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多克将军的败局
英国政府不肯批准殖民地联合起来搞“奥尔巴尼计划”,他们担心殖民地一旦自己组织起防御,就会变得太强大、太独立。于是,他们改派布拉多克将军,带着两个团的英国正规军渡海而来。
布拉多克在弗吉尼亚登陆,随后开进马里兰,在那里停下来,四处找车拉补给。
宾夕法尼亚议会听说布拉多克瞧不上他们,觉得他们不肯支持这次远征,就托我去见他。不过不是以议会的正式名义去,而是让我以邮政总长的身份,装作是主动去帮他跟各殖民地总督之间联络消息、保证通信顺畅。我儿子威廉陪我一起去。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镇找到了布拉多克。他正等得焦躁不安——他派人跑遍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乡下找车,结果几乎空手而归。
我陪了将军好几天,天天跟他一起吃饭。那几天里,我把宾夕法尼亚议会在他到来之前已经做的事、以及将来还愿意为他的远征出什么力,都跟他讲清楚了。
等我准备离开时,找车的报告总算送上来了:只有二十五辆车,而且其中不少根本没法用在军事上。
布拉多克和他的军官们都傻了眼。
“这次远征没法进行了,”他们说,“大臣们怎么能把我们派到这种地方来?连拉补给和行李的车都不够!”
他们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辆车。
我随口说了一句:“可惜你们没在宾夕法尼亚登陆。那儿几乎每家农户都有一辆车。”
布拉多克立刻转过身来。
“那么,先生,你在宾夕法尼亚是有影响力的人。你肯定能替我们弄到车。”
“我可以试试,”我说,“你打算付车主多少钱?”
“把你想好的条件写下来吧。”
我把条件拟好,布拉多克马上批准,还正式授权我去雇车雇马。
我一到兰开斯特,就贴出告示:凡愿意提供车马的人,给优厚的报酬和公平的保障。告示里写清楚了给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付钱、车马损失怎么赔偿,还保证车夫不会被强征去当兵。我也讲了我为什么觉得老百姓应该配合:大军马上要开往威尔斯溪,眼下急等着运输工具,大家肯出车出马,就能赚一大笔钱。不过我警告他们,要是拒绝,军队很可能直接动手抢。
最后我在告示里说清楚,这事跟我个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这件事上我没有特别的私利,”我写道,“除了想成人之美的那点满足感,我不会从中拿一分好处。”
布拉多克交给我大约八百英镑,让我先付给车主们。这点钱不够,我又自己添了二百多英镑。
不到两个星期,需要的一百五十辆车和二百五十九匹马就上路开往军营了。
可车主们还是不放心。他们不认识布拉多克,也不相信他承诺的“车马丢了照赔”。于是他们要求我本人出面担保,我就给他们立下了字据。
在军营里,我有一回跟邓巴上校团里的军官们吃饭。邓巴跟我说,他担心手下的年轻军官们。
“他们都不是有钱人,”他说,“这么长的路,要穿越大荒野,一路上根本没地方买补给。他们那点钱,哪够置办行军要用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可怜,决定帮一把。我没告诉邓巴我的打算,而是写信给宾夕法尼亚议会里掌管一笔公款的委员会。
“这些军官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吃食,”我写道,“议会应当送他们一份礼物。”
我儿子威廉懂军营里生活的门道,就由他列了一张清单,写清军官们需要什么。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提议,而且动作很快,威廉几乎跟车队同时把东西送到了军营。
每个军官都收到了一包精心打包的食品和酒水,感激得不得了。两个团的团长都写信来谢我。
布拉多克对我的帮忙也非常满意。他把我垫在车马上的钱全部付清,还一再道谢。接着他又请我帮忙,在大军前进之后继续运送粮草补给。我答应了,一直忙活着安排这些事,直到我们听说布拉多克打了败仗。
到那时,我自己垫出去的钱已经超过一千英镑。我把所有开支列了一份账目寄给布拉多克。幸好,他在开战前几天收到了这份账目,立刻给我开了一张向军需官支取一千英镑的票据。
我觉得这真是万幸,因为剩下的钱,我后来一分也没能要回来。
依我看,布拉多克是个勇敢的人。要是在欧洲打仗,他或许能成为一位很出色的军官。但他太自信了,对英国正规军又迷信得过了头,还瞧不起美国人和印第安人。
我们的印第安翻译乔治·克罗根带着大约一百名印第安盟友加入了布拉多克的队伍。这些人本来能当极好的向导和侦察兵,可布拉多克亏待他们,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结果,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有一天,布拉多克跟我讲起他的作战计划。
“拿下杜肯堡之后,”他说,“我要进军尼亚加拉。”
“那尼亚加拉之后呢?”
