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英国: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新上任的总督丹尼先生,把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给我的那枚奖章带来了。就是之前我提过的那枚。市政厅为他办欢迎晚宴那天,他当众把奖章交到我手里,还热情地说了不少敬重我的话,说早就听闻过我的为人。
宴席散了以后,大家照老规矩留下来喝酒。他却悄悄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
“富兰克林先生,”他对我说,“我在英国的朋友们都劝我,一定要跟你成为知己。他们说,你是最能给我出主意、帮我治理好这片地方的人。”
“我希望咱们能彼此信任,”他接着说,“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尽管放心,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他还长篇大论地讲起业主们对宾夕法尼亚的好意。
“业主和人民之间这场拖了太久的争端,要是能就此了结,对大家都好,对你尤其好。”他说,“我听说,促成和解这件事,没有谁比你更有本事。你尽管放心,你的功劳一定会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
别的宾客见我俩一直没回席,派人送来了一瓶马德拉酒。总督喝得痛快,许诺和开价也越来越大方。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
“谢天谢地,以我现在的处境,根本不需要业主们施什么恩惠。再说,我是议会议员,也不能接受这种恩惠。”
“不过,我对业主本人并没有私人恩怨,”我接着说,“只要他提出的措施确实对人民有利,没有人会比我更卖力地支持。”
“我以前反对他,只有一个原因:他要我们接受的措施,摆明了是拿人民的利益去保全他自己的利益。”
“谢谢你对我说的这些话,总督先生。你也可以放心,我会竭尽所能,让你的任期尽可能顺当。”
“我只希望,你没像你的前任那样,带着那些让人头疼的指示来上任。”
当时,总督没有解释什么。
可后来他一跟议会打交道,那些指示就又冒出来了。旧日的争端立刻卷土重来,我也照旧积极地反对。我起草了议会索取总督指示副本的请求书,后来又起草了议会针对这些指示的评述。这两份文件,当时的档案里都有记录,也收进了我后来出版的《历史评论》。
不过,这些事并没有在我和总督之间结下私怨。我们仍然经常见面。
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的人,谈吐风趣,跟他聊天很愉快。他还是头一个告诉我老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的人。
“拉尔夫如今被认为是英国最出色的政论作家之一,”他告诉我,“他卷进了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端,现在每年领三百英镑的养老金。”
“不过,作为诗人,他的名声就差得远了。蒲柏在《愚人记》里把他的诗狠狠嘲讽了一通。但他的散文,公认不比任何人差。”
议会后来终于看清:业主们铁了心要让自己的代理人受那些指示的约束,而那些指示不但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也损害了王室的利益。于是议会决定向国王请愿,反对这些指示,并任命我为代理人,前往英国呈递和辩护这份请愿书。
与此同时,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拨出六万英镑供国王使用,其中一万英镑交由劳登将军支配。丹尼总督断然拒绝批准,因为业主给他的指示不许他这么做。
我原本已经和纽约邮船的莫里斯船长约好了船,行李也都装上了船。就在这时,劳登勋爵到了费城。
他告诉我,他专程赶来,就是想调解总督和议会之间的争端,免得国王的大事被他们的争执耽误。他请我和总督去见他,好听听双方的说法。
我们见了面,当面谈了这件事。我把支持议会的所有论据都摆了出来,就是我在公开文件和议会记录里写过的那套。总督则拿他的指示为自己辩护。
“我被这些指示捆住了手脚,”他说,“我甚至立过誓约要服从它们。一旦违反,我就完了。”
不过,他似乎也愿意冒这个险——只要劳登勋爵肯给他这个建议。
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几乎说服了劳登勋爵给出这个建议。但他没有。
他反而劝议会让步,还私下找我做工作。
“你出面劝劝议会吧,”他说,“你们前线需要保卫的时候,国王的军队我不会吝惜。可你们要是不继续为自己的防务出力,你们的百姓就只能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我把一切都如实报告给了议会,还交给他们一套我拟好的决议。决议写得很明白:我们仍然主张自己的权利,绝不放弃,只是迫于眼下的压力,这一次暂时搁置行使这些权利,并且正式抗议这种压力。
