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告急,我拉起了上万人的民兵
那几年,我在宾夕法尼亚的日子大体上过得挺舒心,可心里一直堵着两件事。
一是这地方没有像样的防务,敌人打上门来只能干瞪眼;二是没有一所大学,年轻人想受完整的教育,根本没地方去。没有民兵,也没有大学。
1743年,我拟了一份筹建学院的方案。我想起彼得斯牧师,他当时正好闲着,人也稳重,就拿着方案去找他。
没想到,他早就有了自己的算盘——他惦记着给业主们谋个更赚钱的差事,后来还真成了。他客客气气地回绝了我。
那时候,我也实在想不出还有谁适合管这么个学堂,只好先把这事搁下了。
好在第二年运气不错。1744年,我提议成立一个哲学会,专门研究自然哲学方面的学问。我为这事写的文章,后来收进了我的文集。
但比起办学,防务的事更要命。
那阵子,西班牙已经和英国打了好几年仗,法国也跟着掺和进来。战火眼瞅着就要烧到我们头上。
托马斯总督费了好大的劲,想说服议会里的贵格派议员通过一条民兵法案,再采取点别的保境安民的措施。可他磨破了嘴皮子,愣是没办成。
我寻思:议会指望不上,那不如让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看看能做成什么样。
为了鼓动大家,我先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大实话》。在里面,我把我们毫无防备的处境写得明明白白、扎扎实实,告诉大家:想活命,就得抱团,就得讲纪律。
末了,我还放出一句话:几天之内,我会拿出一份自愿结社的章程,愿意的人可以来签名。
小册子一出来,效果立竿见影,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人们纷纷跑来,找我要那份结社的章程。
我跟几个朋友把措辞反复琢磨、定了稿,就张罗了一场市民大会,地点选在我先前提过的那栋大房子里。
开会那天,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
我事先印好了很多份章程,还在屋里四处摆上笔和墨水。
我先简短讲了几句我们眼下面临的危险。
然后,我把章程从头念了一遍,一条一条解释给大家听。
念完,我把印好的章程分发下去。
人们抢着往上签名。
没有一个人反对。
散会一清点,足足签了一千二百多份。
我们又往乡下送了不少份。
没过多久,签名的总数就超过了一万人。
这些爷们儿一拿到武器,立刻按连、按团编好了队,军官也都是自己选出来的。
每个礼拜,他们都聚在一起操练,学一些基本的军事纪律。
女人们也没闲着。
她们自己凑钱,给各连队买了丝绸军旗。每面旗子上的图案和标语都不一样,这些花样大多是我帮着设计的。
费城各连的军官开了个会,推举我当上校。
我有自知之明,觉得担不起这个头衔,就推辞了。
我改而推荐劳伦斯先生——一位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让劳伦斯当上了上校。
接着,我又提议办一场抽奖募捐,筹钱在城下修一座炮台,再配上大炮。
彩票卖得飞快。
炮台很快修了起来,墙是用原木填土夯成的。
我们从波士顿买了几门旧炮,可远远不够。
于是又写信去英国求购,同时向业主们开口要点资助——不过,对他们本来也没抱多大指望。
这期间,结社的人们选出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亚伯兰·泰勒和我,一起去纽约跑一趟。
我们的差事是:向克林顿总督借几门炮。
一开始,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口回绝。
可后来,我们跟他的政务会一起吃晚饭,那晚马德拉葡萄酒像水一样往上端——这在当地是常事。
酒过三巡,总督的态度越来越松动。
最后他松口了:借你们六门炮。
又喝了几杯,涨到了十门。
没过多久,他大手一挥,慷慨地同意借十八门。
都是上好的十八磅炮,炮架一应俱全。
我们把炮运回费城,架到了炮台上。
整场战争期间,结社的弟兄们夜夜守在炮台上。
我也照常轮值,跟普通士兵一样站岗。
总督和政务会看我这表现,挺满意。
他们开始信任我,凡是觉得我出面说话有助于结社的事,就常来问我拿主意。
我还提议,宗教也该在这件事上出一份力。
我建议政府发布一道禁食令,让民众反省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祈求上帝保佑我们保卫家园。
总督和政务会都同意了。
可这一下,闹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宾夕法尼亚从来没人搞过公开禁食,秘书手头连一份可以照抄的旧文告都没有。
幸好,我是在新英格兰长大的,那边每年都要发布禁食令。
这类文告怎么写,我心里门儿清。
于是干脆自己动手起草。
文告译成德文,两种文字都印出来,发遍全省。
这样一来,各教派的牧师们也有了个由头,纷纷劝信众加入结社。
要不是和约很快就签了,这场运动大概能席卷除贵格派以外的所有人。