“如果季节允许,就打方提纳克堡。”
他说得信心十足。
“拿下杜肯堡应该只要三四天,”他接着说,“之后我看没有什么能挡住我进军尼亚加拉。”
我早就想过那条路了——他的军队要在森林里砍出一条窄路,队伍沿着那条路会拉出好几英里长。我还想起读过的一段历史:早先一支法国军队入侵易洛魁人的地盘,结果吃了败仗。
我很担心。可我也不想跟一个职业军人争论军务,于是小心地说:“你要是带着这些精兵和这么多大炮到了杜肯堡,那堡垒恐怕撑不了多久。不过,我倒看到一个可能的危险。”
“什么危险?”
“印第安人的埋伏。”
我解释说,印第安战士极其擅长隐蔽偷袭。
“你的队伍沿着道路会拉出将近四英里长。如果敌人从侧翼突然袭击,就能把队伍切成好几段,各段之间相距太远,来不及互相救援。”
布拉多克冲我笑了笑。
“你们美国人怕这些野蛮人,或许是情有可原——你们的民兵没经验。可要对付国王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先生,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意识到自己跟一个职业军人争论得过头了,便不再开口。
敌人并没有在我担心的、队伍拉成长条的时候动手。他们一直等到布拉多克的军队离杜肯堡只有大约九英里时,才发动进攻。
那时队伍刚渡过一条河,前队停下来等后面的部队过河,全军暂时聚拢了一些,而且正穿过一片比较开阔的林子。突然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从树后、灌木丛里猛烈开火——直到这一刻,布拉多克才知道敌人就在附近。
前卫部队一下子乱了阵脚。布拉多克立刻命令更多部队上前支援,可这些部队乱哄哄地往前冲,在马车、行李和牲口群里挤成一团。这时敌人又从侧翼开火。
英国军官们骑在马上,成了活靶子,一个接一个被撂倒。士兵们挤作一团,听不清命令,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只能傻站着挨打。等他们终于崩溃时,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已经阵亡了。
接着恐慌蔓延到全军。士兵四散奔逃,车夫们解下牲口骑上就跑,其他人跟着逃。很快,军队把马车、粮食、大炮、弹药、辎重全都扔下了,统统落入敌人手里。
布拉多克身负重伤,费了好大劲才被抬走。他的秘书雪利先生就死在他身边。八十六名军官里,六十三人伤亡;参战的一千一百名士兵中,七百一十四人阵亡。这一千一百人是全军精选出来的,其余的人由邓巴上校带着重装备、行李和给养留在后方。
逃兵们跑到邓巴的营地。敌人并没有追来,可他们带来的恐慌立刻传染给了邓巴和他的士兵。邓巴手下这时有一千多人,而打败布拉多克的那支敌军,恐怕最多不过四百名法国人和印第安人。
邓巴本可以带兵上前,多少挽回一点军队的荣誉。可他偏偏下令毁掉弹药和给养——他想多要几匹马撤退,少带些累赘。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总督们苦苦哀求他把部队驻在边境上保护移民,邓巴置之不理,一路撤退,直到逃进费城,觉得有当地老百姓护着他了,才算安全。
这场灾难,是许多美国人头一回认真怀疑英国正规军的本事。而且他们一路上军纪败坏,早就败坏了我们的观感:从登陆那天起,直到走出定居区,英国兵一路抢劫、扒光当地百姓。有些穷苦人家被祸害得倾家荡产。百姓去投诉,士兵不是辱骂殴打,就是把人关起来。就算我们真需要这样的保卫者,光是他们这副行径,也足够让我们对他们失去全部敬意。
再看看我们1781年的法国盟友,那差别有多大!他们的军队从罗德岛到弗吉尼亚,穿过我们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走了将近七百英里,一路上连一头猪、一只鸡、甚至一个苹果的损失,都没让人正经抱怨过一回。
布拉多克的副官奥姆上尉也受了重伤,跟将军一起被抬走。他一直守在布拉多克身边,直到几天后将军去世。奥姆后来告诉我:布拉多克整整第一天几乎没说一句话,那天夜里才开口:“谁能想到会这样?”第二天他又沉默了一整天,到傍晚只说了句:“下次我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他就死了。
