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只剩一个荷兰盾,我踏进了费城
到那时,我想去海上的念头,总算彻底熄了。 要是没熄,我大概还在追那个梦。
我有一门手艺。 我自认是个不错的印刷工。 所以我决定去找活儿干。
我去见了本地那个印刷师傅。 他叫威廉·布拉德福德,是个老头。 他曾经是宾夕法尼亚第一个印刷工。 后来因为跟乔治·基思闹翻了,才搬走。
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份活儿。
他摇了摇头。
“恐怕不行。”他说,“这儿活儿本来就不多,我手下的人已经够用了。”
他想了想,又说: “不过我儿子在费城。他手下最能干的工人阿奎拉·罗斯,最近死了。你要是去那儿,我儿子兴许能雇你。”
费城离这儿还有一百英里。 可我还是决定去。
我搭了一条去安博伊的小船。 我的箱子和衣服都留在后头,只能走海路跟着来。
船刚过海湾,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就砸了下来。 帆又旧又烂,风一扯就碎了。 我们进不了基尔水道,只能被风暴一路推向长岛。
船上有个喝得醉醺醺的荷兰人。 忽然,他一个趔趄,掉进了海里。
有那么一会儿,他整个人都没进水里,不见了。
我伸手下去,一把抓住他的光头,把他拽了上来。 我们连拖带拉,总算把他弄回了船上。
冷水让他清醒了一点。 他躺下就睡。 睡着之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
“能不能帮我把这本书弄干?”他问。
我接过书一看,吃了一惊。 这是我从前最爱看的一本——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语印的。 装帧漂亮极了,纸张上乘,还有铜版插图。 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本书印得这么好,哪怕是英文原版都比不上。
这本书让我想起班扬身上一直让我佩服的一点。 他是我认识的作家里,最早把叙述和对话混着写的。 这种写法特别抓人。 写到最精彩的场面时,读者简直觉得自己就站在人物中间,听他们说话。
后来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这些书里,也用了同样的写法,很成功。 塞缪尔·理查森在《帕梅拉》里也一样。
等我们终于到了长岛,才发现岸边根本没处靠。 大浪一下一下拍在石滩上,凶得很。
我们下了锚,让船顺着浪往岸边晃。 岸上来了几个人,走到水边。 我们朝他们喊。 他们也朝我们喊。 可风太大,浪太响,谁也没听清谁在说什么。
我们看见岸上有几条独木舟。 我们挥手,喊他们划过来接我们。 他们要么没明白我们的意思,要么觉得太危险。 最后,他们走了。
天快黑了。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风小下来。
船夫和我决定,能睡就睡。 我们三个人挤进那间小舱。 荷兰人还浑身湿透。 浪花不停地打进船里,舱顶也漏雨。 没一会儿,我们也跟他一样湿透了。
那一夜我们几乎没合眼。
第二天,风总算弱了些。 天黑前,我们赶到了安博伊。
到这时候,我们已经在海上待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 什么也没吃。 唯一的喝的东西,是一瓶脏兮兮的朗姆酒——四周全是海水,想喝淡水也没得喝。
那天晚上,我发起烧来。 我躺到床上。 忽然想起以前在哪儿读到过:发烧的时候多喝凉水,能帮助退烧。 于是我就试了试。 我拼命灌凉水。 一夜大汗淋漓,到早上,烧居然退了。
我过了渡口,继续步行赶路。 到伯灵顿还有五十英里。 听说到了那儿,就能找到去费城的船。
那天雨下了一整天。 到了中午,我浑身湿透,累得不行。 我在路边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客店歇了脚,住了一夜。
那是我头一回开始怀疑:离家出走,是不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我看起来实在太惨了。 客店里的人开始盘问我。 看我这副模样和走法,他们好像怀疑我是逃跑的仆人。 我担心他们会把我抓起来。
第二天,我还是继续赶路。 傍晚,我到了另一家客店。 这里离伯灵顿还有八九英里。 开店的叫布朗医生。
我吃饭的时候,他过来跟我搭话。 他发现我读过些书,态度一下子热情多了。 我们成了好朋友,这份交情一直维持到他去世。
我猜他从前是个走南闯北的游方医生。 好像英格兰的每个镇子、欧洲的几乎每个国家他都去过。 讲起来头头是道,全是细节。 他人很聪明,有些想法也挺有意思。 就是太不信宗教。 多年以后,他甚至用打油诗写了一本荒唐的“圣经”,照着一部模仿维吉尔的作品的路子来写。 那本书把好些圣经故事写得滑稽可笑。 要是真印出来,说不定会带坏那些容易受影响的人。 幸好,这书一直没出版。
