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费城:旧人散场,我另起炉灶
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雷夫森德港起航。航程中的细枝末节我都记在日记里了,这里不再重复。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船还没靠岸,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套人生的活法。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我当时还那么年轻,这份规划却让我老老实实地执行到了晚年。
10月11日,我们抵达费城。这座城市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里,变样了。
基思已经不是总督了,接替他的是戈登上校。我偶然在街上撞见他,他走在人群里,跟普通市民没什么两样。他看到我时神色有些尴尬,但一句话没讲,径直走了过去。
要是撞见里德小姐,我大概也会一样尴尬。可惜没这个机会了——朋友们收到我的信后,认定我不会回来,就劝她嫁给了别人,一个叫罗杰斯的陶匠。我离开期间,她结了婚。
这桩婚事并不幸福。她很快就跟罗杰斯分了居,既不肯同住,也不肯姓他的姓。外面都在传,说罗杰斯其实早有妻室。这人一身本事全在陶器上,做人却一无是处——大概正因如此,她的朋友们才觉得他是个"合适的丈夫"。后来他债台高筑,1727年或1728年逃去了西印度群岛,死在了那里。
凯默倒是混得风生水起。他搬进了更好的房子,开了家文具铺子,备货充足,买了不少新铅字,还雇了好几个工人。工人都没什么本事,可生意看着红火得很。
德纳姆先生在沃特街租下一间店面,我们合伙开了店。
我拼命干活,把记账的门道学了个透,卖货也很快上了手。我们同吃同住,德纳姆先生待我几乎像亲儿子,觉得我该听劝的时候,就毫不吝啬地给我指点。
我打心眼里敬重他,也真心爱戴他。
本来我们可以一直这么顺顺当当地过下去。可1727年2月初,我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我们俩同时病倒了。
我得了胸膜炎,差点要了命。
我病得极重,一度彻底放弃了活下去的指望。等病情慢慢好转时,我甚至有点失望——一部分的我后悔活了下来,因为这意味着,早晚还得重新面对生活里那些苦活累活。
德纳姆先生得的是什么病,我已经记不清了。他缠绵病榻很久,最终还是走了。临终前,他在口头遗嘱里给我留了一份小小的馈赠,算是疼我的表示。
我又一次孤零零地留在了世上。
他的店铺交给了遗嘱执行人打理,我的差事也就到此为止。
我的姐夫霍姆斯这时已经搬来费城。他劝我重操旧业——印刷。
巧的是,凯默也开了口,开出很高的年薪,请我去管他的印刷所,好让他腾出手来做文具生意。我在伦敦时,从凯默的老婆和她朋友嘴里听过他不少坏话,实在不愿再给他干活。我试着找份商人职员的差事,没遇到合适的。绕了一圈,最后还是接下了凯默的聘约。
我一到印刷所,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工人了。
头一个叫休·梅雷迪斯,三十岁,威尔士人,土生土长的宾夕法尼亚人,从小干农活。他诚实、有见识、经验丰富,也读点书,唯一的毛病是酒喝得太凶。
还有个斯蒂芬·波茨,也是乡下小伙子,庄稼汉出身,脑子天生灵光,嘴皮子利索,一肚子幽默,就是有点懒。
凯默用极低的周薪把这两人雇下来,又许诺:技术有长进,每三个月加一先令。
就是这份"将来会涨工资"的空头支票,把他们吸引了过来。
梅雷迪斯管印刷机。波茨本该学装订,学成了再教给别人——可他自己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
还有一个叫约翰的爱尔兰人,野性难驯,什么手艺都没学过。凯默从船长手里买断了他四年的卖身契,打算把他培养成印刷工。
乔治·韦伯,牛津出来的书生,四年的卖身契也被凯默买下了,打算培养成排字工。这个人后面还有故事,我慢慢说。
最后一个叫戴维·哈里,乡下孩子,是凯默收的学徒。
我很快就看穿了凯默的算盘——他为什么肯给我开出这么高的工钱?