我搞这些军事活动,让一些朋友犯了嘀咕:贵格派在议会里占着绝大多数,他们怕我丢掉议会文书这个职位。
有个年轻人,在议会里有关系,自己又惦记着我的差事,跑来劝我。
他对我说:议会已经决定,下次改选就把你换掉。与其被人赶下去,不如自己主动辞职,这样体面些。
我告诉他,我听说过一位官员,为人处世有个规矩——
从不伸手要官,也从不拒绝送上门的官。
"我赞成这条规矩,"我对他说,"不过,我想再补一条:我这一辈子,不伸手要官,不拒绝送上门来的官,也绝不主动辞官。"
"他们要真想换人,就把位子从我手里抢走好了。"
"反正我自己不会拱手相让——说不定哪天,我还有机会回报那些想挤掉我的人呢。"
结果,这件事后来再没人提起。
下次改选,我依旧全票当选,跟从前一样。
大概贵格派不痛快的,是我跟总督政务会那帮人越走越近。那些政务会员,在总督跟议会为军备问题打持久仗的时候,一直是站在总督那边的。
议会为这事憋屈了好几年。
他们大概巴不得我主动离开。
可他们又不愿意仅仅因为我支持自卫结社,就把我撸下去,一时间也找不出别的正当理由来撵我。
说实话,后来我慢慢看明白了:大多数贵格派,其实并不反对保卫家园。
他们只是不想被硬性要求亲自上阵打仗。
我发现,主张反对进攻性战争、却赞成防御行动的贵格派,比我想象的多得多。
当时,两派人马写了不少小册子打嘴仗。
有些出自德高望重的贵格派之手,他们公开为老百姓的自卫权辩护。
我相信,这些文章说服了不少年轻的贵格派。
后来发生的一桩事,让我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解得更深了——就发生在我们的救火会里。
有人提议,把救火会账上那笔约六十镑的基金拿去投资彩票,支持炮台工程。
按会规,提案要等到下次例会,才能表决花钱的事。
我们救火会一共三十个会员。
二十二个是贵格派,另外八个是别的教派。
我们八个准时到了会。
我们琢磨着,兴许会有几个贵格派站在我们这边,可也不敢保证票数一定够。
全场只有一个贵格派——詹姆斯·莫里斯先生——跳出来公开反对。
他对这个提议气得不行。
"教友们是坚决反对这事的,"他说,"要真投起票来,非闹得救火会四分五裂不可。"
我们告诉他,这担心多余了。
"我们是少数派,"我们说,"教友们要是反对、投票否决,我们认了。任何一个团体,少数服从多数,天经地义。"
到了办正事的时候,有人提议投票表决。
莫里斯先生承认,按会规我们确实可以这么干。
"不过我可以跟你们打包票,"他说,"好几位会员就是冲着反对这事来的,专门要来投反对票。总得讲点公道,给他们留点赶到场的时间吧。"
正说着,一个侍者过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先生要见我。
我下楼一看,是我们救火会里的两位贵格派会员。
"我们八个这会儿正聚在附近的酒馆里,"他们说,"已经商量好了,要是需要,我们就过来投你们一票。"
"但愿用不着我们上场。能不来,我们就尽量不来——要是当众投了赞成票,长老们和教友们非收拾我们不可。"
这下我心里有底了:票数够了。
我回到楼上。
故意装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磨蹭了一会儿,我才同意再等一个钟头再投票。
莫里斯先生连声说这太公道了。
可那帮传说要来投反对票的贵格派,一个都没露面。
莫里斯先生明显懵了。
一个钟头到了,我们投票。
结果八票赞成,一票反对。
救火会二十二个贵格派里,有八个随时准备投我们的票。
另外十三个干脆没来——这本身就说明,他们不愿意跟这个提案对着干。
真正投反对票的,只有莫里斯先生一个人。
经过这件事,我后来估算:真心反对防御措施的贵格派,大概二十一个人里只有一个。
这些人可都是教会的正式会员,在教友中间有头有脸。
他们也都在事前充分了解了这个提案。
那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洛根先生,打小就是贵格派,也公开支持防御性战争。
他专门写了一封致贵格派的公开信,摆了一大堆有力的论据。
他还给了我六十镑,让我去投资炮台彩票,并嘱咐我:将来中了奖,钱一分不少全投到炮台工程上。
洛根先生还跟我讲过一段关于他老东家威廉·佩恩的往事。
洛根年轻时,跟着佩恩从英国来到美洲,给他当秘书。
那时正在打仗,他们的船被一艘武装船追赶,大家都以为那是敌船。
船长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他对威廉·佩恩和同船的贵格派说,不指望他们帮忙,他们想躲进船舱就躲进去。
大家都进了船舱,只有詹姆斯·洛根没进去。
他留在了甲板上,被分派到一门大炮旁边。
还好,后面追的那艘船原来是友船,仗没打起来。
洛根下到船舱,告诉大家没事了,威廉·佩恩却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数落了他一顿——怪他留在甲板上帮人守船。
佩恩提醒他,这违背了贵格派的原则,何况船长压根没求他参战。
当众挨骂,洛根臊得不行。
他回了一句:
"我是你的仆人。你当时怎么不命令我下去?"
