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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 基思总督的空头支票

基思总督的空头支票

Chapter 6 of 19 · 8,195 words · Free

基思总督似乎很喜欢跟我待在一起,常常请我去他家里坐坐。

每次见面,他说起话来,都像我已经铁了心要开印刷厂似的。

他说,我会带上他写的推荐信,去见他几位朋友。

他还答应给我开一张信用证,让我有钱去买印刷机、铅字、纸张,还有别的开店要用的东西。

他让我过几天再来拿信,说很快就准备好。

可我每次去,他都又给了一个新的日子。

他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那艘船在几番延误之后,终于快要启航了。

我去向他告别,顺便拿信。

出来见我的,是他的秘书巴德医生。

"总督正忙着写东西,实在走不开,"他说,"不过船开走之前,他会到纽卡斯尔去。他会在那里把信交给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受这个说法。

拉尔夫要跟我走

拉尔夫虽然结了婚,还有了孩子,却决定跟我一起走。

大家都以为,他是想去英国建立生意关系,进些货回来做代理赚钱。

后来我才知道,他真正的打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跟妻子的娘家处得很不好,打算把妻子和孩子丢给他们,自己一去不回。

跟朋友们道别之后,我和里德小姐互相许了几句诺言,就上了船。

船在纽卡斯尔靠了岸。

总督果然在那里。我去了他住的地方,满心以为这回总算能拿到信了。

结果,又是他的秘书出来见我。

"总督让我向你道歉,"他说,"他正有件极要紧的事缠身,现在没法见你。他会把信送到船上去。他祝你一路顺风,早点回来。"

我满腹疑惑地回到船上,可还是没有往坏处想。

船上的旅伴

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是费城有名的律师,也带着儿子坐这条船。

他和丹纳姆先生——一位贵格会商人——还有在马里兰经营铁厂的奥尼恩先生、拉塞尔先生,一起包下了大船舱。

因为他们占了大半个船舱,拉尔夫和我只能睡在统舱里。

船上没人认识我们,我们也就被当成普通乘客对待。

不过,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詹姆斯——就是后来当了总督的那位——在纽卡斯尔就下船回费城了。

有人出了一大笔钱,请汉密尔顿回去替一艘被扣押的船主打官司,他这才被叫了回去。

就在我们快开船的时候,弗伦奇上校上了船。

他见到我,对我十分客气。

其他几位先生看在眼里,也对我们另眼相看,邀请拉尔夫和我搬进大船舱——因为现在有空位了。

我们就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

我知道弗伦奇上校把总督的公函带上了船,就问船长,该托付给我的那几封信在哪儿。

"那些信都装在同一个袋子里,"他说,"我现在没法打开。不过到英国之前,我会给你机会,让你把袋子翻一遍,把你的信挑出来。"

我暂时也就安心了。

我们继续航行。船舱里的人都很好相处,日子过得挺舒服。

汉密尔顿先生带足了食物和补给,我们吃的喝的绰绰有余。

航程中,我和丹纳姆先生成了好朋友。这份友情一直保持到他去世。

除此之外,这趟航行其实并不愉快,因为我们碰上了不少坏天气。

进了英吉利海峡之后,船长果然守信,让我翻那只袋子,找总督的信。

里面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也没有标着要我转交的。

不过我找到了六七封信,看笔迹,倒像就是总督答应给我的那些。

有一封是写给国王的印刷商巴斯凯特的。

还有一封是写给一个文具商的。

1724年12月24日,我们到了伦敦。

伦敦:信是假的

我先去拜访了那个文具商,把信递给他。

"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他说。

然后他拆开了信。

"哦!这封信是里德尔斯登写的。"

他一脸厌恶。

"我最近才发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往来,更不会收他写的信。"

他把信塞回我手里,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我呆住了。

这些根本就不是总督写的信。

我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一遍,把细节逐一对照,开始怀疑总督的人品。

我去找朋友丹纳姆,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他马上给我讲清楚了基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根本不可能真的给你写那些信,"丹纳姆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指望他。"

他笑了。

"你还真信他会给你开信用证?他自己都没有信用可以借给别人!"