他是想让我替他把这些生手一个个教出来。等他们学得差不多了,全都会签契约绑在他名下,到那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了。
即便如此,我干得还是开心。
我把乱成一团的印刷所整顿得井井有条,手把手教工人们怎么把活干对。看着一个牛津书生当卖身的仆役,实在有点魔幻。
乔治·韦伯才十八岁。有一天,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他出生在格洛斯特,在当地文法学校念书,因为演戏演得出色,在学生里很出风头。他还加入过一个文学社,写过的散文和诗,都登在格洛斯特的报纸上。后来,他进了牛津。
他在牛津待了大约一年,过得很不痛快。他满脑子只想着去伦敦、当演员。有一回,他领到十五几尼的季度津贴,没拿去还债,直接收拾东西离开了牛津。他把学士袍往灌木丛里一藏,一路走到了伦敦。
到了伦敦,他举目无亲,没人指点,很快交上了坏朋友。钱没多久就花光了。他想进剧院,却没人肯引荐。走投无路之下,他当掉了衣服,最后连饭都吃不上。
一天,他饿着肚子在街上闲逛,有人塞给他一张招募传单——说是愿意签约去美洲服役的人,立刻安排就业。他径直找到招募的人,签了契约,上了船,来到美洲。自始至终,他连封信都没给家里写过。
乔治这人,活泼、风趣、心肠好,人也讨喜。就是懒得出奇,粗心大意,做事不计后果。
那个爱尔兰人约翰,没多久就跑了。
其他人倒是都跟我处得不错。工人们慢慢看出,凯默教不了他们什么,而我每天都在教他们新东西,他们对我也越来越服气。
星期六我们不上工,因为星期六是凯默的安息日。这样一来,我每周就有整整两天可以用来读书。
费城那些有见识的人,我也越交越多。凯默本人对我客客气气,看着也挺器重。
唯一让我发愁的,还是欠弗农的那笔钱。我一直没能还上,因为我实在不善于管钱。好在弗农从没催过我。
我们的印刷所经常缺这缺那的铅字,可整个美洲连一家铸字厂都没有。
我在伦敦詹姆斯印刷所见人铸过字,虽然当时没仔细看。如今我自个儿琢磨着做了一套模具——拿现成的铅字当冲子,用铅做字模,竟真的把缺的铅字补上了大半。
该雕刻的时候我也上手。油墨,我自己配。仓库,我自己管。一句话:什么活我都干。
可工人越干越好,我在凯默眼里就越不值钱。
发第二个季度的工钱时,他对我说,我这工钱太贵了,建议我少拿点。打那以后,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端起老板的架子,动不动挑我的毛病,越来越难伺候,好像随时准备跟我吵一架。
我忍着。我猜,他多半是手头紧、心里烦。
后来,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终于把我们彻底崩断了。
那天法院附近闹哄哄的。我探头出窗外看热闹,凯默正在外面街上。他一抬头看见我,扯着嗓子冲我喊,让我专心干活,还夹带了好几句难听话。
最让我火大的,是他当着满街的人嚷嚷。街坊邻居都探出窗子看热闹,把他怎么待我的,全看在了眼里。
凯默紧接着上楼进了印刷所,我们继续吵。没几句,两人都扯着嗓子吼起来。
最后,他按契约给了我一张三个月的解约通知,还抱怨说,真后悔当初答应给我这么长的通知期。
我说,这您不必操心。
"我现在就走。"我抓起帽子,出了门。
下楼时我碰见梅雷迪斯,托他把我的行李收拾好,送到我的住处。
当晚梅雷迪斯来了。我们聊起白天的事。他已经很亲近我,不想让我就这么离开印刷所。他还劝我别回老家——我确实动过这个念头。
他提醒我:凯默的产业几乎全是欠着账的。债主们越来越不耐烦。他的店管理得一塌糊涂——现金买卖常常不赚钱,赊账卖货又不记账。
"他迟早要垮。"梅雷迪斯说,"等他垮了,你的机会就来了。"
我说,我身无分文,拿什么开自己的店?
