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印点钱,我赌了一把
宾夕法尼亚人吵翻了天:市面上只剩一万五千英镑的纸币在流通,眼看这点钱也要从手里消失。大家急得直喊,得再印钱。
富人跳出来反对。他们说纸币这东西太危险,新英格兰那边就吃过亏——钱一贬值,债主们全被坑惨了。
这个事我们在"共读社"里早就辩过好几轮。
我站出来说话:"1723年那次印的钱虽然不多,可实实在在帮了咱们大忙。你们看,生意做起来了,工作多了,人也多了,这都摆在那儿。"
我亲眼看着城市在变。以前挂"招租"牌子的空房子,一间间住进了人;新房子一栋接一栋地盖起来。
"还记得我刚到费城那会儿,"我提起往事,"我一路啃着面包卷走过核桃街,第二街到前街那一段,满街都是'招租'。栗子街也一样。我当时还以为费城人要跑光了。"
这件事我越想越上心,干脆自己写了本小册子印出来,叫《论纸币的性质与必要性》,没署名。
老百姓爱看。
富人们不爱看。
但我的小册子把"多印钱"的呼声越推越高。那些有钱人里找不出一个能驳倒我的人,反对的声音渐渐就软了。
最后,议会投票通过:印钱。
议会里有几位朋友觉得我出了大力,就把印钞这桩美差赏给了我。
这活儿油水足,帮了我大忙。又一次,笔杆子替我开了门。
后来事实证明,这纸币确实有用,争论也就慢慢消停了。发行量一路涨到五万五千英镑,1739年到了八万,打仗那阵子,干脆冲上了三十五万。
生意、房子、人口,全在涨。
不过我现在也看明白了:凡事有度,钱印得太多,一样是祸。
没过多久,朋友汉密尔顿又给我牵了条线——纽卡斯尔的印钞合同也到了我手里。
当时我高兴坏了,觉得又是一座金山。
人没钱的时候,小机会也是天大的机会。这些活儿给我的不只是钱,还有底气。
汉密尔顿还帮我弄到了一份长期合同:给政府印法律文件和议会表决记录。这单生意我一直做到金盆洗手。
我又开了间文具店。各种单据表格我都进,还托布伦特纳尔的福,保证全地区就数我家印得最准。纸、羊皮纸、便宜书、杂货,样样都卖。
伦敦的老熟人惠特马什也来投奔我了。他是把好手,干活稳当,从不偷懒。
我还收了个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那会儿印刷厂的债还没还清。想让别人信我是个正经生意人,光勤劳节俭还不够,还得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我穿得朴素。不去那些消磨时间的场所。不钓鱼,不打猎。
偶尔也有书把我从活儿里勾走,但那毕竟是少数,而且我都悄悄看,绝不让谁说我偷懒。
我甚至故意让人瞧见——我这人不端着,苦活累活都肯干。有时候我买回来的纸,就自己推着独轮车从街上拉回家。
没多长时间,街坊们都传开了:这小伙子能吃苦,买卖做得红火。
我每笔账都按时结。进货的商人们开始抢着跟我做生意,卖书的也找上门来。
日子顺风顺水。
这边,凯默的名声和生意却一路往下掉。最后他实在撑不住,把印刷厂盘出去还债,自己跑去了巴巴多斯,在那儿穷困潦倒地过了好几年。
他那学徒大卫·哈里——当年我在凯默那儿干活时教过他——买下了印刷设备,回费城开了家店。
起初我还真怕他成了对手。他朋友都是有钱有势的主儿,背后撑腰的人一大把。
于是我主动找上门:"咱俩合伙干吧?"
