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筑堡记
总督把我叫去,说:“西北边疆就交给你了。去招兵,沿边境修一排堡垒,保护那边的移民。”
“我尽力而为。”我说。其实我心里清楚,自己根本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总督给了我一份全权委任状,还塞给我一叠空白委任状,让我看着办——想提拔谁当军官,填上名字就行。
招兵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没过多久,我手下就有了五百六十名士兵。
我儿子也来给我当副官。他在上次对加拿大作战时当过军官,经验丰富,帮了我大忙。
那时候,印第安人刚袭击了莫拉维亚教派的一个村子——格纳登胡特,把村子烧了个精光,人也全杀了。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修一座堡垒。
我先把部队集结在伯利恒——莫拉维亚教派的主要定居点——然后准备出发。
到了那儿,我吃了一惊。伯利恒早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主要建筑外面围了一圈木头栅栏。莫拉维亚人从纽约买来了大批枪支弹药。他们甚至在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窗户底下,堆着一堆堆小铺路石。
“要是印第安人想破门进来,”他们解释说,“女人就能把石头从窗户往下砸。”
莫拉维亚的男教徒还拿着枪站岗放哨,轮班换岗,纪律严明,跟正规军的驻防部队一模一样。
我跟斯潘根贝格主教提起这事,说我很意外。
“我一直以为莫拉维亚人是反对带武器的,”我说,“毕竟你们争取过议会法案,免除了你们在殖民地的兵役。”
“那其实不是我们的正式教义,”他解释说,“我们当初申请豁免的时候,很多教友确实以为那是教义。”
“那现在呢?”
“现在——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只有很少几个人还坚持那个看法了。”
看来他们要么是误解了自己的信仰,要么就是当初给议会留了个误导性的印象。
不过话说回来,当危险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时候,常识总能战胜那些古怪的想法。
一月初,我们终于出发去修堡垒了。
我派了一队人去米尼辛克,在上游地区修一座堡垒。另一队人去了边境下游,干同样的活。
我带着剩下的部队去格纳登胡特——那里的堡垒最紧迫。
莫拉维亚人给我们提供了五辆马车,装工具、补给、行李和各种装备。
刚离开伯利恒,就有十一个农民来找我。他们是被印第安人赶出农场的。
“我们需要枪,”他们说,“我们想回农场,把牲口牵出来。”
我给了每人一支枪和足够的弹药。
走了没几英里,天就下起雨来。
雨下了一整天。
路上一个能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快天黑时,我们总算到了一户德国移民的家。
我们挤进他的房子和谷仓,浑身湿透。
还算走运,行军路上印第安人没来偷袭。我们的枪质量很差,士兵们又不懂得保持枪机干燥。
印第安人知道怎么让武器防雨。我们不知道。
就在同一天,印第安人碰上了那十一个我刚刚发了枪的农民。
十个人被杀。
唯一活下来的那个人,后来告诉我们经过。
“雨水把枪里的火药都浸湿了,”他说,“我们的枪,一支都打不响。”
第二天放晴了,我们继续行军。
天黑前,我们到了已成废墟的格纳登胡特。
附近有个锯木厂,旁边堆着好几大摞木板。我们赶紧用木板搭了些简陋的棚子住。
我们没有帐篷,在那个苦寒的季节里,实在太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
第一件事,是把死者好好安葬。很多尸体只是被当地移民草草埋了一半。
第二天早上,我们选好了堡垒的位置,划出边界。
堡垒周长四百五十五英尺,所以大概需要四百五十五根木桩,每根大约一英尺粗。
我们那七十把斧头立刻开工。
这些人用斧头是真熟练,树倒得飞快,快得惊人。
有一回,我好奇他们砍树能有多快。我掏出怀表,看着两个人开始砍一棵松树。
六分钟后,树倒了。
树干直径十四英寸。
每棵松树能锯成三根十八英尺长的木桩,一头削尖。
一部分人削木桩,另一部分人绕着整个堡垒挖了一条三英尺深的壕沟。
我们还把马车改装成了运输车。拆掉车身,拔掉连接前后轮的销子,把前后轮分开。
这样就得了十辆两匹马拉的车,专门把木桩从林子里运到堡垒。
木桩立好之后,木匠们绕着堡垒内侧搭了一圈木制平台,离地大约六英尺高。
士兵可以站在上面,从墙上的射击孔往外开枪。
我们还有一门小型的旋转炮,架在堡垒的一个角上。
装好之后,我们立刻放了一炮。
“要是附近有印第安人听见这一声,”我想,“他们就知道我们有炮了。”
就这样,我们的堡垒一个星期就完工了。
说它是堡垒,可能有点太抬举它了。其实就是个粗糙的木栅栏围子。