我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给了我几句实在的建议。

"你该去找份本行的活干,"他说,"在伦敦的印刷行里干一阵子,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等你回美国的时候,再自己开店,就比现在有底气多了。"

一封揭穿阴谋的信

丹纳姆和那个文具商早就知道,律师里德尔斯登是个不老实的人。

他当年差点把里德小姐的父亲坑惨了——他说动老人去给里德尔斯登的债务做担保。

那封信还透露出,里德尔斯登暗地里在算计汉密尔顿——就是那个本来要跟我们一起来英国的人。

而且,基思好像也掺和在这桩阴谋里。

丹纳姆是汉密尔顿的朋友,他觉得这件事汉密尔顿必须知道。

汉密尔顿不久后也到了英国。

一来因为丹纳姆讨厌基思和里德尔斯登,二来我也确实想帮汉密尔顿,我就去见他,把那封信交给了他。

汉密尔顿再三向我道谢。

这封信对他太重要了。

从那时起,他成了我的朋友。这份交情,后来在人生里帮了我无数次。

基思这个人

一个总督,对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玩这种下作把戏,该怎么说呢?

这其实就是基思的毛病。

他想让每个人都高兴。

可他手里又没有多少真东西可以给人,就只能送人空话、吊人胃口。

别的事情上,他又是个聪明、明事理的人。

他文章写得不错,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个好总督——只是对领主们不算称职,因为他不怎么理会领主们的指令。

宾夕法尼亚有几部最好的法律,就是他当总督的时候提出并通过的。

伦敦的穷日子

拉尔夫和我还是形影不离。

我们一起在小不列颠街租了个房间,一周三先令六便士——这差不多是我们能掏得起的全部了。

拉尔夫在伦敦找到几个亲戚,可他们都穷,帮不上忙。

他最后跟我说,他打算永远留在伦敦,不回费城了。

他几乎没带什么钱,攒下的那点钱全花在船票上了。

我手里有十五个皮斯托尔金币,就一边等他找工作,一边时不时借钱给他。

他第一个念头是当演员。

他觉得自己有演戏的天分。

可他去见了威尔克斯,威尔克斯很诚实地劝他死了这条心。

"你当演员,永远成不了,"威尔克斯告诉他。

拉尔夫又去找帕特诺斯特街的出版商罗伯茨。

他提议给罗伯茨办一份周刊,模仿《旁观者》那样的,还提了一些条件。

罗伯茨不中意这个方案。

拉尔夫接着又去找抄写员的活儿,想替寺庙区一带的书商和律师抄文件。

可人家没有空缺。

我的运气就好多了。

我很快在帕尔默的印刷厂找到了活儿——那是当时巴塞洛缪巷很有名的一家印刷厂。

我在那儿干了差不多一年。

我干活很卖力,可拉尔夫和我把工资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看戏和玩乐上。

没过多久,我那十五个皮斯托尔就花光了。

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地勉强糊口。

拉尔夫像是完全忘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我也慢慢忘了对里德小姐许下的诺言。

我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她我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费城。

这又是我人生里的一大错。

要是能重活一遍,我一定会改掉它。

说句实话,我们这么敞开了花钱,我连回家的船票钱都没攒下。

我写的那本小册子

在帕尔默那儿,我参与排印沃拉斯顿《自然宗教》的第二版。

沃拉斯顿有几个论证,我觉得说不通。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他的观点。

我给它起名叫《论自由与必然、快乐与痛苦》。

我把这篇东西题献给拉尔夫,印了一小批。

这本小册子让帕尔默先生对我高看了一眼。

他觉得我是个有点真才实学的年轻人。

不过他也认真地跟我争论过册子里的观点——在他看来,我那套想法完全没法接受。

印这本小册子,又是我人生里的一桩错事。

借书和伦敦的文人朋友们

住在小不列颠街的时候,我认识了隔壁的书商威尔科克斯。

他有一大批旧书。

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借书图书馆,可我跟威尔科克斯商量了个办法:

