桅杆顶上的瞭望
天气转晴了,也终于轮到了我——我第一次爬上高高的桅杆顶,执行瞭望任务。
美国的捕鲸船大多有个规矩:刚一离港,桅杆顶上就得安排瞭望员。
哪怕离捕鲸的海域还有一万五千多英里的航程,也照样照做。
要是在海上漂了三年、四年,甚至五年,船终于要回家了,只要货舱里还有空地方——哪怕只够再装一小瓶油——瞭望员也得一直守到最后一刻。
直到最高的船帆从家乡港口的教堂尖顶旁滑过去之前,他们都还抱着指望,盼能再发现一头鲸鱼。
站在高处放哨,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大海上,都是个古老又有意思的行当。我想好好聊聊这件事。
要我说,最早干"桅顶瞭望"这行的,应该是古埃及人。我从来没找到过比这更早的例子。
当然,当年修巴别塔的那帮人,本想造一座全亚洲、全非洲最高的瞭望塔。可惜塔还没完工,上帝狂怒的风暴就把那座巨大的石塔给掀翻了。所以"发明瞭望台"这份功劳,轮不到他们头上。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埃及最早的金字塔是拿来观测天文的。看看它们那一层一层的阶梯造型,就知道这话很有道理。古代的天文学家会一路爬到塔尖,在那里一发现新的星星就高声报出来——跟今天的水手在天边发现船帆或者鲸鱼时大喊,一模一样。
再说说圣西缅·斯泰利特,那位著名的基督教老隐士。他在沙漠里竖了一根高高的石柱,后半辈子就住在柱子顶上,靠绳子和滑轮把食物从地面吊上去。
他可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瞭望员。大雾、寒霜、暴雨、冰雹、冻雨——什么都赶他不下来。他熬过了所有苦难,最后真的就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如今那些有名的雕像倒是高高站在上头,可惜都是死物。石头、铁块、青铜铸成的它们,再猛的狂风也吹不倒,可就算发现了什么怪事,也喊不出声来。
拿破仑抱着双臂,站在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旺多姆纪念柱顶上。底下不管谁在治理这个国家,他早就无所谓了。
巴尔的摩上空,乔治·华盛顿的雕像高耸入云,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立下的石柱。他的纪念碑标志着人类伟大的一个顶峰,没几个人能够得着。
纳尔逊上将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高处。伦敦的煤烟常常把他的身影熏得模模糊糊,可人人都知道,英雄还在那儿。有烟的地方,底下多半藏着火。
可是华盛顿也好,拿破仑也好,纳尔逊也好——你从底下朝上喊他们,谁也不会搭理你。任凭甲板上的人们怎么苦苦哀求他们指点迷津,他们就是一言不发。哪怕他们的英灵看得见迷雾般的未来里藏着的暗礁险石,也没法给任何人提个醒。
你可能觉得,拿陆地上的瞭望者跟桅杆顶上的水手比,不太公平。不过,楠塔基特的老历史学家奥贝德·梅西讲过一个故事,恰好能说明问题。
早年间捕鲸业刚起步、正经的捕鲸船还没怎么出海的时候,楠塔基特岛上的人就在海岸边竖起高高的木杆。瞭望员踩着钉在杆上的木踏棍往上爬,那架势,活像母鸡踩着格子棍爬上鸡窝。一发现鲸鱼,他们就通知等在岸边的捕鲸小艇。
前些年,新西兰的海湾捕鲸人还照搬过这套办法。不过这老规矩现在已经过时了。还是说说真正的瞭望台吧——就是远海捕鲸船的桅杆顶。
三根桅杆的顶上,从日出到日落都有人守着。水手们轮流值班,跟掌舵一样。每过两个小时,一个人下来,另一个人爬上去。
在风平浪静的热带天气里,待在桅杆顶上简直是一种享受。对一个爱做白日梦、爱胡思乱想的人来说,那真是无上的幸福。
你站在离安静甲板一百英尺的高空。船在深深的海面上滑行,高高的桅杆就像巨人的高跷。就在你脚底下,巨大的海兽游来游去——当年罗得岛那座巨人铜像的胯下,船只也是这样穿行的。
你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除了起伏的浪,什么都在动。船缓缓地摇。信风暖洋洋地吹过。这一切都让人眼皮发沉,昏昏欲睡。
热带捕鲸船上的日子,有大把安静平淡的时光。你听不到任何新闻,看不到报纸,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来搅乱你的心神。家里出了什么变故、生意垮了、股价崩了——你一概不知。你甚至不用操心晚饭吃什么。往后三年多的每一顿饭,都安安稳稳地装在木桶里。你的菜谱永远不会变。
一趟三四年的捕鲸航程下来,你在桅杆顶上守望的时间加起来,足足占掉你好几个月的生命。
可这么一个人生待了那么久的地方,居然连一丁点儿舒适的小空间都没有——没有床,没有吊床,没有岗亭,没有任何能让人暂时躲一躲的安乐小窝。这实在太遗憾了。
你通常只能站在上桅的横桁上——那是捕鲸船特有的两根细细的平行木棍。被海浪颠来簸去的时候,新手站在上头,那滋味跟骑在一头发怒公牛的犄角上差不多。
当然,天冷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件厚厚的值班大衣带上桅杆。可再厚的大衣也不是房子。你的灵魂被困在身体里面,一步也不敢往外迈,否则就是送死——就像寒冬里翻越雪山隘口的莽撞旅人一样。说到底,值班大衣不过是裹在皮肉外面的一层皮。你没法在自己身体里装架子、安抽屉,也没法把大衣变成一个顺手的小壁橱。
我们南冰洋的捕鲸船上,没有那种舒服的小瞭望棚——就是人们说的"乌鸦窝"。在格陵兰冰海捕鲸的船才有这玩意儿,好让瞭望员挡住刺骨的暴风雪。
有位斯利特船长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冰山间航行记——追寻格陵兰鲸,兼及重新发现古格陵兰失落的冰岛殖民地》。书里就详细介绍了他为自己的船"冰川号"打造的全新乌鸦窝。
他给它起名叫"斯利特乌鸦窝",用的是自己的姓氏。他是发明人,还拿着专利。他觉得没必要假谦虚:当爹的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命名,那用自己的名字给自己的发明命名,又有什么不行?