谢天谢地,他傲气十足,一口回绝了。
哈里穿得像绅士,花钱像流水,天天快活,日子过得远超他兜里的钱。借钱不还,生意不管。
没多久,顾客全跑光了。
费城待不下去,他学凯默,带着设备也去了巴巴多斯。结果在那儿,这个曾经的学徒反过来给老东家当起了雇工。
俩人三天两头吵架。哈里越欠越多,最后连设备都卖了,灰溜溜回了宾夕法尼亚,回自家农场种地去了。
买下哈里设备的人,雇凯默来开机器。没几年,凯默死了。
到这时,费城真正算得上我对手的,就剩老印刷商布雷德福一个人了。
布雷德福有钱有闲。活儿想接就接,不想接就雇人干,压根没心思扩张生意。
可他有一样压着我:他是邮政局长。
就冲这个,人人都觉得他消息灵通。他的报纸也成了广告的香饽饽,广告量远超我的。
我送报收报也得走邮政,但布雷德福明令邮差不许公开捎我的报纸。我只能私下塞钱,让他们偷偷给我带。
这笔账我记在心里。后来我当上邮政局长,绝不让任何人受我当年那份气。
那阵子我还住在戈弗雷家。他们一家占着房子的一半,店堂半边摆着他家玻璃生意的家伙什——其实他根本没怎么干,心思全扑在数学上。
戈弗雷太太热心,张罗着给我做媒,对象是她家一位亲戚姑娘。她变着法儿给我们创造独处的机会。
没多久,我还真动了心。
那姑娘人品好,值得托付。她父母也乐意,一次次请我去吃饭,吃完就把我俩单独留下。
正儿八经谈婚论嫁的时候到了。戈弗雷太太出面当中间人。
"我有个条件,"我说,"女方家里得拿出笔钱,把我印刷厂剩下的债还了。不多,也就一百来镑。"
戈弗雷太太带回话:"他们拿不出这笔钱。"
"那可以把房子抵押给贷款局嘛。"我出主意。
过了几天,对方给了准话:这门婚事,他们不赞成。
原来他们找布雷德福打听过我的底细。布雷德福说,印刷这行根本不赚钱;我的设备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新的;凯默倒了,大卫·哈里也倒了,下一个准轮到我。
就为这个,他们不许我登门,把闺女也看管了起来。
我到现在也闹不清,他们是真改了主意,还是耍心眼——兴许他们以为我们爱得深,会偷偷私奔,到时候钱给多给少就全由他们说了算。
我疑心是后者。
我气不过,不再登门。
后来戈弗雷太太又跑来,说那家人态度软了,劝我回去。
我一口回绝:"这家人,我不想再有任何来往。"
戈弗雷两口子也恼了。吵了一架,他们搬走了。
整个房子归了我一个人。
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往外租过房。
这一遭让我认认真真琢磨起婚姻来。我也试着跟别的姑娘交往,可很快发现一个死结:大伙儿都觉得印刷是穷人的行当。想找个带嫁妆的媳妇,除非这姑娘本身就有让我瞧不上的毛病。
倒是里德太太一家,一直跟我处得不错。从我头回住进她家起,她们就喜欢我。她们常请我去,家里的事也爱问我,我多少能帮上忙。
我尤其心疼里德小姐。她成天闷闷不乐,难得见个笑脸,也不愿见人。
我心里清楚,我在伦敦那阵子的荒唐和反复,把她害得不轻。她母亲心善,反倒怪自己——当初拦着我们没让我带她走,我走后又在别人的撺掇下让她另嫁了人。
我对她的旧情,又活过来了。
可横在我们中间的麻烦不小:她前一段婚姻在法律上还算数,因为那个男人据说还活在英格兰。隔着大西洋,死活都没法查证。有传言说他死了,可谁也说不准。就算真死了,他还欠着一屁股债,接盘的人怕是得替他背。
我们还是决定赌一把。
1730年9月1日,我们结了婚。
谢天谢地,那些吓人的麻烦一件都没应验。她是个又忠厚又能干的媳妇,帮我把店铺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俩一起把日子过红火,互相哄着对方开心。
就这么着,我把我年轻时犯下的一桩大错,亲手给补了回来。