他告诉我,他父亲很看得起我。
"我父亲愿意帮咱们。"他说,"从他说话的意思看,我敢肯定,他会出钱让咱们合伙开一家店。"
他接着说:"我跟凯默的契约春天就到期了。到那时,咱们可以从伦敦把印刷机和铅字运过来。"
"我知道自己手艺不行,"他说,"可你行啊。你的手艺算一份本钱,我父亲出钱,赚了钱咱俩平分。"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答应了。
他父亲正好在城里,也赞成这个计划。老爷子尤其高兴的是,他看得出我对他的儿子有正面的影响——我已经劝梅雷迪斯戒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烈酒,老爷子盼着,等我们成了合伙人,我能帮他彻底戒掉酒瘾。
我列了一份设备清单交给老爷子,他拿着去找了个商人,把该置办的东西都订好了。我们约定:设备没到之前,计划严格保密。
这期间,我去费城另一家印刷所找过活。没有空缺,我闲了好几天。
就在这时,凯默接到一个活儿——给新泽西印纸币。这活儿需要特殊的设计和字体,只有我会做。
凯默生怕布拉德福德抢先把我挖走,抢了他的生意,就给我捎来一封客客气气的信,说老朋友不该为几句气头上的话伤了和气,请我回去。
梅雷迪斯也劝我回去,说这样他还能多跟我学点手艺。我就回去了。
有一阵子,日子顺当多了。凯默拿下了新泽西的合同。我为这活儿设计了一台铜板印刷机——美洲有史以来第一台。纸币上的花纹和安全标记,也是我亲手刻的。
我们一起去了伯灵顿,我把整桩活干得漂漂亮亮。凯默靠这笔钱,让摇摇欲坠的生意又撑了好一阵子。
在伯灵顿那阵子,我结识了当地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议会派了好几位监督员来盯着印刷,防止纸币超发。他们轮流陪我们,通常还会带一两个朋友来。
我读的书比凯默多得多,说起话来似乎更对他们的胃口。他们请我上家里做客,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待我十分客气。凯默虽是印刷所的大老板,反倒常常被晾在一边。
这人实在古怪:对人情世故几乎一窍不通,专爱跟常理抬杠,邋里邋遢,满脑子宗教热忱,还有点儿不老实。
我们在伯灵顿待了将近三个月。到离开时,艾伦法官、省务秘书塞缪尔·巴斯蒂尔、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珀、史密斯家好几位议员,还有测量总监艾萨克·德科,都成了我的新朋友。
德科是个精明干练的老头。他跟我讲了自己的发家史。
"我年轻的时候,是给砖匠推泥巴的。"他说,"直到成年才学会写字。后来我跟着测量员干,替他们扛测链。他们教会了我测量。靠着一股子苦干,我攒下了一份像样的家业。"
他看着我,又说:"我看呐,你很快就能把凯默挤垮,在费城自己发一笔财。"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正暗地里盘算着开自己的印刷所。
这些交情后来帮了我大忙,我也时常能回报他们。我们做了一辈子的朋友。
在讲我怎么发家之前,我得先交代一下我当时对宗教和道德的看法。
父母从小对我进行宗教教育,把我养成了公理会虔诚的信徒。可到将近十五岁时,我开始怀疑许多宗教观念。我读的书彼此打架,那些争论让我动摇了对原有教义的信念。到后来,连"天启"我也怀疑起来了。
有几本攻击自然神论的书落到了我手里,据说是博伊尔讲座的布道词结集。讽刺的是,这些书起了跟作者初衷完全相反的作用——它们引述自然神论者的论点来反驳,可在我看来,那些论点的说服力,比反驳它们的话强多了。
没过多久,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我还劝动了好几个人一起信,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可后来,这两个人都毫无愧疚地亏待了我。我又想起基思——另一个自由思想者——是怎么待我的,再想想我自己是怎么对待弗农和里德小姐的。
这些回忆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开始怀疑:我的那套哲学,就算是对的,真有用吗?