最终,议会同意放弃原来的法案,另拟一份遵循业主指示的新法案。丹尼总督批准了。
我终于可以动身了。
可惜的是,到那时,邮船已经载着我的行李开走了,让我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我唯一的补偿,是劳登勋爵对我服务的感谢——而调解争端的功劳,几乎全记在了他头上。
劳登勋爵比我先去了纽约。邮船的启程时间由他控制,当时港里还停着两艘邮船,我便问他其中一艘确切什么时候开,免得误船。
“我已经宣布,下周六开船。”他告诉我,“不过私下里跟你说,只要你周一早上赶到,就还来得及。可千万别拖过那个时候。”
因为渡口出了点意外,我直到周一中午才到纽约。我担心船已经开了,何况那天风又顺。可很快我就听说,船还在港里。
“它明天才走。”有人告诉我。
我以为这下肯定能去欧洲了。可我对劳登勋爵这个人,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优柔寡断,是他最突出的性格。我举几个例子。
我四月初到的纽约,可直到六月底我们才真正开船。两艘邮船已经在港里停了好些日子,就等着将军的信。每天都说信“明天”就能好。接着又来了一艘邮船,也被扣下了。等我们终于开船之前,第四艘也快到了。我们这艘之所以先走,只因为它等得最久。
所有船上都挤满了乘客。有些人急得不行,一心要离开。商人们越来越焦心,惦记着他们的信件,还有为秋货下的保险——何况当时还在打仗。可他们的着急统统不算数,劳登勋爵的信就是没写好。
偏偏每个去见他的人,都看见他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笔。自然,大家都以为他一定在写海量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我去向他请安,在前厅遇见一个从费城来的信使,叫英尼斯。他奉急令前来,给将军送丹尼总督的一个邮包,顺便把我费城朋友们的几封信转交给我。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住在哪儿,想托他带几封信走。
“我接到命令,明天早上九点来取将军给总督的回信,”他说,“一拿到信,我就动身。”
当天我就把信交给了他。两个星期后,我碰巧又在同一个地方遇见他。
“咦,英尼斯,你已经回来了?”
“回来?没有,先生。我压根儿还没走成。”
“怎么会这样?”
“这两个星期,我每天早晨都按命令到这儿来,等勋爵大人的信。可到现在还没写好。”
“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将军可是个大作家,我老看见他坐在书桌前。”
“是啊,”英尼斯回答,“可他就像招牌上的圣乔治——永远骑在马上,可哪儿也不去。”
这个信使的笑话,说得再准不过了。
后来我在英国听说,皮特先生罢免劳登勋爵、换上阿默斯特将军和沃尔夫将军,原因之一正是这个。大臣几乎收不到劳登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们一天天等下去,三艘邮船终于都开到桑迪胡克,去和舰队会合。乘客们觉得还是先上船等着最稳妥,怕将军突然下令开船,把他们扔在岸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那儿待了大约六个星期,补给吃光了,只好又买了一批。
舰队终于启航。将军和他的全部军队都在船上,目标是路易斯堡,打算围攻并拿下那座要塞。邮船奉命跟着将军的座舰,好随时接收他的急件。我们跟着舰队走了五天,才终于收到一封信,获准离开。我们的船这才脱离舰队,驶向英国。
另外两艘邮船还扣着。劳登勋爵带着它们去了哈利法克斯,在那儿待了一阵子,用假想的堡垒搞演习、操练士兵,然后又改了主意,不去打路易斯堡了,带着全部军队——连同那两艘邮船和船上的所有乘客——回了纽约。
他离开期间,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攻下了前线的乔治堡。要塞投降后,印第安人屠杀了大批守军。
后来在伦敦,我遇见了博内尔船长,他指挥过其中一艘被扣的邮船。他告诉我,船被扣了一个月后,他禀报劳登勋爵,说船底污损得厉害,再也跑不出邮船该有的速度,请求准许清理船底。
“要多久?”将军问。
“三天。”博内尔回答。
“你要是能一天干完,我就准你,”将军说,“否则免谈。你后天一定要开船。”
博内尔始终没拿到准许。相反,他的船就这么一天天扣下去,又整整扣了三个月。
我还在伦敦遇见了博内尔船上的一个乘客。他对劳登勋爵恨得咬牙切齿——把他扣在纽约那么久,又带他绕到哈利法克斯,最后又带回纽约。他发誓要起诉将军索赔。后来他到底告没告,我不知道。但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生意损失惨重。
这整件事让我纳闷:这样的人,怎么会被托付去统帅一支大军?
