
我的差事是巡查几个邮政局,改进管理,盯紧各局局长把账目交代清楚。
一七五三年,邮政总长过世了。
英国那边的邮政总长任命我和威廉·亨特先生接替他。
在此之前,美洲邮政系统一分钱都没往英国邮局交过。
上面答应给我们两人一年六百英镑,条件是:这笔钱得从美洲邮局的利润里挣出来。
为了挣出这笔钱,我们做了好多改进。
有些改进,开头是要花钱的。
结果头四年,邮局反倒欠了我们九百多英镑。
好在后来局面转过来了。
邮局开始赚钱了。
后来,因为内阁一次糊涂的决定——这事我以后再细说——我被免了职。
在那之前,我们让美洲邮政给王室上缴的净收入,是爱尔兰邮局的三倍。
那次糊涂决定之后,英国政府从美洲邮局一个子儿也没再收到过。
那一年,邮政的差事还让我跑了一趟新英格兰。
我在那边的时候,剑桥学院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
康涅狄格的耶鲁学院,早就给过我同样的荣誉了。
我一天大学都没上过,到头来却从两所大学拿了学位。
他们给我这些荣誉,是因为我在电学上的那些实验、改进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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