我在他那儿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终于到了伯灵顿。 可让我失望的是,定点的船在我到之前刚开走。 下一班船要等到星期二。 今天才星期六。
我回到镇上那个老妇人那儿。 我的水上干粮——姜饼,就是从她那儿买的。 我问她我该怎么办。
她人很好,请我住在她家,等船来。 我走得实在累坏了,就答应了。
她听说我是印刷工,就劝我干脆留在伯灵顿,在这儿开印刷铺。 她哪里知道,一个印刷工要置办起整套设备,才能自己开业。
她对我特别好。 请我吃了一顿牛颊肉,什么报酬都不要,只要一壶麦酒。
那会儿我还以为,自己能在她这儿住到星期二。 可当天晚上,一切都变了。
我在河边散步,看见一条船正经过。 一问,是去费城的。 船上坐着好几个人。 我朝他们喊了一声,他们答应捎上我。
一点风都没有,我们一路全靠划桨。 划到半夜,费城还没影儿。
有几个人开始认定,我们肯定已经划过头了。
“划过头了。”有人说,“别划了,停下吧。”
其他人也不确定自己在哪儿。 最后我们决定靠岸。 我们拐进一条小溪,在一道旧栅栏边上靠了岸。
十月天,夜里冷。 我们拆了几根栅栏木条,生了堆火。 就这么熬到天亮。
天亮了,船上一个人认出了这地方。
“这是库珀溪。”他说,“费城就在上面。”
一出小溪,我们就看见那座城市了。 星期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们到了费城,在市场街码头靠的岸。
我把这段路写得这么细,是想让你拿我当初进费城的模样,跟后来的我比一比。
我当时跟“前程远大的年轻人”这几个字,一点边都沾不上。 身上穿的是干活儿的衣裳。 最好的衣服还在船上,走海路慢慢跟来。 一路风尘仆仆,脏得不像样。 口袋里塞满了衬衫和袜子。 城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连晚上睡哪儿都不知道。 赶路、划船、睡不好,我累得快散架了。 还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身上全部的钱,就剩一个荷兰盾和大约一先令铜板。 我把铜板给了船上的人,当船钱。 他们一开始不肯收,说我也帮忙划船了。 可我坚持让他们收下。
也许人就是这样:钱越少的时候,反而越慷慨。 说不定他只是怕别人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没几个钱了。
我沿着大街往上走,东张西望。 在市场附近,我看见一个男孩抱着一袋面包。 路上这些天,面包一直是我的主食。
我叫住他。 “你这面包哪儿买的?”
他指给我看:第二街有一家面包店。 我马上跑过去。
我跟老板要波士顿那种小饼干。 老板一脸茫然。
“我们这儿不卖那种。”他说。
“那给我一个三便士的面包。”
“也没有。”
我对当地的物价和面包的种类名,完全摸不着头脑。 干脆说: “那就给我三便士的,你们有什么给什么。”
老板给了我三个大得吓人的软面包卷。 我没想到能买到这么多。 口袋塞不下。 我只好胳膊底下各夹一个,手里再拿一个,边走边啃。
我顺着市场街一直走到第四街。 路过一户人家——正是里德先生家门口。 里德先生,就是后来我妻子的父亲。 他女儿正站在门口。
她看见我了。 我都不敢想她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我脏兮兮的,累得半死,穿着干活儿的衣服,胳膊底下夹着两个大面包卷,手里还啃着一个。 那模样,肯定滑稽透顶。
我转身拐上切斯纳特街,又沿着胡桃街走了一段。 边走边啃面包。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
我回到船上,喝了几口河水。 又吃了一个面包卷。 剩下最后一个,送给了一个女人和她孩子——她们跟我们同船来,还在等船继续赶路。
感觉好多了,我再次往街上走。 这时候,满城都是穿着干净衣服的人,全往一个方向走。 我跟了上去。 他们把我带进了市场附近那座大贵格会聚会所。 我在他们中间坐下。
坐了一会儿,我四下看了看。 好像没人说话。 我又累又困——赶了这么多路,前一夜又几乎没睡。 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我睡过了整场聚会。 等聚会散场,才有人好心把我叫醒。
那座聚会所,是我进费城后进的第一座建筑。 也是我睡的第一觉的地方。
之后,我走回河边。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贵格会教徒,长相挺讨喜。 我走过去。
“打扰一下,”我说,“请问外地人在哪儿能找到住的地方?”