布拉多克的秘书随身带着将军全部的命令、指示和信件。这些文件落入敌手后,法国人挑选、翻译了一大批,印出来向世人证明:英国政府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已经在策划敌对行动。
这批文件里,有布拉多克写给英国大臣们的信。信里,他高度赞扬了我对军队的帮助,并推荐政府表彰我的功劳。多年以后,大卫·休谟也跟我说,他亲眼见过布拉多克推荐我的信。
可布拉多克的远征以灾难收场。显然,我的功劳被人忘了——那些推荐信,从来没给我带来过任何好处。
我只求过布拉多克一件私事:请他下令军官们别再征募我们的契约仆役,已经征走的也放回来。他爽快地答应了,经我出面申请,好几个仆役都归还给了原主。
邓巴就没这么大方了。他撤退路过费城时,我请他放掉兰开斯特县三个穷农户家的仆役,还提醒他布拉多克下过命令。邓巴满口答应,说只要主人赶到特伦顿——他不久就要路过那里去纽约——就把人还给他们。
三个农户花着自己的钱,辛辛苦苦赶到特伦顿。可到了那儿,邓巴却反悔了。他们为此吃了大亏。
接着,车马全丢了的消息传开了。车主们一窝蜂地来找我要钱——那些钱可是我担保的。
我陷入了困境。我解释说,钱已经备好,就在军需官手里,但必须先由雪利将军下令才能发放。我已经写信给他了,可他人在远处,回信需要时间。我请车主们耐心等等。
他们不答应,有人干脆把我告上了法庭。
最后,是雪利将军救了我。他派人组成委员会核查索赔,并下令照价赔付。总数将近两万英镑——这笔钱要是让我自己掏,我就彻底破产了。
在听说布拉多克战败之前,两位姓邦德的医生拿着张募捐单来找我。他们想筹钱办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庆祝攻下杜肯堡的胜利消息。
我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们:“我看,还是等确认真有喜事可庆祝再说吧。”
他们很意外,其中一个说:“凭什么?你总不会认为那堡垒拿不下来吧?”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被拿下,”我回答,“但我知道,战争的结果从来都说不准。”
我把我的疑虑讲了讲,他们便放弃了焰火计划。这算是走运——没过多久布拉多克就战败了。他们真要是把焰火备好了,那该多下不来台。后来邦德医生跟人说起这事,说我尽爱泼冷水、说丧气话。
莫里斯总督一直逼宾夕法尼亚议会通过筹款法案来保卫本省,但他要求议会豁免业主家族的田产。议会每次送上向所有人、包括业主征税的法案,他统统否决。
布拉多克战败之后,危险大大加剧,莫里斯催得更紧。议会仍然不肯让步——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捍卫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总督无权擅自改动议会的财政法案。
有一项法案,议会提议筹款五万英镑,规定所有不动产和动产都要纳税,业主的田产也不例外。总督只想改一个词——删掉“业主不得豁免”这几个字。看上去只是小小的改动,影响却天差地别。
战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我们在那边的朋友——我们一直把议会答复总督的文件抄送给他们——对业主们非常愤怒,指责他们给总督下这种指示,自私而不义。还有人干脆说,业主们阻挠宾夕法尼亚的防务,已经丧失了治理本省的权利。
业主们被这种舆论吓坏了,命令他们的总收税人,从自己的钱里拿出五千英镑捐给省里的防务,议会筹多少另算。议会接受了这笔捐款,也就不再要求业主分摊一般税项。于是,一份带着业主们想要的豁免条款的新法案拟好了,顺利通过。
我被任命为专员之一,负责花掉这笔为防务筹集的六万英镑——这法案是我帮着拟定的,也是我推动通过的。
与此同时,我还起草了另一项法案,要组建并训练一支志愿民兵。因为我们在法案里确保教友派信徒可以选择不参加,所以它在议会里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为了鼓励人们参军,我还写了一篇问答式的对话,把我能想到的每一个反对理由都解释、驳斥了一遍。文章印了出来,依我看,效果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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