早些年,我写过一本小册子,中心思想是:既然上帝无限智慧、无限仁慈、无限全能,那么世间万物必定都是对的;所谓善恶,其实是空洞的区分——在这样一位上帝统治的世界里,什么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错"。当时我还觉得这套说法高明得很。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
我怀疑自己的推理里藏着某个错误,而我一直没发现。复杂的哲学论证,一个不起眼的小错,就能带偏后面所有的结论。
我越来越确信:真诚、守信、诚实待人,是幸福生活的根本。
于是我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整套决心,许诺自己这辈子都要践行这些品质。
我依然不把"天启"当作权威。但我开始想:有些行为被宗教禁止,也许并不只是因为上帝说"不许",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会伤害我们;同样,有些行为被要求,也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对我们有好处。
这个信念——再加上我能说的只有"天意"二字:护佑的灵、好运气,或者几样加在一起——护着我平安度过了青年时代一段凶险的日子。
那时我常常身在异乡,远离父亲的管教。可尽管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从没故意干过什么严重的缺德事或不义之事。我说"故意",是因为我干过的一些错事,有一半是年少无知、经验不足,再加上别人的欺骗给逼出来的。
就这样,我带着一份还算体面的名声走进了成年。我懂得名声的价值,也打定主意要守住它。
回到费城没多久,我们从伦敦订的新铅字到货了。
我们跟凯默结清了账,在他还没听说货已运到之前,就辞了工。
我们在市场附近租了间房子,租金一年只要二十四镑——后来这同一间房子,我眼见过它涨到七十镑一年。
为了省钱,我们招了玻璃匠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合住。他们分担大半房租,伙食搭在一起。
铅字刚拆开、印刷机刚架好,我的熟人乔治·豪斯就领着一个乡下人上门了——是他在街上碰见的,那人正找印刷师傅。
这时候,我们的钱几乎全砸在设备和材料上了。那人付的五先令,是我们这新买卖挣的第一笔钱。因为它来得正是时候,我拿到手时的高兴劲儿,比后来挣到任何一笔大钱都强。
我因此对乔治·豪斯感激不尽。打那以后,我也更愿意帮衬那些刚起步创业的年轻人。
哪个国家都有专门唱衰的人。费城也有一个。
此人名叫塞缪尔·米克尔,上了年纪,衣着体面,说话一本正经。
一天,他停在我店门口,问是不是我这个小年轻新开了印刷所。我说是。他立刻说替我惋惜:
"这行当太烧钱了,你投进去的每一分钱都会打水漂。费城正在衰败,这里的人差不多都要破产了。"
我说,城市明明在扩张,新楼一栋栋起来,房租在涨啊。
他摇摇头:"别被表象骗了。这些恰恰是形势糟糕的征兆。"
然后他给我列了一长串已经发生、或他笃定马上就会发生的灾祸,说得我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要是开张前就认识这位老兄,我可能压根不会创业。
可这位米克尔先生,就在这座"行将灭亡"的城里又住了很多年。他天天预言这座城市要完蛋,自己坚决不买房,坚信一切随时会崩塌。
最后,我很痛快地看到:他买下了一套房子,价钱是他开始唱衰那会儿的五倍。
前一年秋天,我还把大部分有见识的朋友聚到一起,办了个互助切磋的俱乐部,取名"俊托社"。每周五晚上聚会。章程是我写的。
每个成员每次要带一个或多个问题来讨论,话题涉及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每三个月,每人还要写一篇自选题目的小论文当众宣读。
讨论由会长主持。我们约定真心求索真理,而不是为了争赢而辩论。到后来,连"绝对肯定"的语气和当面抬杠都被禁了,违者罚款。
最早的成员里有:
约瑟夫·布兰特尔,替人抄法律文书的文书。为人友善,脾气好,是个中年人了,酷爱诗歌,逮着什么读什么,自己也能写几笔像样的诗。手还巧,什么小活儿都会干,聊起天来很有趣。