我们正站在一个叫“三个水手”的旅馆附近。 他指了指那儿。
“那地方收留陌生人,”他说,“不过不太正经。”
他笑了笑。 “你跟我走,我带你找个好点的。”
他把我带到水街上那家“弯木棒”旅馆。 我叫了晚饭。
吃饭的时候,好几个人开始拐着弯问我话。 看我年纪轻轻,又是一副穷酸相,他们似乎也怀疑我是个逃跑的仆人。
吃完晚饭,我又困了。 有人带我去一张床。 我连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下午六点,被叫起来吃晚饭。 吃完,又回去睡。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醒来后,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 然后去拜访印刷商安德鲁·布拉德福德。
一进他的店,我立刻认出了他父亲。 这位老人在纽约跟我见过面。 他骑马赶路,不知道怎么的,比我先到了费城。
他把我介绍给他儿子。 安德鲁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了早饭。 然后他说:
“我眼下不缺人手。前阵子刚雇了一个。”
顿了顿,他又说: “不过镇上还有一家印刷铺。老板叫凯默,刚自己开业。他兴许能雇你。”
“要是他也不能呢?”我问。
“那你就住我家。”他说,“我零零碎碎给你点活儿干,直到你找到更好的去处。”
老布拉德福德主动提出,亲自带我去见凯默。
见了面,老布拉德福德先开口。
“邻居,”他说,“我给你带来个年轻人,懂你这行。兴许你用得上。”
凯默上下打量我。 问了我几个问题。 然后递给我一把排字尺。
“干起来看看。”
我露了一手。
他点点头。 “我很快就能雇你。”他说,“眼下没有现成的活儿,但很快会有。”
接着,凯默跟老布拉德福德聊了起来。 凯默从没见过这老头,只当他是本地一个支持自己做生意的普通街坊。 于是凯默开始讲他的打算。
“用不了多久,费城大部分印刷生意,都会落到我手里。”他说。
老头听得很认真。 时不时问几个很聪明的问题。 时不时挑点小毛病。 凯默越解释越多。 没一会儿,就把自己的计划、背后仰仗的人、打算怎么一步步做大,全抖了出来。
我站在旁边听着。 立刻就明白了:一个是个精明的老狐狸,另一个是个没见识的新手。
布拉德福德临走,把我留给了凯默。 凯默听说那老头的身份后,整个人都傻了。
“那是安德鲁·布拉德福德的父亲?”
“对。”
他瞪着我。 “我完全没看出来。”
凯默的印刷铺,实在寒酸。 一台老掉牙、快散架的印刷机。 一套磨损得不成样子的英文铅字。 当时他正用这套铅字,亲自排一首挽诗——悼念刚去世的年轻印刷工阿奎拉·罗斯。
罗斯生前聪明、受人敬重,在费城人缘极好。 还当过议会的文书,算得上个才子。
凯默也爱写诗。 可惜,写得实在不怎么样。 更麻烦的是,他写诗不写在纸上。 他直接对着铅字排,一边排一边在脑子里想句子。 连底稿都没有。
而店里只有这一套字模,全被挽诗占着。 别人想干别的活儿,都没字可用。
我看了看凯默那台印刷机。 他从没正经用过,自己也不太懂怎么操作。 我动手修了修,把它弄到能用的状态。
“等您排完挽诗,我回来帮您印。”我对他说。
然后我回到布拉德福德的铺子。 布拉德福德给了我点小活儿干。 我也在他家吃住。
几天后,凯默派人来叫我。 挽诗排好了。 这时候他已经又弄到一套字模,还有一本小册子要重印。 他让我上了工。
跟这两个人相处一阵子之后,我看出他们在印刷这行上,都差得远。 布拉德福德从没正经学过这门手艺,也没读过什么书。 凯默对书和学问懂得多一些,但说到底只是个排字工。 操作印刷机,他几乎一窍不通。
他以前加入过一个叫“法国先知”的教派,能把他们那套古怪的宗教做派学得惟妙惟肖。 那会儿,他说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 可到了什么场合,他就能装出信什么。 他对世事知道得很少。 而且——我后来才发现——他这人还有不诚实的一面。
凯默不太乐意我一直住在布拉德福德那儿,却给他干活儿。 他自己倒是有座房子,可里面连件家具都没有,没法收留我。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让我住进里德先生家——他的房东。
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终于到了。 穿戴整齐之后,我在里德小姐面前留下的印象,可比她头一回看见我夹着面包满街走时,强多了。
我开始跟费城一些年轻人交上朋友。 他们都是爱读书的人。 我跟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夜晚。
我干活卖力,花钱又省。 挣的钱足够我过得舒舒服服。 渐渐地,我不再想波士顿的事了。 我也不想让那边任何人知道我住在哪儿。
我唯一信得过的,是我的朋友柯林斯。 我每次给他写信,他都替我保守秘密。
那阵子,一切好像都正合我的心意。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比计划中早得多地回了波士顿。
我姐夫罗伯特·霍姆斯,是一艘小单桅船的船长,跑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的航线。 他船停在纽卡斯尔——离费城大约四十英里——听说了我住在费城。 他给我写了封信。
他说,波士顿的朋友们对我突然离家,担心得要命。 但他也让我放心:大家还是关心我的。
“回家吧。”他劝我,“事情都能解决。他们会尽力帮你的。”
他极力劝我回去。
我回了信。 先谢了他的好意。 然后详详细细地解释了,我为什么离开波士顿。 我把理由一条条讲得清清楚楚。 我想让他明白:我的决定在别人看来也许很蠢,但我绝不是他们想的那样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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