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巡的乱象

Chapter 11 of 19 · 4,171 words · Free

我开始关心起公共事务,最先想动刀的,就是城里的夜巡制度。

那时候,每个街区轮流出一个治安官,由他指派各家住户轮流去守夜。

不想守夜的人,每年交六先令就能免掉这份差事。这笔钱按理说是拿去雇人顶班的,可治安官们常常多收,多出来的就落进了自己腰包。一来二去,这个差事反倒成了个肥缺。

只要再塞点钱,治安官还能叫来一帮粗野、靠不住的闲汉充当巡夜人。正经人家自然不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

那些巡夜的也多半不干活。他们本该在街上巡逻,结果很多人整晚都在喝酒。

我把这些毛病写成文章,交到了我们的读书会。我讲了很多问题,但最强调的,是那六先令的规矩有多不公平。

想想看:一个穷寡妇,全部家当可能只值五十英镑,却要跟一个仓库里堆着几千英镑货物的富商,交一样多的钱。

我的改革方案

我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不该再让住户轮流当差,而该花钱雇可靠的人,把巡夜当成正经职业来干。

钱也不该人人交一样多,而该按财产的价值来收税——家产多的多交,家产少的少交。

读书会的人听了都赞成,还把主意转告给了别的俱乐部,说是他们那边也想到了一样的点子。

这个方案没有立刻实行。但它至少让老百姓有了心理准备。几年之后,读书会的人渐渐有了影响力,一条按这个原则制定的法律终于通过了。

火灾太多,我写了一本防火手册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城里那些引发火灾的意外和大意。

我把常见的起火原因一条条写清楚,又给出了怎么预防的实在建议。

大家都说这文章真有用。

文章传开之后,很快就催生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组织,会员们合作救火——哪家一着火,就赶紧去扑灭,帮忙抢救和保护财物。

很快就有三十个人加入了。

我们约定:每个会员都要备好一定数量的皮水桶,保证随时能用;还要备结实的袋子和篮子,用来搬运财物。每次救火,这些东西都得带上。

我们还约定每月聚一次会,一起待一个晚上。

聊聊最近的火情,交换想法,商量以后怎么救得更快、更有效。

这个组织的用处很快就显出来了。

想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我们觉得一个公司装不下了。

我们就劝他们自己另组一个公司。

他们照做了。

接着又一个,再一个……后来救火公司多得数不过来,城里稍微有点家底的人,几乎都加入了其中的一家。

我创办第一家救火公司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它还在好好运转着。

当年那批创始会员,除了我,只剩一个人还活着,他比我大一岁。

会员错过月会要交的小罚款,都攒起来买了消防车、梯子、火钩子和其他救火设备。

我敢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城市比费城更擅长在火灾酿成大祸之前把它扑灭。

事实上,自从这些救火会成立以来,城里一场火很少烧掉超过一两栋房子。很多时候,火源所在的那栋房子还没烧到一半,火就被扑灭了。

怀特菲尔德来了

1739年,乔治·怀特菲尔德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儿。

他在那边已经是个很有名的巡回布道牧师了。

起初,有些教堂还让他进去讲道。但没多久,牧师们就翻了脸,不让他再用他们的讲坛。

于是他只好露天布道。

来听他讲道的人多得不得了,什么信仰的人都有。

我也是其中之一。看着他说话对人们产生的那种惊人影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常常骂听众,说人天生就是一半野兽、一半魔鬼。可奇怪的是,大家不但不生气,反而崇拜他、敬重他。

城里变化大得惊人。

以前对宗教满不在乎的人,一下子变得虔诚起来。

没过多久,整个城市好像都信教了。晚上走在街上,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听见屋里在唱圣诗。