托马斯·戈弗雷,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天分极高,后来发明了如今所说的"哈德利象限仪"。可除了数学,他懂的很少。这人不好相处——他说什么都要精确到字眼,总在纠正别人、抬杠抠字眼、打断谈话。他很快就退了社。
尼古拉斯·斯卡尔,测量员,后来当了测量总监。爱书,偶尔写写诗。
威廉·帕森斯,本是鞋匠出身。因为爱读书,自学了不少数学。起初学数学是为了研究占星术,后来他反倒笑话自己当年的迷信。他后来也当了测量总监。
威廉·莫格里奇,木匠,一流的机械好手。务实、聪明、明事理。
休·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乔治·韦伯,前面说过了。
罗伯特·格雷斯,年轻绅士,手头有些钱。慷慨、活泼、风趣,爱玩文字游戏,对朋友忠心耿耿。
威廉·科尔曼,当时是商人的职员,年纪跟我差不多。他是我见过头脑最冷静清晰的人之一,也是最善良诚实的人之一。他后来成了受人敬重的富商,还当过省里的法官。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四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俊托社本身也几乎存续了这么久,成了本省最好的哲学、道德和政治学堂之一。因为讨论题要提前交,人人都得认真读书准备;我们还学会了怎么把话说得有分寸。社里的规矩专门防止争论变成人身攻击,这大概也是它能长命百岁的原因之一。
我提俊托社,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意功劳很大。每个成员都尽力给店里拉客户。布兰特尔尤其给力,从贵格会那里揽来一大笔印刷合同——替他们印四十印张的教史,其余部分归凯默印。
价钱压得很低,我们只能拼命干。那是本大开本的厚书,正文用大号字,注释用小号字。我每天排一印张,梅雷迪斯管印刷机。我常常干到晚上十一点,有时候更晚,才把第二天的版排完。零碎的小活不时来捣乱,但我铁了心:每天必须排完一整印张。
有一晚,我排完版,以为当天终于收工了。结果一块版意外散了,两页被毁,得整个重排。我立刻把铅字分回去,重新排那两页,干完才上床睡觉。
街坊们把我们的辛苦看在眼里,口碑就这样一点点攒了起来。
后来我听说,有个商人的晚间俱乐部里,有人提起我们这家新印刷所。多数商人断定我们会倒闭——费城毕竟已经有凯默和布拉德福德两家印厂了。可贝尔德医生不这么看。
"我这辈子没见过比富兰克林更拼的人。"他说,"我晚上离开俱乐部时,他还在干活;街坊们还没起床,他又开工了。"
他的话镇住了在场的人。不久,就有一位商人主动提出给我们供货文具。我们还没准备好开铺子卖货,就婉拒了。
我这样大谈自己的勤奋,听起来像自夸。我说这些,是想让读到这里的儿孙们明白:勤恳是多么值钱的东西。它的回报,贯穿了我的一生。
差不多同时,乔治·韦伯找到一个肯借钱给他的女人,帮他赎回了剩下的卖身契。他来找我们,想当个帮工。我们的活不够分。
可我当时犯了个傻,把秘密告诉了他。
"我打算不久后办一份报纸。"我说,"到时候,兴许有活儿给你。"我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事能成。
那时费城只有布拉德福德一家报纸,写得很烂,经营得也差,还不好看。可布拉德福德照样挣钱。
"所以,"我跟韦伯说,"烂报纸都能挣钱,好报纸只会挣得更多。"
我让他别告诉任何人。
他转头就告诉了凯默。
凯默立刻决定抢先一步,宣布要办他自己的报纸,还打算雇韦伯。
我气坏了。
既然一时办不了自己的报纸,我就换了个法子反击:化名"大忙人",给布拉德福德的报纸写娱乐性文章。布兰特尔接着又写了好几个月。这些文章把公众的注意力都引到了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上。同时,我们变着法子取笑凯默的办报计划,搞得大家对他的报纸兴致全无。
凯默还是把报纸办了起来。撑了大约九个月,订阅者从没超过九十人。最后,他几乎白送似的要把报纸卖给我。我早就想办报了,立刻接手。
没过几年,这份报纸就给我赚了大钱。
我注意到,我总用"我"来称呼自己,尽管那时候梅雷迪斯还是我的合伙人。