他的乌鸦窝做得像一只大木桶。顶上敞着口,侧面装着一面能活动的挡风板,刮风暴时用来挡住刀子似的尖风。进出得从底板上的一个小舱口爬。
靠船尾那一侧有个正经座位,座位底下能放雨伞、毯子和厚外套。前面的皮架子上,摆着他的喊话喇叭、烟斗、望远镜和别的航海用具。
斯利特船长在自己的乌鸦窝里值班时,还总在架子上放一支步枪,配上火药和弹丸。那是用来打一角鲸的——就是那种北方海域常见的古怪"海中独角兽"。站在甲板上打它们基本没戏,海水会把子弹的劲儿卸掉;从高空直直往下打,才真有把握。
斯利特船长兴致勃勃地写了他这个发明的每一样贴心小设计。他还用很科学的笔法,详细记下了他放在里面的一个小罗盘——用来修正船体铁件造成的磁差。他还开玩笑说,"冰川号"上歇业的铁匠实在太多,多出来的这些铁把罗盘都给带偏了。
不过,他嘴上说得再好听,什么磁偏啊、航海观测啊,我敢打包票,斯利特船长绝不是一门心思埋头算磁差的人。在他的乌鸦窝里,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靠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满满一瓶酒。
书里他对这瓶酒只字不提。我觉得这很不厚道。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手上戴着手套,风帽拉得紧紧的,一个人被困在靠近极点的高空,那瓶酒准是他最忠实的安慰。我敬重这位又勇敢又聪明的船长,可他偏偏把这瓶酒从书里漏掉,这一点我不能原谅。
我们这些南方海域的捕鲸人,享受不到那么舒服的高处小窝。不过,这吃亏的地方也算扯平了——因为我们航行的大多是平静美丽的海洋。
拿我自己来说,我爬桅索总是慢吞吞的。爬到桅顶平台,我会停下来,跟魁魁格或者碰上的其他歇班水手聊上几句。再往上爬一点,把一条腿懒洋洋地搭在帆桁上,四下眺望辽阔的大海。然后才不紧不慢地爬完剩下的路,到我的瞭望位上去。
说句实话,我是个差劲的瞭望员。
一个人站在那么高的地方,满脑子转的都是宇宙间的大问题,叫我怎么严格执行捕鲸船的头号戒律——睁大你那双警惕的眼睛,一发现什么就立刻喊出来?
我要给楠塔基特的船东们提个醒。
千万别雇那些眼神深陷、眉头紧锁的年轻人——就是那些整天陷在沉思里出不来的家伙。他们脑子里装的是哲学书,而不是航海手册。
提防着他们点儿。要捕鲸,先得看得见鲸。那种成天做梦的小哲学家,能驾着你的船绕地球一整圈,最后一滴鲸油的利润也给你带不回来。
我这话可不是多虑。捕鲸这行,成了许多浪漫、忧郁、心不在焉的年轻人的避风港。他们逃离陆地上的烦恼,指望着在柏油和鲸脂中间找到诗意。
有时候你都觉得,拜伦笔下那位忧郁的主人公恰尔德·哈罗德就蹲在你的桅杆顶上,念叨着伤感的诗句:
"翻腾吧,你这深沉湛蓝的大海,翻腾吧!千万个猎取鲸脂的人从你身上掠过,终将一无所获。"
船长们常常骂这些走神的年轻空想家,说他们对这趟航程没有真感情,话里话外还暗示:这些人背地里巴不得一头鲸鱼也别看见。
可骂了也白骂。这些小柏拉图们干脆认定自己眼神不好。何必费劲往远处看呢?他们的望远镜都落在岸上了。
"嘿,你这个蠢货,"有个鱼叉手就冲这么一个空想家嚷道,"咱们出海快三年了,你连一头鲸鱼都没发现过。只要你往桅杆顶上一站,鲸鱼就稀罕得跟母鸡长了牙似的。"
也许真是这样。也许整群整群的鲸鱼,早就从远处的海平面上漂走了。
被海浪的节奏摇晃着,又被自己的思绪缠绕着,这些年轻人渐渐陷入了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他们忘了自己是谁。铺展在脚下的大海,成了那个巨大无垠的"灵魂"的象征——他们相信,正是这灵魂充满了世间万物。
水里滑过的每一个淡淡掠影,每一道浮起又消失的鳍——在他们眼里,全都代表着那些在人的脑海里不断漂游的、滑不溜手的念头。
沉浸在这着了魔似的心境里,他们的魂魄化开了,弥散到时间与空间之中。就像老克兰默散落的骨灰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正融入地球上的每一片海岸。
你唯一感觉到的生命,只有船儿轻轻的摇晃。那摇晃来自大海,而大海的潮起潮落,听从的是上帝那不可测知的意志。
可就在你裹在这场醒着的梦里的时候——你的手或脚只要挪动哪怕一寸,只要你的手指松劲那么一刹那,你的自我意识就会带着恐惧猛地撞回来。你正悬在一片打着旋儿的虚空之上。
在阳光灿烂的大中午,你也许会发出一声半噎住的尖叫,穿过透明的空气,一头栽进温暖的大海里。你再也浮不上来了。
你们这些做梦的泛神论者啊——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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