不过,后来我见了更多世面,弄明白了政府职位是怎么弄到手的——以及为什么有时会被随便送出去——就不那么吃惊了。
布拉多克将军阵亡后,由雪莉将军接管了军队。依我看,要是雪莉一直统领下去,1757年那场仗,他一定会比劳登勋爵打得好得多。劳登的战役毫无意义、花费惊人,还让英国丢尽了脸。
雪莉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人,但他聪明务实,肯虚心听取好建议,能制定出周密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能雷厉风行地执行。
劳登恰恰相反。他手握重兵,却不用来保卫殖民地,反倒闲坐在哈利法克斯,任由我们的前线暴露在敌人面前。乔治堡就是这么丢的。他还下令长期禁运粮食出口,把我们的商人搅得苦不堪言、贸易大受打击。他声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敌人搞到补给,但很多人怀疑,他的真实目的是逼着给军队供货的承包商降价——甚至怀疑他自己就在这些承包商的利润里掺了一脚。禁运终于解除时,命令又没及时送到查尔斯顿,结果卡罗来纳的船队被困了将近三个月,船蛆把船底蛀得一塌糊涂,很多船在返航途中就沉了。
我相信,雪莉将军被免去统兵的重任时,心里是真的松了一口气。
劳登勋爵接任时,纽约市为他办了一场晚宴,我也在场。雪莉也在——尽管劳登顶替了他的位置。席上有军官、市民,还有各地来的客人。有些椅子是从附近人家借来的,其中一把特别矮,偏偏分给了雪莉。我坐在他旁边,注意到了这把椅子。
“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矮了。”我说。
“不要紧,富兰克林先生,”他回答,“我觉得矮椅子最舒服。”
我在纽约滞留期间,终于收齐了垫付给布拉多克将军部队的全部账目——有些账目拖了很久,因为我雇了好几个人帮忙办这些事。我把账目呈给劳登勋爵,请他付清欠款。他让专管的官员核账,那位官员逐项对照凭证,仔细核验,确认一切无误。
劳登勋爵答应给我一张军队军需官的付款凭证,可他一拖再拖。每次我去见他,他都有理由再拖一次。最后,就在我动身前,他说他重新考虑了这件事。
“我决定不把你的账目和我前任们的混在一起,”他说,“你到了英国,直接把账目呈给财政部,他们会立刻付给你。”
我说,被他扣在纽约这么久,我已经平白添了一大笔开销,请求立即付款;我还指出,我办事从来没要过一分佣金,现在还要为这笔钱再费周折、再受拖延,实在不公平。
“哦,先生,”他回答,“你别指望我们相信你在这件事上一分钱没捞。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凡是给军队供货的人,总会想法子往自己口袋里装钱。”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那种人,”我说,“我一个子儿也没多拿。”
他显然不信。而事实上,我后来确实听说,有人靠给军队供货发了大财。至于欠我的那笔钱,我至今一分也没收到——这件事,后面我还会再提。
开船之前,我们的船长还得意洋洋地吹嘘他的船有多快。可惜一到海上,她成了整支舰队九十六艘船里最慢的一艘,船长窘迫极了。琢磨了各种可能的原因之后,我们碰巧驶近另一艘几乎一样慢的船——可连那艘船都在一点点地超过我们。
