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比小说还离奇
我和福尔摩斯面对面坐在贝克街的壁炉两侧。他开口说:“亲爱的朋友,生活远比人类头脑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离奇。要是我们能飞过伦敦上空,掀开一栋栋屋顶往里看,就能看到各种离奇的巧合、秘密的算计、阴差阳错的误会,还有一连串前因后果,足以让最疯狂的虚构小说都显得乏味。”
“我可不信。”我回答,“报纸上报道的案子大多平淡得让人难受。警方的报告里全是真实的琐碎细节,但几乎没有一样称得上精彩或巧妙。”
“想让现实显得可信,就得会挑细节。”福尔摩斯说,“警方报告常常花大篇幅写地方法官那些枯燥的证词,却漏掉了真正要紧的小地方。相信我,没有什么比普通生活更奇怪的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天天帮助世界各地六神无主的人,自然会撞上不寻常的案子。可你看看这个。”我拿起早报,“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条标题:‘丈夫虐待妻子’。占了半栏,但我已经能猜到发生了什么——无非是另一个女人、酒精、争吵、推搡、一块淤青,再加一个爱管闲事的姐妹或房东太太。哪怕是三流作家,也能编出比这更有意思的故事。”
“其实,你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我说的话。”福尔摩斯说着接过报纸,扫了一遍,“这是邓达斯分居案。我碰巧帮人理清过一些细节。那个丈夫滴酒不沾,也没有别的女人。他特殊的虐待方式是——每顿饭吃完,把假牙掏出来朝妻子扔过去。”
他挑了挑眉毛:“你说,普通的故事作家编得出这种情节吗?来一撮鼻烟吧,医生,承认这一局是我赢了。”
他递过来一个旧金质鼻烟盒,盒盖上镶着一颗大紫水晶。
那盒子实在太过华丽,和他简朴的生活反差太大,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啊。”福尔摩斯说,“我都忘了自己好几周没见到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送我的小礼物,感谢我帮他处理了艾琳·艾德勒那桩麻烦事。”
“那这枚戒指呢?”我看着他手指上那颗耀眼的钻石问道。
“荷兰王室送的。我帮他们办的那件事太过敏感,连你都不能讲,尽管你一直好心帮我记录案子。”
“那你现在手头有什么有趣的案子吗?”
“有十来件吧,但没有一件特别有意思。重要倒是都挺重要,就是不够有趣。”
他往椅背上一靠:“其实我经常发现,越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越适合练观察力、追因果。大案子反而简单——罪行越大,动机往往越明显。”
他停顿了一下:“除了马赛那边一件相当棘手的事,眼下真没什么值得关注的。不过,也许再过几分钟就有好消息了。我的一位委托人应该快到了。”
福尔摩斯站起身,走到窗边,拨开百叶窗,望向安静的伦敦街道。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街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围着一条厚重的毛皮围巾,戴着一顶宽檐帽,帽子上插着一根又大又卷的鲜红羽毛。帽子歪向一边耳朵,时髦得近乎戏剧化。
她不停地朝我们这扇窗户紧张地张望。
她的身体前后摇晃,手指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扣子。
忽然,她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快步穿过马路。
片刻之后,我们听到了门铃刺耳的响声。
“这种迹象我见多了。”福尔摩斯说着,把烟头扔进火里,“在外面来回踱步,通常意味着恋爱纠葛。她想找人出主意,又拿不准这个话题是不是太丢人,不好意思开口。”
他笑了笑:“当然,情况也有区别。一个女人要是被男人伤透了心,她通常不会继续踱步,而是直接去拉断门铃线。这个女人不生气,她是困惑,是难过。”
他转向我:“不过我们不用猜太久。她既然来了,就会亲自把事情讲清楚。”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年轻的仆人走进来:“玛丽·萨瑟兰小姐。”
女人出现在他身后,和他瘦小的身形一比,显得格外高大。
福尔摩斯热情地招呼她,关上门,请她坐下,然后用他那标志性的目光打量她——既全神贯注,又看似心不在焉。
“你视力这么差,还要做那么多打字的工作,不觉得吃力吗?”他问。
“一开始是吃力。”她说,“但现在我已经能不看键盘,直接凭感觉找到字母的位置了。”
紧接着,她突然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吃惊地盯着他。
“您听说过我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不然您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福尔摩斯笑了:“别管这个。弄清楚事情就是我的本行。也许我只是训练出了别人忽略细节、我却不放过的本事。不然,您来找我做什么呢?”
“是埃瑟里奇太太跟我提起您的。警察和其他所有人都认定她丈夫已经死了,是您把他找了回来。”
她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为我做同样的事。我不算有钱,但自己每年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再加上打字挣的钱。我情愿把这一切都拿出来,只求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究竟出了什么事。”
“您为什么这么匆忙地赶过来?”福尔摩斯问,指尖对顶着,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又是一愣:“是的,我是冲出家门跑来的。我在生温迪班克先生的气——也就是我父亲。”
福尔摩斯挑了挑眉。
“他不肯报警,也不肯来找您。他一直说没出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把我气坏了,于是我抓起外套就直奔这儿来了。”
“您父亲?”
“准确地说,是我的继父。我管他叫父亲,虽然这称呼挺别扭——他其实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那您母亲还健在?”