给大家盖一座讲道堂

可露天集会毕竟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更难受。

于是有人提议,盖一座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房子。

主意刚提出来,就有人被派去募捐了。钱很快就凑够了,买了地,盖了房。

房子大约一百英尺长、七十英尺宽,差不多有威斯敏斯特大厅那么大。

大家热情高涨,工程完成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得多。

房子和地都交给了受托人管理。

它的用途写得很明白:任何宗教、任何牧师,只要想对费城百姓讲话,都可以用。

这不是给哪一家教派专用的,是给全体市民的。

哪怕君士坦丁堡的穆夫提派个传教士来费城宣传伊斯兰教,这儿也给他留着一个讲坛。

佐治亚的孤儿院

怀特菲尔德离开费城后,一路讲道,走遍了各个殖民地,一直走到佐治亚。

佐治亚是块新殖民地,才刚开发不久。

可惜,当初来这儿定居的,并不是那种能吃苦耐劳、干惯了体力活的庄稼汉——而新殖民地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人。

相反,来的人里很多是破产的店主、还不起债的欠债人,有些还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不少人又懒又邋遢。

他们被丢进荒野,既没本事开荒,也没力气熬过垦荒的苦日子。

很多人死了。

他们一死,丢下一大群没人照看的孩子。

怀特菲尔德看到这种惨状,心里深受触动。

他起了个念头:在佐治亚建一座孤儿院,把这些孩子收容起来,供他们吃住,教他们读书。

北返的路上,他一路讲这个计划,一路募捐,收了一大笔钱。

他讲话对人心——也对钱包——有奇效。

我也是被他打动的人之一。

我倒不反对帮这些孩子。可问题是,佐治亚当时几乎没什么建筑材料,也没有工匠。

怀特菲尔德打算从费城运材料、派工匠过去,开销大得吓人。

我觉得,不如把孤儿院建在费城,把孩子接过来,要好得多。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可他铁了心要按原计划办,不听我的劝。

那我就决定不出钱了。

一场让我掏空口袋的布道

没过多久,我去听了他一场布道。

听着听着,我发觉他打算在讲道结束时募捐。

我暗暗打定主意:他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儿拿到。

我口袋里有些铜板,三四块银元,还有五枚金皮斯托尔。

可随着他越讲越深,我的心开始软了。

我想:那就给点铜板吧。

接着他又讲出一段特别有力量的话。

我突然觉得,只给那么点钱太难为情了。

好吧,那就给银元。

讲到结尾,他的感染力已经强得没法挡——我把整个口袋都掏空了,全倒进了募捐盘。

连金币也给了他。

那天我们读书会有个会员也在场。

他也觉得孤儿院不该建在佐治亚,也猜到怀特菲尔德会募捐。

所以出门前,他特意把口袋掏得干干净净,一个子儿都没带。

可布道快结束时,连他也忍不住想捐了。

他转身跟旁边的人借钱。

倒霉的是,他问的可能是全场唯一一个没被怀特菲尔德打动的人。

那人说:

“换任何时候,霍普金森朋友,我都乐意借钱给你。但今天不行——你今天好像不太清醒。”

怀特菲尔德的为人

怀特菲尔德有些敌人,说他募来的钱都打算揣进自己腰包。

可我了解他。

我给他印过布道词、日记和他别的著作,跟他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怀疑过他不诚实。

到现在我也坚信,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光明磊落的。

我的话也许还更有分量些,因为我和他信仰并不相同。

他有时候还祈祷我能皈依他的教派。

但这个愿望,他到死也没看到实现。

我们之间,就是两个互相敬重的人之间一份干干净净的友谊。

这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我们俩的交情。

有一次,他从英国去波士顿,写信告诉我他很快要来费城,可还没地方住。

他那位老朋友兼房东贝内泽先生,好像已经搬到日耳曼敦去了。

我回信说:

“你知道我住哪儿。要是你不嫌弃我这儿地方简陋,随时欢迎你。”

他回信说,如果我这份邀请是看在基督的份上,那我一定会得到天上的赏赐。

我回他:

“你别误会。我不是看在基督的份上,是看在你的份上。”