原因很简单:实际上,生意的担子几乎全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梅雷迪斯排不了字,印刷机也开得稀烂,还难得有清醒的时候。朋友们都替我捏把汗,担心我跟他的合伙,可我也只能先把局面撑住。
我们的报纸头几期,跟本省印过的任何东西都长得不一样——铅字更好,排版更仔细。
后来,我针对伯内特总督与马萨诸塞议会之间的一场政治争端,写了几篇措辞犀利的评论。这些文章引起了大人物的注意。几个星期内,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我们的订户。别人跟着效仿,订户名单越来越长。
会写文章,给我们带来了一大好处。另一个好处是:有头有脸的人看在眼里——这份报纸背后的人,既会印,又会写。他们就有了支持我的理由。
布拉德福德还包揽着议会投票记录、法律和其他官方文件。他最近印了一份众议院呈给总督的答词,印得又糙又马虎,我们决定重印一版。
我们印出一份干净、漂亮、准确的版本,给每位议员送了一份。他们立刻看出了差别。
议会里的朋友对我们的支持更上心了。第二年,官方印刷的差事就落到了我们头上。
这些朋友里有汉密尔顿先生,前面提过。他刚从英国回来,进了议会。在这件事上他全力挺我,后来也一次次帮我,直到去世。
差不多这时候,弗农先生提起了我欠他的那笔钱。他没逼我。我给他写了封坦诚的信,承认这笔债,请他再宽限些时日。他答应了。
钱一凑够,我立刻连本带利还清,诚恳地道了谢。就这样,我把年轻时的一桩错事,一笔勾销了。
可另一件麻烦事冒了出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梅雷迪斯的父亲本该拿出开印刷所的钱。他已经付了一百镑,可剩下的那一百镑,他拿不出来了。商人等得不耐烦,把我们告上了法庭。
我们交了保释金,可心里明白:要是短期内凑不出钱,法院就会下判决,那我们整个前程就完了——印刷机和铅字都得变卖抵债,估摸着只能卖到一半的价钱。
就在这当口,两位真正的朋友分别来找我,彼此都不知道对方也在帮忙,也都是不请自来。
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各自提出愿意借给我足够的钱,让我把整盘生意独自接下来。
但他们俩有个共同的顾虑:不愿看着我继续跟梅雷迪斯合伙。他们好几次看见梅雷迪斯醉醺醺地在大街上晃荡,在廉价酒馆里赌钱,觉得他的做派在败坏我们的名声。
我说,只要梅雷迪斯家里还有一线可能履行协议,我就不能丢下他。他们家为我做的一切、将来可能做的,我都记着这份情。
"可要是他们最终食言,"我说,"合伙非散不可,那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你们的帮助了。"
这事悬了一阵子。
后来,我找梅雷迪斯谈了谈。
"也许你父亲是对你掺和这桩生意不满意。"我说,"要是你单干,他兴许愿意出钱;要是跟我合伙,就不乐意了。要真是这样,你跟我说,我把整盘生意都给你,我自己另找活路。"
"不。"梅雷迪斯回答,"我父亲确实失望了,也确实拿不出钱了。我也不想再给他添压力。"
"我看明白了,我不是做这行的料。我从小是个庄稼汉,三十岁跑到城里,从头学一门新手艺,本来就是犯傻。好多威尔士人都往北卡罗来纳迁,那边的地便宜。我打算跟着去,回去种地。"
"你应该能找到愿意帮你的朋友。要是你肯接下公司的债务,把我父亲付过的那一百镑还给他,替我还清我个人的零碎欠账,再给我三十镑和一付新马鞍,我就放弃合伙的份额,把整盘生意都留给你。"
我答应了。
我们当场立下字据,签字画押。我如数给了他要求的每一样东西。
不久,他就动身去了北卡罗来纳。第二年,他给我来了两封长信,介绍当地的风土:气候、土壤、农事,样样齐全——那是当时关于北卡罗来纳最翔实的资料。梅雷迪斯在这些事情上是个行家。我把信登在报纸上,读者反响热烈。
他一走,我就回去找科尔曼和格雷斯。我不想厚此薄彼,就各取了他们愿意借的一半。靠着这笔钱,我偿清了公司全部债务,然后以我一个人的名义继续经营,宣布合伙关系解除。
那大约是1729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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