不过话说回来,那阵子几乎隔一天就下一场大雨,一下雨就没法干活,我们这速度已经快得离谱了。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关于人性的道理。
人一忙起来,最开心。
士兵们干活的时候,一个个兴高采烈,脾气也好。辛苦一天之后,晚上他们自得其乐,因为觉得自己干了点实事。
可一到坏天气干不了活,他们整个人就变了。
变得爱吵架,什么都要抱怨。
“这猪肉太难吃了。”
“这面包不行。”
“这个不够。”
“那个不够。”
他们这坏脾气,让我想起一个听说的船长故事。
有一天,大副跟船长说,船员们把活都干完了,没事可干了。
“那就让他们去刷锚。”船长说。
我们这座简陋的堡垒确实不起眼,但对付没有炮的印第安人,足够了。
进了堡垒,安全有了保障,我们就开始派小队去周围乡下搜敌。
印第安人一个也没找到。
但我们发现,附近的山上有他们躲藏和监视我们的地方。
他们的隐蔽方法真是聪明。
因为是冬天,他们需要生火取暖。
可要是在地面上生一堆普通的火,老远就能暴露位置。
所以他们在土里挖了些小坑,大约三英尺宽,比这再深一点。
他们用斧头从林子里烧过的圆木上砍下木炭。
然后把木炭铺在坑底,在坑里生起小火。
坑周围的草地上有痕迹,看得出印第安人躺过的地方。
他们围着坑躺成一圈,腿垂进坑里,把脚烤暖和。
这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
最绝的是,这种火几乎不暴露任何东西。
没有可见的火苗,光很弱,几乎没火星,也看不出有什么烟。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盯着我们的印第安人不多。
他们大概也明白,我们兵力太强,贸然进攻赢面太小。
我们队伍里还有一位长老会牧师,比蒂先生,当随军牧师。
有一天他跑来跟我抱怨。
“来听我祷告和讲道的士兵太少了。”他说。
我知道原因。
士兵们入伍的时候,答应给他们的是军饷、口粮,还有每天一份朗姆酒。
朗姆酒发得很准时——早上一半,晚上一半。
而且我注意到,一到领酒的时候,他们总是准得不得了。
我冲比蒂先生笑了笑。
“让您这位牧师去当发酒官,恐怕有失您的身份吧。”我说。
他看着我。
“可要是您把发酒安排在祷告之后,我敢说,每个人都会到场。”
他笑了。
“我觉得你说得对。”
他同意试试。
他找了几个帮着量酒的人,开始在祷告之后发朗姆酒。
结果立竿见影。
士兵们突然变成了特别虔诚的教友。
参加祷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准时、更积极。
我觉得这比有些军法里规定的不参加礼拜就处罚,要高明多了。
我刚把堡垒修完、囤够给养,就收到总督的一封信。
“我已经召集了议会,”他写道,“如果边疆局势已经好转,不需要你守在那儿了,我希望你能来参加。”
我在议会的朋友也写信来,催我如果可能就回去。
到那时,三座堡垒都完工了,移民们安心了,觉得在我们的保护下可以留在农场上。
于是我决定回费城。
运气不错,一位叫克拉彭上校的新英格兰军官正好来访我们的定居点。他打印第安人经验丰富,同意接手指挥。
我给了他委任状。
然后我把全营集合起来。
我当众宣读了他的委任状,把他介绍给士兵们。
“这位军官指挥你们,比我合适得多,”我对他们说,“他的军事经验,让他更胜任这份差事。”
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我告了别。
士兵们一路护送我到了伯利恒。
我在那儿住了几天,恢复一下这次远征的疲惫。
第一晚,我睡上了正经的床。
至少,我试了。
我几乎睡不着,因为床太陌生了。
我已经习惯了睡在格纳登胡特小屋里硬邦邦的地板上,裹着一两条毯子。
在伯利恒的时候,我趁机多了解了一下莫拉维亚人。
他们有些人跟着我参加了这次远征,一路上对我都特别好。
我了解到,他们为一个公共基金干活。
大家一起在公共餐桌上吃饭,一起睡在大通铺里。
我注意到宿舍墙上有些小开口,在天花板下面,间隔很均匀。
我还以为那是设计得很聪明,用来给房间通风的。
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礼拜。
音乐很棒。
管风琴配着小提琴、双簧管、长笛、单簧管和其他乐器。
我了解到,他们的布道不像我们那样,通常讲给男女老幼混合的会众听。
他们有时把已婚男人聚在一起讲,然后是已婚女人,然后是青年男子、青年女子,还有孩子。
我去听的那场布道,是讲给孩子们听的。
孩子们进了教堂,一排排坐在长凳上。
男孩由一个年轻男教师照看,女孩由一个年轻女人照看。
布道讲得特别适合他们的年纪。
牧师讲话和蔼可亲,就像在轻轻劝孩子们学好一样。
孩子们表现得非常规矩。
但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不太健康。
我开始怀疑,他们待在屋里时间太长,锻炼不够。
我还好奇莫拉维亚人的婚姻制度。
“我听说你们的婚姻是靠抽签决定的。”我说。
“那只在某些情况下才这样。”人家告诉我。
“那平时是怎么个流程?”