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后来拿这事开玩笑,说:圣徒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人家的情分往天上推,自己不肯领。

而我呢,看来是把这个情分稳稳地留在了人间。

我最后一次见到怀特菲尔德,是在伦敦。

他来找我商量孤儿院的事,还打算把它改成一所学院。

他的声音能传多远

怀特菲尔德嗓门又大又清楚,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隔老远都能听见、听明白。

尤其难得的是,不管听众有多少,他讲道的时候全场都鸦雀无声。

有天晚上,他站在法院的台阶上讲道。

法院在市场和第二街交叉口西侧,正当中。

两条街上都挤满了人,四面八方还延伸出去老远。

我站在市场街人群靠后的地方。

我想知道他的声音到底能传多远,就沿着街慢慢往河边退着走。

一直退到快靠近前街,我还能清清楚楚听见他说话——直到前街那边的动静把他的声音盖了过去。

我算了一下:以我刚才量的那段距离为半径,画个半圆。

要是每个人占大约两平方英尺,怀特菲尔德至少能让三万人听见。

这么一算,我就信了报纸上的说法——说他曾在旷野里给两万五千人布道。

连古人书上写的、将军对着整支军队训话的场面,我也觉得可信多了。

巡回布道者的秘密

怀特菲尔德我听过很多次,他刚写的新布道词,和他在路上讲过无数遍的旧布道词,我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

那些旧布道词,经过一遍遍打磨,讲起来真是出神入化。

语调的每一个变化、每一处强调、每一次停顿、每一丝起伏,都恰到好处。

就算你不关心讲的内容,光听他讲,也是一种享受——简直像在听一首绝妙的曲子。

这就是巡回布道者比固定在一地的牧师占便宜的地方:

同一个布道词,他可以讲一遍、改一遍,越讲越好。

不过,怀特菲尔德爱把布道词写下来出版的习惯,也让他的敌人占了便宜。

说话的时候说错什么,过后还能解释、补充、圆场,甚至干脆否认自己说过。

可一旦白纸黑字印出来,话就搁在那儿,赖不掉了。

他的批评者们就狠攻他印出来的那些东西。

他们的攻击常常还挺有说服力,让他流失了不少信徒,也挡住了他声势的进一步壮大。

所以我一直认为:要是怀特菲尔德什么都没出版过,他留下的宗教运动一定更大、更有影响力。

他去世之后,名声说不定还会越来越响。

没有白纸黑字供人攻击,人们尽可以把他想象成自己最崇拜的样子——一切美德都往他身上堆。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再说我自己。我的生意一直在增长,手头一年比一年宽裕。

我的报纸很赚钱——有段时期,费城和周边几个省几乎就这一份报纸。

我还亲身体会到一句老话的真理:

“挣到第一个一百英镑之后,挣第二个就容易多了。”

钱这东西,天生就会生钱。

卡罗来纳那桩合伙生意做成了,让我尝到了甜头,又陆续入了别的合伙。

我还把几个干得好的伙计扶起来,帮他们在不同的殖民地开了印刷铺。

给他们的条件跟卡罗来纳那次差不多。

大部分人都干成了。

六年合约期满之后,他们通常都能从我这儿把印刷设备买过去,自己单干。

好几家人就这样立住了脚跟。

合伙生意十有八九闹得反目成仇。

我很走运,我的合伙生意全都平平安安地做到底了。

我觉得这多半归功于一条简单的规矩:

从一开头,我们就把协议写得清清楚楚。

每个人该干什么、每个人能得到什么,全落在纸面上。

这样后来就没什么好吵的。

我强烈建议所有要合伙的人都这么做。

哪怕签约的时候双方再信任、再敬重,日子一长,小嫉妒、小疙瘩总会冒出来。

这个觉得那个没出够力,那个觉得责任分得不公平。

这些念头能毁掉交情,毁掉生意,闹到打官司、两败俱伤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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