船长最后下令:所有人都挪到船尾去。连乘客算上,一共四十来个人,都尽量挤到旗杆附近站着。这么一来,船果然快了起来,没过多久就把那艘船远远甩在身后。
船长的判断没错:我们这艘船是船头载重太多,所有水桶都堆在前舱。他下令把它们往后挪。挪完之后,船就找回了名声,成了舰队里最快的船。船长声称,她一度跑出过十三节的速度,也就是每小时十三英里。
船上有个乘客叫肯尼迪,是皇家海军的船长。他坚决不信。
“不可能,”他说,“从来没哪艘船跑过这么快。一定是测程绳量错了,要么就是抛测程仪的时候出了差错。”
两位船长打了赌,说好下次风够大的时候见分晓。肯尼迪仔细检查了测程绳,没发现毛病,便决定亲自抛一次。几天后,风又大又顺,我们的邮船船长勒特威奇说,他相信船这会儿正跑出十三节。肯尼迪亲自测了一次,测完之后,承认自己赌输了。
这段经历让我想到造船业里一个更大的问题。
人们早就注意到:一艘新船到底快不快,不实际开出去试试,根本没法知道。有时候,一艘新船完全照着某艘出了名快的船的模型来造,可造出来却慢得出奇。
我觉得,这有一部分要归因于水手们对装货、配帆、操船各有各的看法。每个船长都有自己的那套,同一艘船,遇上不同的船长装货、操船,可能快得多,也可能慢得多。
还有一个问题:造船的人,很少是给船配帆具的人;配帆具的人,也很少是装货操船的人。一个人造船体,另一个人装帆具,第三个人决定怎么装货、怎么开——他们谁也不知道另外两个人知道的事,自然没法把大家的经验合起来,做出最好的判断。
就算船已经在海上,我也经常注意到,不同值班的军官会做不同的决定:风可能一模一样,可这个军官把帆收紧些,那个军官又放松些,看上去常常没什么可靠章法。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通过仔细的实验来改进。首先确定船体最理想的形状,然后确定桅杆最理想的尺寸和位置,接着研究不同风力下帆最理想的形状、大小和布置,最后确定货物最理想的分配方式。
这是个讲究实验的时代。我相信,只要认真组织一系列实验、把结果综合起来,会非常有用。我有把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聪明的哲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希望他能成功。
航行途中,我们被追赶了好几次,可我们比所有追我们的船都快。出海三十天后,我们测到了水深,做了次准确的观测。船长相信我们离法尔茅斯已经非常近了——要是夜里走得顺,早上就能到港口入口。夜里航行,我们还指望躲开常在英吉利海峡入口一带游弋的敌方私掠船,于是把能挂的帆全挂上了。
风又大又顺,我们正对着风向全速飞驰。船长做完观测,定下航向,相信我们能安全地从锡利群岛西侧绕过去。
但有时,一股强劲的水流会把船卷进圣乔治海峡。这股水流出了名地会骗人——当年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那支舰队的覆灭,八成就是它干的。我相信,我们的麻烦也是它造成的。
我们派了个瞭望员站在船头,军官们一遍遍地喊他:“密切注意前方!”