我交一笔合理的费用,就能把他的书借回家看,看完再还。

我觉得这机会太难得了,就狠狠利用了一把。

我那本小册子不知怎么传到了莱昂斯医生手里——他写过一本《人类判断不可能无误》。

因为这本小册子,我们成了朋友。

他对我特别感兴趣,经常来找我聊哲学。

他还带我去切普赛德街一家叫"鹿角"的小酒馆。

在那儿,他把我介绍给了《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医生。

曼德维尔在那儿有个俱乐部,他是俱乐部的中心人物。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风趣、最逗乐的人之一。

莱昂斯还把我介绍给了巴特森咖啡馆的彭伯顿医生。

彭伯顿答应我,哪天安排我去见艾萨克·牛顿爵士。

我盼得不得了。

可惜,这事始终没能成。

石棉钱包

我从美国带了几件有趣的小东西。

其中最稀罕的,是一个用石棉做的钱包——这种材料,用火一烧就能弄干净。

汉斯·斯隆爵士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来看我。

他请我去他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的家,给我看他那一屋子宝贝收藏。

他说服我,让我把石棉钱包让给了他,进了他的收藏。

他出的价钱很公道。

拉尔夫和T太太

我们住的那栋房子里,还住着一个年轻女人,是个女帽商。

我记得她的铺子开在克洛伊斯斯特一带。

她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活泼,跟她说话特别愉快。

拉尔夫常常在晚上给她朗读剧本。

两人越来越亲近。

后来她搬去了别处住,拉尔夫也跟着搬了过去。

他们同居了一阵子。

可拉尔夫一直没找到工作,靠她一个人的收入,养不起她自己、她的孩子,再加上他。

于是他决定离开伦敦,去乡下找个教书先生的差事。

他觉得自己完全够格:一手好字,算术和记账都很在行。

可他又觉得教书这行配不上他。

他笃定自己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不想让人以后知道他当过卑微的教书匠。

所以他改了名字。

他居然有脸用我的名字。

没过多久,我收到他一封信。

他说他在一个小村子里安顿了下来——我记得是在伯克郡。

他教十来个男孩读书写字,每个学生一周收六便士。

他请我照看T太太,还让我给他回信,收信人写"富兰克林先生,学校教师"。

他后来经常给我写信。

他正在写一部史诗,每封信都附上长长的一段,让我帮他改。

我确实时不时给他提点意见,但我也一直在劝他别写了。

当时杨格有一首讽刺诗刚出版,我抄了一大段寄给他,想让他看看,靠写诗想过舒服日子有多荒唐。

可一点用都没有。

几乎每封信里都夹着更多诗稿。

这当口,T太太因为拉尔夫,朋友也丢了,生意也黄了。

她常常手头拮据。

每次走投无路,她就会派人来找我,跟我借我能匀出来的钱。

我越来越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我和拉尔夫闹翻了

那时候我没什么宗教约束,又太高估自己对她的影响力。

我动了不该有的念头,想跟她更进一步。

这又是一桩错事。

她坚决地回绝了我,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

她还把这事告诉了拉尔夫。

我们的友谊就这么毁了。

等拉尔夫后来回到伦敦,他明确表示,他认为我把他欠我的所有情分都一笔勾销了。

我明白,我借给他的钱、替他垫的钱,这辈子都别想再要回来了。

当时我倒也不怎么在乎——因为他本来就一分也还不起。

而且,虽然失去他这个朋友让我难过,我心里却也松了口气。

肩上少了一个负担。

瓦茨印刷厂

我开始认真琢磨攒钱的事了。

我指望能找到报酬更好的活儿,就离开帕尔默,去了林肯因河广场附近的瓦茨印刷厂。

那是一家更大的印刷厂。

我在伦敦剩下的日子,都是在那儿度过的。

刚去的时候,我选了上印刷机干。

我想多练练体力——在美国的时候,排字和印活我都是干惯了的。

我只喝水。

厂里其他工人,将近五十个人,啤酒喝得吓人。

有时候我两只手各拎一大版铅字,上楼下楼。

其他工人得用两只手才能搬一版。

他们都看傻了。

他们管我叫"喝水的美国佬"。

他们死活想不通:一个只喝水的人,怎么会比喝烈性啤酒的人还有力气。

啤酒的事

印刷厂里总有个小酒馆伙计在旁边候着,给工人们送啤酒。

我旁边那个上机的工人,喝酒喝出了名堂。

他每天早饭前先喝一品脱。

早饭就着面包奶酪,再喝一品脱。

早饭和午饭之间,又喝一品脱。

午饭来一品脱。

下午六点左右再来一品脱。

收工了,还要补一品脱。

我觉得这习惯糟透了。

可他一再说,非得喝烈性啤酒,才有劲儿干活。

我试着跟他讲道理。

"啤酒给你的力气,只可能来自大麦里的粮食,"我跟他说,"那些粮食掺上水,才成了啤酒。一便士的面包里,粮食比一品脱啤酒里多得多。所以你吃下那块面包,再喝一品脱水,得的力气比喝一夸脱啤酒还大。"