"可你觉得有危险的时候,明明乐意我留在上头,帮大家守船。"
我在议会里待了那么多年——那地方贵格派占多数——让我有的是机会,看他们被自己的信仰折腾得多难。
每逢英王开口,让议会拨款打仗,贵格派就夹在两难中间。
一边,他们不想拒绝政府、惹恼上头。
另一边,他们又不想公开支持教义反对的事、得罪教友。
于是,他们变着法儿地想出各种聪明的招数,绕开这个难题。
实在躲不过、非掏钱不可的时候,就想法子藏起这笔钱的真实用途。
他们最常用的办法,是把拨款的名目写成"供国王使用"。
至于钱到底怎么花的,从来不问。
可要是拨款请求不是英王本人提的,连这个说法都不好使了。
那他们就得另想借口。
有这么一回。新英格兰那边缺火药,可能是给路易斯堡的驻军用的。
新英格兰政府开口,向宾夕法尼亚要。
托马斯总督极力劝议会答应。
可议会不能直接批钱买火药——火药明摆着跟打仗挂钩。
于是,他们改投三千英镑,并且规定:这笔钱由总督去买面包、面粉、小麦,"或其他谷物"。
政务会里有人想给这事再添点堵,撺掇托马斯总督别收这批"粮食",说那根本不是新英格兰要的东西。
可总督心里跟明镜似的,完全明白议会的算盘。
"这钱我收,"他说,"他们什么意思,我清楚得很。他们说的'其他谷物',就是火药。"
他用这笔钱买了火药,议会一句怨言没有。
后来,我们救火会为炮台彩票争得不可开交时,我就想起了这段往事。
我跟朋友赛恩先生嘀咕:
"万一我们这票没成,就提议救火会拿这笔钱去买台'救火机'。"
"这个名目,贵格派总挑不出毛病吧。"
"到时候你提名我、我提名你,一起去采购,咱们就买一门大炮回来。"
"说到底,大炮不也是一种'喷火的机器'嘛。"
赛恩哈哈大笑。
"你这些年议会的班没白上,"他说,"你这个馊主意,跟他们的'小麦或其他谷物'简直绝配。"
贵格派落到这步田地,全怪他们当初公开宣布:一切战争都是非法的。
教义白纸黑字立在那儿,想改口就没那么容易了——哪怕后来他们的想法已经变了。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教派——顿克派——采取的做法,我打心眼里觉得高明得多。
他们这个教派刚成立那会儿,我就认识了其中一位创始人,迈克尔·韦尔法尔。
他跟我诉苦,说别的教派的人到处散布谣言,往他们身上泼脏水,说他们信奉什么恶心的教义、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仪式,其实全是瞎编的。
我劝他说,新教派几乎都会摊上这种事。
"要是想堵住这些谣言,"我说,"不如把你们的教义和会规白纸黑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他说,这主意他们内部早讨论过了。
"但我们决定不印。"他说。
"我们立教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看清:从前以为是真理的,有些其实是错的;从前当成谬误的,有些反倒是对的。"
"打那以后,上帝还在不断赐给我们更深的领悟。"
"我们的信仰一直在慢慢进步,错误一直在慢慢减少。"
"可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摸到了宗教知识的尽头。"
"我们怕的是:一旦把教义印成白纸黑字,就会被它拴住手脚。"
"往后就算有了新的领悟,我们也放不下架子去接受。"
"我们的后继者就更难改弦更张了——他们很可能把祖师爷写下的东西,当成神圣不可动摇的教条。"
我觉得,一个教派能有这种谦卑,实在少见。
大多数教派都认为自己握有全部真理,谁跟他们唱反调,谁就是错的。
这就好比一个人走在大雾里。
他能看见前面路上的人,那些人像是迷失在雾中。
再看看身后的人,看看两边田里干活的人,也都像迷了路。
可他自己眼前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
他压根想不到,自己正站在跟别人一模一样的雾里。
为了避开这种麻烦,贵格派这些年渐渐从议会和法院的公职里退了出来。
他们宁可交出政治权力,也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
还有一件事,按时间顺序本该早点说。
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敞开式火炉,能让屋子更快暖和起来,还省柴火。
冷空气从炉子进去,一路被烤热,再流进屋里。
我把模型送给了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
他开着一家炼铁厂,很快就发现,做这种炉子的铁板有得赚——买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再添一把火,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新炉子,讲它怎么造、怎么用、比别的取暖法子好在哪儿,还把别人提过的反对意见,一条条拆解了一遍。
小册子效果不错。
托马斯总督对这炉子大为赞赏,主动提出要给我发专利,让我独占销售好几年。
我婉拒了。
在这类事情上,我有个一直奉行的原则:
我们受益于别人的发明和发现,受益巨大。
那我们自己发明出有用的东西,也该高高兴兴让别人沾光。
好东西,就该大大方方地拿出来分享。
可后来,伦敦有个铁器商,把我小册子里的内容抄走一大半,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把炉子也稍作改动,在英国拿到了专利。
倒霉的是,他那些改动反而让炉子更不好用了。
听说,他还是靠这发了笔小财。
这也不是头一回有人拿我的发明去申请专利了。
后来的几回,结果倒没这么风光。
我一次都没去争过。
我没心思靠专利赚钱,也讨厌打官司。
这种炉子在宾夕法尼亚和邻近的几个殖民地流行开来。
为居民省下了大量柴火,直到今天还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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