差不多同一阵子,共读社不在酒馆聚会了,改到格雷斯先生腾出的一间小屋里。
有天开会,我提了个建议:"咱们讨论问题老得翻书。不如把各自的书都搬到一起,放在这屋里,谁想借谁借。这样一来,等于每个人都能用上大家的书,跟全归自己差不多。"
人人都说好。
我们把能匀出来的书凑了凑,堆满屋子一头。书比预想的少,但真顶用。
可惜后来书没人好好爱惜,麻烦事一件接一件。一年光景,大家又把书分回去,各拿各的回家了。
不过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又发了芽:干脆办个公共订阅图书馆。
我写了份方案,请我们社里那位笔杆子布罗克登润色成正式文本。靠着共读社的朋友们张罗,我凑齐了五十个愿意入伙的人。每人先交四十先令,以后每年再交十先令,连交五十年。
后来我们拿到了执照,成员扩到了一百人。
这个不起眼的小组织,成了整个北美第一家常设订阅图书馆,后来长成了一座了不起的机构。
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把普通美国人的谈吐水准整个抬高了一截。工匠、农民聊起天来,不输别国的绅士。
我甚至觉得,正是这些图书馆,帮殖民地的人做好了捍卫自己权利的准备。
——
多年以后,我又拿起笔接着写(前面那段写到1730年就搁下了)。
费城那家图书馆,如今已是座大机构,可它起家时小得可怜。
我初到宾夕法尼亚那会儿,整个波士顿以南的殖民地,找不出一家像样的书店。纽约和费城的印刷商兼卖文具,可卖来卖去就是纸、历书、歌谣和几本学堂课本。真想读正经书,只能从英国订。
共读社的社友每人手里有几本书。那会儿我们已离开酒馆,租了间屋子聚会。
我提议:"把书都带到屋里来吧。讨论时随时能查,谁想借回家看也随便。"
大家照办了。那批书够我们用了一阵,很快就尝到了甜头。
我接着提议:干脆把它变成公共的订阅图书馆,让更多人受益。
我拟了个粗稿,定了章程,还是请布罗克登——那位精通法律文书的朋友——把它改成正式的协议文本。每个订户先交一笔钱买第一批书,之后每年再交一笔,用来添书。
那时候费城识字看书的人本来就少,大家又都穷。我费了老大的劲,也只凑出五十个人,大多是年轻手艺人。每人先交四十先令,往后每年十先令。
就这点钱,把馆办起来了。
书是从英国订来的。图书馆每周开一天,订户来借书,借了得留个字据:到期不还,赔两倍书钱。
图书馆很快显出它的价值。
别的镇子学,别的殖民地也跟着学。有人捐书,书越攒越多,读书成了风气。那会儿没什么娱乐消遣来分心,人们一有空就扎进书里。
没过几年,外国来的客人都在说:美国的普通人,比别国同等人家的见识高出一大截。
签协议那天,布罗克登瞅着我们直乐。
"小伙子们,"他说,"这份协议一签就是五十年,你们几个怕是没谁能活到它到期那天。"
如今我们里头还真有几位还活着。
不过没过几年,图书馆拿到了执照,正式成了法人,那份原协议也就用不上了。
收订费那阵子,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件事要是看起来净让提议的人出风头,大伙儿就不乐意掺和。
打那以后,我再不把自己摆到台前。谁问起来,我就说这是几个爱读书的朋友托我来张罗的。
事情立刻顺当多了。
这法子我后来一直用。看得多了,我真心推荐:先让出一点虚名,往后能换回大便宜。真到了没人敢认领功劳的时候,自有比你更虚荣的人跳出来抢——到时候,连嫉妒你的人都会站出来戳穿他,把功劳还给你。
图书馆还给了我一样最要紧的东西:自学的大门。
我每天雷打不动挤出一两个钟头读书。父亲当年打算给我的那点教育,我靠自己一点点捡了回来。读书是我给自己开的唯一消遣,酒馆、赌局、胡闹,一概不沾。
活还得拼命干——印刷厂的钱没还清,一大家子等着供养,还压着两个老资格的同行要较劲。