“一个年轻人想结婚的时候,就跟自己那个组的长老说。长老们再去请教照看年轻女子的那些年长妇女。”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长老们了解这些年轻人的脾气秉性。所以他们最清楚,哪些人配成一对合适。”
“大家都接受他们的决定?”
“一般是。”
“那要是两三个年轻女子,都同样适合同一个男人呢?”
“那就抽签决定。”
我想了想。
“可要是两口子不是自己选的,那不是可能婚姻不幸福吗?”
“让他们自己选,也一样可能不幸福。”那人回答。
我不得不承认,这话我反驳不了。
回到费城,我发现民兵组织搞得特别好。
除了贵格会教徒,大部分居民都加入了。他们按新法律组了连队,选出了上尉、中尉和少尉。
B博士来看我,跟我说他为说服大家支持这项法律费了多大力气。
“我相信,我的努力对推广这部法律起了很大作用。”他说。
我私下一直觉得,功劳主要是我那篇《对话》的。
不过也许他说得对。
既然我确定不了,就让他保留他的说法吧。
这种事我一般发现,让别人享受他们自己版本的故事,更明智。
军官们后来开会,选我当了团的团长。
这次,我接受了。
我不太记得我们有多少个连,但最后我们检阅了大约一千二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
我们还有一个炮兵连,配了六门黄铜野战炮。
炮兵们练得特别熟练,一分钟能打十二发。
我第一次检阅我的团时,士兵们一路跟着我回到我家。
他们想给我个面子,在我家门口放几炮。
不幸的是,炮声把我电气设备上的几块玻璃震碎了。
我这个新的军衔荣誉,跟玻璃一样脆。
没过多久,组建我们这支民兵的法律在英国被废除了,我们所有的委任状都成了废纸。
我的团长任期,因此很短。
那段时间,我正准备去弗吉尼亚。
我团里的军官们决定,要护送我出费城,一直送到下渡口。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有这个计划。
要是我知道,肯定会拦着。
我一向讨厌摆排场、讲派头这一套。
但三十、四十个骑着马的军官,穿着全套军装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什么也拦不住。
他们准备护送我。
更让我难为情的是出发之后发生的事。
他们拔出了佩剑。
然后举着出鞘的剑,一路骑马穿过街道。
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宾夕法尼亚的领主。
他气坏了。
“我在这个省的时候,从没人给过我这种待遇,”他抱怨说,“也没人给过我的任何一任总督。”
他说,这种待遇只配给王室血统的王子。
也许他说得对。
我那时候对这类礼节一窍不通,现在也不懂。
但这件事,大大加深了他对我的怨恨。
他本来就不喜欢我,因为我在议会里强烈反对他把自己庄园免税的企图。
我当时反对得非常激烈,批评他贪婪和不公时,也没留情面。
现在他向英国政府告我的状。
“这个富兰克林,是国王事业的头号障碍,”他声称,“他在议会里的影响力,让该通过的筹款法案都通不过。”
他还拿那次阅兵当证据。
“他显然打算用武力控制这个省。”
他甚至请求邮政大臣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撤我的职。
福克纳爵士根本没这么干。
他只是温和地提醒了我一句。
尽管我们政治上吵得厉害,总督和我见面时还是以礼相待。
我们从来没有私人恩怨。
我有时候纳闷,我替他给议会写的那些尖锐回复,他为什么好像并不怎么生气。
也许是因为他受过律师训练。
他可能把整场争执,当成一场官司。
“他代表领主们,”他也许这么想,“我代表议会。”
这么一想,我们俩不过是两个为对立当事人辩护的律师罢了。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他有时会私下找我商量难办的事。
偶尔——虽然不常有——他甚至会听我的建议。
我们合作给布拉多克将军的军队供应过粮草。
然后坏消息来了。
布拉多克的大军被打败了。
总督马上派人来请我。
“我需要你的建议,”他说,“怎么才能防止边境各县的人弃家逃跑?”
我现在记不清,当时到底给了他什么建议。
我好像是建议写信给邓巴,想办法说服他,如果可能的话,把他的部队驻扎在边境沿线。
“他们可以保护移民,直到各殖民地的援军赶到,”我说,“然后他也许还能继续远征。”
我从边疆回来之后,总督还想让我用地方民兵,带一支新的远征军去打迪凯纳堡。
“邓巴和他的人有别的事要忙,”他解释说,“你可以指挥这次远征。”
他甚至提出,要任命我当将军。
我可不像他那样高看我的军事才能。
事实上,我怀疑他对我的信心,比他真实想法里的还要足。
也许他提这事,另有原因。
我的人气,能帮他招兵。
我在议会的影响力,能帮他搞到军饷。
也许我还能说服议会拨远征的款,还不用动领主庄园的税。
但我可不像他期望的那么急于接下这个指挥权。
于是这个计划就黄了。
没多久,总督自己离了职。
接替他的是丹尼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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