“是,是!”他每次都这么答应。
可他八成是半睡半醒、眼睛都闭着,也许是条件反射似的答应。他没能看见正前方的一盏灯——帆把灯光挡住了,掌舵的人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看见。
这时,船突然偏了一下,灯光露了出来,全船顿时警报四起,乱成一团。那盏灯在我看来大得吓人,几乎像车轮一样。当时是午夜,我们的船长睡得正香,肯尼迪船长立刻冲上甲板,看清了危险,下令满帆调头。
这是个危险的机动,搞不好会折断桅杆,但它带着我们安全地躲开了险境——我们刚才正笔直地朝灯塔所在的那片礁石撞过去,差一点点就船毁人亡。
那次经历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白灯塔的价值。我暗下决心:要是能平安回到美洲,一定要尽力推动那里多建灯塔。
到了早上,水深测量显示,我们离目的地已经非常近了,但一片浓雾笼罩着陆地。九点左右,雾开始散去,像是一幅幕布从水面上揭开。忽然间,我们看到幕布下面,是法尔茅斯镇、港里的船只,还有四周的田野。
那景象美极了。我们这么久以来只看过空荡荡的大海,乍一见陆地,心里那份欢喜简直无法形容——更何况,我们终于摆脱了战争带来的危险和恐惧。
我立刻带着儿子动身去伦敦,路上顺道看了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还参观了彭布罗克勋爵在威尔顿的府邸和花园,看了他收藏的那批精美的古董。
我们于1757年7月27日抵达伦敦。安顿好查尔斯先生给我安排的住处,我就去见福瑟吉尔医生——他极力推荐我,也一直在指点我该怎么行事。他认为我不该急着向政府告状,相反,应该先去见业主本人。也许,有些私交不错的朋友能说服他们和平解决争端。
随后我去拜访老朋友、老通信人彼得·科林森先生。他告诉我,弗吉尼亚的大商人约翰·汉伯里问过他,我一到就通知他。
“他想带你去见格兰维尔勋爵,”科林森说,“勋爵是枢密院院长,想尽快见你。”
我答应第二天早上跟他去。汉伯里先生坐着马车来接我,把我送到格兰维尔勋爵府上。勋爵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问了几句美洲的情况之后,说:
“你们美洲人对你们的宪政体制,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你们说,国王给总督们的指示不是法律,想听就听,不想听可以不理。可这些指示,跟给一个出国公干的部长的私人交代不是一回事——它们先由精通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由枢密院审查、讨论,也许还要修改,之后由国王签署。就你们而言,它们就是国家的法律。国王,就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听了很吃惊。
“大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说法。根据我们的特许状,我向来以为,我们的法律应该由我们自己的议会来制定。它们确实要呈请国王批准,但国王一旦批准,就不能再废除或更改。正如议会不经国王批准就不能制定永久性法律,国王不经我们议会同意,也不能替我们立法。”
格兰维尔勋爵一口咬定我完全错了。我不信他的话,可他的话让我心里很不安,忍不住琢磨:这难道真是英国政府的态度?
一回到住处,我就把他说的话原原本本记了下来。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内阁在议会提出的一项法案里,有一条条款想把国王的指示变成殖民地的法律,结果被下议院否决了。当时,我们把他们当成自由的保卫者来敬仰。但1765年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后来让我想到了一种更阴暗的解释:也许,他们当初不让国王拥有那种权力,是因为他们想把这权力留给自己。
几天后,福瑟吉尔医生和业主们谈了谈。他们终于同意在托马斯·潘先生位于春园的家里和我见面。
起初,双方客客气气,都说愿意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可“合理”二字,恐怕双方各有各的理解。然后我们开始谈具体的申诉:我陈述了议会的立场,业主们尽力为自己辩护,我为议会辩护。
双方的差距很快显露出来,大到几乎看不到任何达成一致的希望。不过,我们还是商定:我把申诉写成书面材料,他们答应考虑。
没过多久,我就把材料准备好了。可他们并没有自己考虑,而是把材料交给了他们的律师费迪南德·约翰·帕里斯。帕里斯在他们和马里兰业主巴尔的摩勋爵那场打了七十年的官司里,一直替他们处理法律事务;议会和他们争论时的文件和公文,也都是帕里斯写的。