他根本不理我,照喝不误。

每个星期六晚上,他都要从工钱里拿出四五先令,花在这种没用的饮料上。

我在啤酒上一个子儿都不花。

这也是为什么我能攒下更多工钱。

那些把钱花在啤酒上的可怜人,就这么把自己一直喝穷了。

入行的规矩

我在那儿干了几星期,瓦茨让我进排字间。

我离开印刷机,加入了排字工的行列。

他们一上来就跟我收五先令——新人入行的规矩,叫bien venu,就是请大伙儿喝酒的钱。

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我在下面印刷工那儿已经交过一份了。

老板也站我这边,让我别交。

我顶了两三个星期没交。

结果,工人们把我当外人。

只要我一出房间,他们就耍小把戏整我。

他们把铅字弄乱。

把我的版面重排。

毁掉我排好的活。

他们把这些全赖在一个所谓的"教堂幽灵"头上——说是没正式入伙的人,就会撞上这个鬼。

虽然有老板护着,我最后还是服了软,把钱交了。

我明白,成天跟这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闹僵了实在不划算。

交了钱以后,一切都顺了。

我被大伙儿接纳,很快还混出了不小的话语权。

我提了几条合情合理的车间规矩修改,虽然反对声不小,最后还是让我改成了。

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服了不少人改掉啤酒加面包奶酪的早餐。

他们改从旁边一家铺子买一大碗热麦片糊——放胡椒、面包屑和一点黄油。

价钱跟一品脱啤酒一样,三个半便士。

更便宜,更顶饱,而且对保持头脑清醒也更好。

那些整天灌啤酒的人,常常在小酒馆赊账赊到上限。

这时候他们就来找我,让我出面替他们赊啤酒。

他们管这叫"续上灯"。

星期六晚上,我看着发工钱的桌子,把他们欠我的钱——我替他们担过的债——一一收回来。

有时候一星期要替他们垫将近三十先令。

这么一来,我在他们中间很吃得开。

我"嘴皮子利索"的名声也帮了我——就是那种能说俏皮话、损人损得又准又狠的本事。

我从不旷工,老板也看在眼里。

我从不过"圣礼拜一"——就是周末之后,星期一照常上工,绝不偷懒。

我排字还特别快。

因为这样,急活都交给我干。

急活通常给的钱也多。

在瓦茨的日子,过得挺舒心。

房东太太

小不列颠街那间房离厂子太远了,我在公爵街另找了一处,就在天主教堂对面。

那是意大利人货栈的二楼。

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寡妇,跟女儿和一个女佣住在一起。

货栈里还有个男伙计,也在这边干活,不过他住在别处。

寡妇先联系了我以前的房东太太,打听我的人品。

听了好话之后,她同意以同样的价钱——一周三先令六便士——把房间租给我。

她说她愿意收这么便宜,是因为家里住个男人,她觉得更安心。

房东太太是清教徒家庭出身,父亲是牧师。

可她嫁了个天主教徒,就改信了天主教。

丈夫死后,她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她大半辈子都围着有钱有势的人转,肚子里的故事数不清,有些能一直追溯到查理二世时代。

她膝盖上的痛风很严重,很少下楼。

因为她有时想找人说说话,我就常常陪她消磨晚上。

听她聊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的晚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一人吃半条凤尾鱼,配一小块黄油面包。

