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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8 · 富兰克林与电:一场轰动欧洲的实验

富兰克林与电:一场轰动欧洲的实验

Chapter 18 of 19 · 2,389 words · Free

1746年,我在波士顿遇到了一位刚从苏格兰来的斯宾塞博士,他给我演示了几个电学实验。

说句实话,他操作得并不熟练,毕竟他自己也是个新手。

可那是我头一回见识电,整个人都看入了迷,从此再也放不下。

回到费城之后,我们图书馆收到了一根玻璃管,是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彼得·柯林森先生寄来的。随管子一起来的,还有一份说明书,教人怎么做电学实验。

我立刻动手,把波士顿见过的那些实验全重做了一遍。

一遍遍练下来,我渐渐练出了真本事。英国寄来的实验报告里写的做法,我也都试了个遍,还自己琢磨出了几个新花样。

我特意说"不停地练",那真不是客套话——那阵子,我家里几乎天天挤满了人,全是跑来看这些新奇把戏的。

为了不让朋友们干看着,我在本地玻璃厂订做了好几根一模一样的玻璃管,分给大家玩。

朋友们也纷纷上手,没多久,能独立表演这些实验的人就有好几个了。

其中最厉害的是我邻居金纳斯利先生。

他当时没什么正经营生,我就劝他:

「干脆靠演示这些实验挣钱吧,保准有人愿意掏钱看。」

我还给他准备了两场讲座。实验全按顺序排好,每个实验都能帮观众理解下一个,再配上讲解词。

金纳斯利买了一套像样的设备,请工匠把我那些自己敲敲打打做出来的简陋小玩意儿,全都重新精工细造了一遍。

他的讲座一下子就火了。

场场爆满,观众看得又惊又喜。

后来,金纳斯利跑遍各个殖民地,到各州首府巡回演示,赚了不少钱。

可到了西印度群岛,实验就没那么好做了——那边空气太潮湿,电怎么都玩不转。

我琢磨着,柯林森先生送我们玻璃管,功劳不小,总该让他知道我们这边的成果。

于是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把我们做的实验和发现,一五一十都讲了个清楚。

他把信交给了伦敦皇家学会,让人在会上宣读。

可一开始,会员们觉得这些内容"不够分量",不值得登进学会的《哲学汇刊》。

我还给金纳斯利写过一篇论文,论证闪电和电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我把论文寄给了皇家学会会员、我的熟人米切尔博士。

他回信说,论文已经在学会上宣读了。

不过,那些专家们当场就笑了。

幸好,这些文稿后来落到了福瑟吉尔博士手里。

他觉得这些内容太有价值,不该被埋没,力荐发表。

柯林森先生便把稿子交给了凯夫——《绅士杂志》的出版商。

凯夫没把它们登在杂志上,干脆单独印成一本小册子。

前言是福瑟吉尔博士写的。

凯夫这步棋算是走对了:后来的稿件源源不断,小册子越印越厚,最后成了一本大开本的四开本书,前后出了五版。

而且,他从来没付过我一分钱的版权费。

话虽如此,我的作品在英国真正引起重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后来,一册我的作品偶然落到了布丰伯爵手里——那可是法国乃至全欧洲都备受敬重的大哲学家。

他说服达利巴尔先生把书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了。

这一下,可把诺莱神父气坏了。

诺莱是法国王室的自然哲学教师,实验手法相当了得。他自己也发表过一套电学理论,当时被广泛接受。

他起初死活不信这种书能出自美国人之手,一口咬定:「这肯定是巴黎的仇敌编出来,专门攻击我的理论的!」

后来他总算相信,费城确实有个叫富兰克林的人,于是洋洋洒洒写了一整本书的信,大部分都是写给我的。

信里,他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说我的实验是假的,我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全是胡扯。

一开始,我确实打算回击,连回信的草稿都起了个头。

但转念一想:何必呢?

我的作品里写的实验,谁都可以照着做、自己验证。

如果实验是真的,别人自然会验证出来。

如果根本经不起验证,那我再怎么辩解也是白搭。

至于我的一些其他说法,本来就是基于观察提出的猜想和推测,我从来没把它们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

所以,我也没必要为每一句话去跟人打嘴仗。

还有个现实问题:诺莱和我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吵架,光靠翻译的偏差和误会,就能吵上十年八年。

事实上,诺莱那封信里有好大一段,就是建立在对我的话的翻译错误上的。

最后我下定决心:就让作品自己去证明自己吧。

我在公务之外的那点空闲时间,与其拿来争论已经做过的实验,不如用来做新实验。

所以我始终没有回应诺莱。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一点都不可惜。

我的朋友勒罗瓦先生——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替我出了头,一条条驳回了诺莱的论点。

我的书被译成了意大利语、德语和拉丁语。

渐渐地,欧洲的哲学家们都接受了书里的观点,把诺莱的理论晾在了一边。

诺莱后来活到亲眼看着自己,成了自己学派最后一个重要支持者——除了巴黎那位B先生,他那个最忠实的学生和信徒。

而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快就名声大噪,靠的是我提出的一个实验大获成功。

达利巴尔和德洛尔两位先生在马利做了这个实验:暴风雨中,用实验装置从云里引下了电。

结果立刻轰动了全欧洲。

德洛尔先生有一整套演示实验哲学的装备,还经常开讲座。

他决定把那个被他称为"费城实验"的表演重复一遍。

当他在国王和宫廷面前成功演示之后,整个巴黎的好奇心都被勾起来了,人人争着去看。

至于那个著名实验的具体细节,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电学史上都有记载。

同样,我也不打算长篇大论地描述我在费城用风筝成功做下同样实验时有多兴奋——这些事迹,也早就被写进电学史了。

后来,英国医生赖特先生人在巴黎,写信给皇家学会的一位朋友。

他告诉对方,欧洲的学者们对我的实验评价有多高,还很纳闷:为什么我的成果在英国反而没得到什么关注?

这个消息让皇家学会重新翻出了我之前寄去的信。

著名的沃森博士把那些信,连同我后来寄到英国的所有电学材料,整理成了一份摘要,还附上了一些夸我的话。

摘要发表在了学会的《哲学汇刊》上。

学会里几位会员——尤其是才华横溢的坎顿先生——重做了我的实验:用一根尖头金属杆,把云里的电引下来。

他们成功了。

学会一看实验真能成,立刻开始加倍补偿以前对我的怠慢。

我从来没求过任何特殊待遇。

可他们还是选举我当了皇家学会会员,还免了我的入会费——那本来要二十五基尼呢。

从那以后,学会的《汇刊》免费寄给我。

此外,他们还把1753年的戈弗雷·科普利爵士金质奖章颁给了我。

授奖那天,学会会长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亲自致辞,给了我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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