他是个骄傲又易怒的人。我以前在议会的答复里批评过他的公文——那些东西论证薄弱、措辞傲慢——所以他对我恨之入骨,每次见面,敌意都写在脸上。
业主们提议让帕里斯和我私下谈这些申诉。我拒绝了:我只和业主本人打交道,不和帕里斯谈。
他们于是听了帕里斯的主意,把我的材料送给正副检察长,请他们出具法律意见。材料在他们手里一放就是将近一年——整整十一个月零二十三天,我一再找业主们要答复,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一样:“正副检察长的意见,我们还没收到。”
那份意见最终到底是什么,我始终没看到。他们从没给我看过。
相反,他们给议会发了一封长长的公文,由帕里斯执笔并署名。公文把我的申诉复述了一遍,指责我没有使用正规的公文格式,还说这种疏忽是一种失礼;接着,它对业主的行为做了个软绵绵的辩护;最后,它说,只要议会派一位“光明磊落的人”来和他们谈,他们愿意了结此事——这分明是在暗示,我不是那样的人。
他们抱怨的所谓“失礼”,大概很简单:我写申诉书时,没有用他们完整的正式头衔——“宾夕法尼亚省真正的、绝对的业主”。我省略这些头衔,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这份材料的用途,只是把我在谈话里说过的话写成书面形式罢了。
可就在业主们拖延答复的时候,议会办成了一件重要得多的事:他们说动了丹尼总督,批准了一项法律,对业主的地产,按普通人财产的同样方式征税——这正是双方争端的核心问题。议会既然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也就懒得再答复业主的那封公文了。
不过,新法律到了英国,业主们便铁了心要阻止国王批准它。他们听从帕里斯的建议,向国王和枢密院请愿,听证会也安排了。业主们雇了两名律师反对这项法律,我雇了两名律师为它辩护。
对方的论点是:这项法律的设计,就是要把不公平的税负压到业主的地产上,同时保全普通市民的财产;如果法律继续有效,本来就不受人民欢迎的业主们,只能任税务评估员宰割,迟早破产。
我们驳斥了这种说法。这项法律没有这种用心,也不会有这种后果。评估员都是诚实负责的人,宣过誓要公平评估财产;就算他们把自己的税压低一点、把业主的税抬高一点能捞到点小便宜,那点便宜也远远不足以让他们昧着良心作伪证。
我们还着重强调了法律被废除的后果:议会已经印了十万英镑纸币,用于国王的事务,这些钱如今正在人民中间流通;如果法律被废除,这些钱的价值就会化为乌有,让许多人蒙受惨重损失,也会让议会再也不敢给王室大笔拨款。我们论证说,业主们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仅仅是因为他们毫无道理地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课以重税。
听证期间,曼斯菲尔德勋爵——他本人就是位大律师——站起来,示意我跟他走进书记员室。
“富兰克林先生,”他问我,“你真的相信,在这项法律之下,业主的地产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吗?”
“当然相信,”我回答,“我完全有把握,它会得到公平对待。”
“那你应该不反对签一份正式的协议,为这件事作保吧。”
“完全不反对。”
曼斯菲尔德勋爵随即把帕里斯叫进了房间。商量一番之后,双方都接受了他的提议。枢密院书记官起草了一份书面协议,我和查尔斯先生——宾夕法尼亚日常事务的另一个代理人——一起签了字。曼斯菲尔德勋爵随后回到枢密院议事厅,法律终于获准生效。
枢密院确实建议做几处修改,我们同意这些修改将来通过另一项法律来完成,但议会认为没这个必要。枢密院的命令送达之前,一年的税已经收完了。议会于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评估员们征税是否公平——委员会里安插了好几位业主的密友。经过彻底调查,委员会每个成员都在报告上签了名,说税收评估得完全公平。
议会认为,我和曼斯菲尔德勋爵达成的协议,是对全省的一大贡献,因为它保住了已经在宾夕法尼亚流通的纸币的价值。我回国后,议会正式向我道了谢。
业主们则对丹尼总督批准那项法律暴跳如雷:他们撤了他的职,还扬言要起诉他违背了自己宣誓遵守的指示。但丹尼总督是应劳登将军的请求行事,而且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王效力;他在朝廷里也有靠得住的朋友,所以根本没把业主们的威胁当回事。最终,业主们也没真的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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