再合喝半品脱麦酒。

可吃什么根本不重要。

听她说话才是真正的享受。

因为我总是按时回家,又几乎不惹麻烦,她渐渐舍不得失去我这个房客。

有一天我提起,听说厂子附近有间房,一周只要两先令。

我现在一门心思攒钱,这两先令的差价可马虎不得。

她马上反对。

"想都别想搬家,"她说,"我每周给你减两先令。"

我就留了下来。

我在伦敦的剩下日子里,每周只付她一先令六便士。

楼上的苦修女人

这栋房子的顶楼小间里,还住着一个七十来岁的未婚女人。

她过着深居简出、虔诚至极的生活。

房东太太给我讲过她的故事。

她是个天主教徒。

年轻的时候,她被送到国外,送进了一座修道院——她本来是打算当修女的。

可那边气候她受不了,就回了英国。

英国没有修道院,她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尽量过得像个修女。

她几乎把全部家产都捐给了慈善,自己只留一年十二英镑。

就这么点钱,她还要接济穷人。

她几乎只靠麦片糊过活,除了烧水,她从不生火。

她在那间顶楼里住了好多年。

楼下住过的每一任天主教房客,都让她免费住着——他们相信,家里住着这么一位圣洁的女人,能给自己带来福气。

有个神父每天来看她,听她忏悔。

有一天房东太太问她,天天忏悔,哪来那么多罪可告。

"哎呀,"她回答,"人怎么可能躲得开虚荣的念头呢。"

我有幸被允许去看了她一次。

她乐呵呵的,彬彬有礼,跟她说话很愉快。

房间干干净净,却几乎空无一物。

一张床垫,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一本书的桌子,还有一张给我坐的凳子。

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圣维罗妮卡的画像——她手里拿着那块手帕,据说上面印着基督流血面容的神迹。

她一脸认真地给我讲解这幅画。

她脸色苍白,身子虚弱,却从不生病。

她这一生,又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人要维持生命和健康,其实用不了多少钱。

游泳的名声

在瓦茨印刷厂,我交了一个聪明小伙子朋友,叫威盖特。

他家境富裕,受的教育比一般印刷工强。

他懂点拉丁文,会说法语,酷爱读书。

我教会了他和他一个朋友游泳。

只下了两次河,他们就游得很好了。

他们后来把我介绍给几个乡下来的先生。

我们坐船去切尔西,参观那里的学院和唐·萨尔泰罗的奇珍收藏。

回来的路上,威盖特把我的游泳本事说得天花乱坠,勾起了大家的兴趣。

他们要我下水表演。

我就脱了衣服,跳进河里,从切尔西附近一直游到布莱克弗赖尔斯。

一路上,我在水面上、水面下玩了各种花样。

那几位先生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看得目瞪口呆,又过瘾又开心。

我从小就喜欢游泳。

忒弗诺写的那本游泳书里的动作,我都琢磨过、练过。

我还自己摸索出了一些独门技巧。

我不光想游得快,还想游得姿势优美、从容自如。

那天,我把学到的本事全亮了出来。

大家的惊叹让我特别得意。

威盖特自己也一心想游成高手,从此跟我更亲近了。

我们还都喜欢读书求知,兴趣相投。

后来,他给我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

"咱俩一块儿去欧洲旅行吧?"他问,"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干咱们的老本行,自己养活自己。"