可我的家底,一天比一天厚实。少年时攒下的节俭习惯,我一直没丢。
小时候父亲总爱念叨所罗门的那句箴言:"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我一直把这话当座右铭——勤快能换来钱,也能换来体面。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真会站在君王面前。
可后来真就站了,先后见过五位国王。丹麦国王那回,我还荣幸地跟他同桌吃过饭。
英国人有句老话:"想发财,先问老婆。"
我媳妇在勤俭这件事上,跟我不相上下,而且帮得心甘情愿。她折页子、缝册子,看店铺,走街串巷收破麻布给造纸坊用,杂七杂八的活儿一把抓。
家里不养多余的用人。饭菜简单,家什便宜。早饭长年就是面包加牛奶,茶都不喝。碗是两便士的粗陶碗,勺是白镴的。
可享乐这东西,防不胜防地往家里钻。
有天早上我坐下吃早饭,发现粗陶碗不见了,换成了细瓷碗;白镴勺子,也换成了银的。
是她背着我买的,花了她整整二十三先令——在她眼里那是笔巨款。
她就一句解释:"我寻思,我丈夫该跟邻居们一样,用得起银勺子、瓷碗。"
我家的细瓷和银器,就这么开了头。往后日子越过越富,这点家当慢慢攒成了几百英镑的家私。
我从小信的是长老会。可教会好些教义,我实在参不透——什么上帝永恒的旨意啦,选民啦,永罚啦,越琢磨越糊涂。
我渐渐地不去教堂做礼拜了,礼拜天倒成了我读书的主场。
可我从没把信仰整个扔掉。
上帝我是信的。我相信他造了这个世界,又用天意看顾着它;我相信侍奉上帝最好的法子,就是对别人行善;我相信人的灵魂不朽;我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在今生,就在来世。
在我看来,这才是宗教的根子。我见过的所有教派里都有这几条。
所以各派宗教我都敬重,只是敬重的程度不同——往这些根本道理上堆砌越多的无用教条,我就越看不上它。
太多神学说教,没让人变得更有德性,反倒把人分成几拨,彼此结仇。
因为这个,我从不开口说任何让人看轻自家信仰的话。
费城越来越兴旺,教堂一座接一座地盖,大多靠信徒自愿捐钱。谁家募捐我都掏钱,不分教派。
我虽不大去做礼拜,可心里仍觉得,规规矩矩的公共礼拜自有它的价值。费城那唯一一家长老会,我每年的奉献从没断过。
他们的牧师常来看我,劝我常去听听讲道。我偶尔也去,有一回连着去了五个礼拜天。
要是他讲得好,我兴许就咬咬牙坚持下去了。
可他大半的布道,不是在辩宗教争论,就是在阐释本教派特有的教义。又干又闷,听得人犯困。从头到尾,我没听他用一句正经话讲怎么做人。他的目的,是把我们教成更好的长老会信徒,而不是更好的公民。
后来有个礼拜天,他拿《腓立比书》里的一段话当经文——说我们该思念一切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
我心想,拿这段话讲道,总该说点跟德性有关的东西了吧。
结果他只讲了五条:一,守安息日;二,勤读圣经;三,按时做礼拜;四,领圣餐;五,敬重牧师。
这些事本身不坏。可那不是我从那段经文里指望的教训。
从那以后,我对在教堂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彻底死了心。我不再听他的布道。
1728年,我给自己写过一篇私人的祷文,叫《信条与宗教行为》。我又把它翻出来用。
打那以后,公共的宗教集会,我再没去过。
这决定对还是不对,我也说不准。我不替自己辩解。
我在这儿只是把发生的事讲出来,不是来给自己找借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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