有一阵子,我还真动心了。

可我跟好朋友丹纳姆商量了一下——我有空的时候常常去看他。

他劝我别去。

"你该考虑回宾夕法尼亚,"他说,"我自己就在准备回去。"

丹纳姆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该记一件小事,让大伙儿看看丹纳姆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从前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

生意做砸了,欠了一屁股债。

他跟债主们谈妥了和解方案,然后去了美国。

在美国,他靠拼命干,当商人几年就发了财。

后来他跟我同船回英国,把当年的债主们请来吃饭。

席上,他感谢他们当年宽宏大量,跟他达成了和解。

债主们心想,这顿饭就是全部了。

可第一道菜撤下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自己盘子底下发现了一张票据。

那是开给银行的支票,金额正好是他当年欠下的债,连同利息,一文不少。

丹纳姆是个记得自己亏欠的人。

他这时候告诉我,他打算回费城。

他要带一大批货回去,在那儿开一家铺子。

然后他给我安排了一份差事。

"跟我回去,当我的伙计吧,"他说,"你替我管账,我来教你做生意。你还能帮我抄写信件,在店里搭把手。"

他接着又说:

"等你摸清了做买卖的门道,我就让你带一船面粉、面包之类的东西,去西印度群岛跑一趟。别的商人那儿,我也能替你张罗些委托生意。这么干,你能挣不少钱。"

"你要是把生意打理得好,我就帮你把根基扎下来。"

我很喜欢这个主意。

我在伦敦待够了。

我想起在宾夕法尼亚度过的那些快活日子,真想再看看那片地方。

所以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说好年薪五十英镑——按宾夕法尼亚的钱算。

这其实比我当时当排字工挣得还少。

可前景光明多了。

我以为,自己这辈子算是告别印刷这行了。

准备回国

我天天跟着丹纳姆干活。

我们挨家挨户拜访商人和店主,采买货物。

我看着他指挥装箱打包。

我跑腿,催活,哪儿有急事就盯着谁加快手脚。

等所有货物都装上船,我得了几天空闲。

其中一天,一个我素未谋面、只闻其名的权贵突然派人来找我。

他就是威廉·温德姆爵士。

我去见了他。

他不知怎么听说了我从切尔西游到布莱克弗赖尔斯的事,也听说我只用几个小时就教会了威盖特和另一个年轻人游泳。

他有两个儿子,马上要出国游历。

他想让儿子们走之前学会游泳。

他开出的学费很丰厚,只要我肯教。

可他的儿子们还没到伦敦,而我又说不准自己哪天出发。

所以这活儿我没法接。

不过,这件事让我琢磨开了。

我要是在英国留下来,开一所游泳学校,说不定能挣一大笔钱。

这个念头在我心里扎得很深。

要是这机会来得再早一点,我可能就再也不回美国了。

很多年以后,威廉·温德姆爵士的儿子当了埃格雷蒙特伯爵。

那时候,我跟他之间有一件重要得多的事要办。

等我写到那里,再讲这个故事。

伦敦的十八个月

我在伦敦前后待了大约十八个月。

大部分时间,我都埋头干本行的活。

除了买书、看戏,我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

是跟拉尔夫的这段交情,把我拖穷的。

他欠我大约二十七英镑——我现在明白,这笔钱多半是打了水漂。

对我这种挣不了几个钱的人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

可就算这样,我还是喜欢拉尔夫。

他身上有很多讨人喜欢的好品质。

我自己的经济状况一点也没好转。

但我结识了好几个聪明有趣的友人,跟他们聊天让我受益良多。

我还读了一大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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