“哦,活着,她身体很好。”
玛丽犹豫了一下:“父亲去世后,她那么快就再婚,我其实挺不痛快的。新丈夫比她小了将近十五岁。”
“我的生父是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一个水管工,留下了一份很好的生意。母亲继续经营,由原来的工头哈迪先生帮忙打理。”
“后来温迪班克先生出现了,说服她把生意盘了出去。他自以为很了不起,因为他是个葡萄酒推销员。”
“他们卖掉生意和商誉,一共得了四千七百英镑——这可比父亲活着时能赚到的数目差远了。”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会对她东拉西扯的讲述不耐烦。
没想到他听得聚精会神。
“您自己的收入,”他问,“是来自那份生意吗?”
“哦,不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内德叔叔在奥克兰留给我的遗产,投资在新西兰的股票上,年息四分半。”
她不安地笑了笑:“总共两千五百英镑,但我只能花利息。”
“您让我很感兴趣。”福尔摩斯说,“一年一百英镑,再加上您的收入,算得上很宽裕了。我想您完全能负担得起出门旅行、享受生活。一个单身女人,一年六十英镑就能过得挺舒服。”
“我能过得更省,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既然我住在家里,就不想成为负担。”
她飞快地接着说:“所以这笔钱一直由他们支配,我住在他们那儿。温迪班克先生每三个月去收一次利息,交给母亲。我靠打字挣的钱就能过得不错了。”
“您打字能挣多少?”
“每张纸两便士。我一天通常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您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说。
他朝我示意:“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您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现在,请把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事,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吧。”
玛丽·萨瑟兰的故事
萨瑟兰小姐的脸一下子红了。
她不安地捻着上衣的流苏。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煤气工人舞会上。”她说,“父亲在世时,他们总是给他寄票。父亲去世后,票就改寄给母亲了。”
“温迪班克先生不想让我们去。他从来不想让我们去任何地方。”
她皱起眉头:“我连想参加个主日学校郊游这种再平常不过的活动,他都要发火。可这一次我下定了决心。”
“他有什么资格拦着我?”
“他说那些人配不上我们,可他们明明都是父亲的朋友。他还说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穿。”
“我明明有一条紫色的裙子,一直压在抽屉里没拿出来过。”
她淡淡地笑了笑:“最后他没办法,只好去法国出差。于是母亲和我跟着哈迪先生——就是父亲原来的工头——去了舞会。”
“我就是在那天晚上遇到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我猜,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发现您去参加了舞会,一定很恼火吧?”
“哦,没有。他态度好得很。”
她想了想:“他笑了,耸耸肩,说女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拦也是白拦。”
“原来如此。”福尔摩斯说,“所以您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
“是的,我那天晚上认识他的。”
“他第二天就来家里拜访,确认我们平安到家了。”
她垂下眼睛:“之后我们又见过面。我是说,福尔摩斯先生,其实我只跟他出去散过两次步。然后父亲就回来了,霍斯默不能再上门了。”
“为什么?”
“父亲不喜欢访客。他几乎不希望任何人来家里。”
“他总说,女人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家庭。”
玛丽叹了口气:“可我总跟母亲说,女人也需要自己的交际圈子。而我那时候,一个朋友都没有。”
“那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有没有想办法见您?”
“是这样,父亲一周后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写信说,在父亲离开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
“他说我们可以先通信。”
“他每天都写。”
“我每天早上赶在父亲知道前去收信。”
“那你们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
“哦,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之后就订婚了。”
她羞涩地笑了笑:“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在利德贺街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当出纳。”
“哪家公司?”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知道。”
“他住在哪儿?”
“他睡在办公室里。”
“您一直不知道他的住址?”
“不知道。只知道在利德贺街。”
“那您的信寄到哪里?”
“寄到利德贺街邮局,放在那里等他去取。”
“他说,要是寄到他办公室,别的职员会拿他收到女人的信开玩笑。”
“我主动提出帮他打字——因为他自己也用打字机——可他不同意。”
“他说,我手写的信,让他觉得是直接从我心里来的;可要是打成字,他就觉得像有一台机器挡在我们中间。”
玛丽带着几分窘迫笑了:“这说明他有多在乎我,福尔摩斯先生。他连这种小地方都放在心上。”
“这很有意思。”福尔摩斯说。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我一直认为,最细微的细节往往最重要。您还能想起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别的什么特征吗?”
“他特别害羞。”
“他宁可晚上跟我散步,也不愿白天出门,因为他讨厌被人注意。”
“他非常安静,彬彬有礼。”
“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轻轻柔柔的。”
“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得过一场严重的喉病,落了病根,嗓子很弱,所以说话总是软绵绵的,带着犹豫,像耳语一样。”
“他穿得一直很整洁,不花哨,就是朴素、体面。”
“他视力也不好,跟我一样。他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因为怕强光。”
“那您继父去法国之后,发生了什么?”
“霍斯默先生又来家里了。”
“他说我们得赶在父亲回来之前结婚。”
“他非常认真。”
“他让我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永远忠于他。”
“母亲说,他这么做是对的,说明他爱我爱得深。”
“母亲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说真的,她好像比我还喜欢他。”
“接着,他们就开始商量一周之内结婚的事。”
“我提起了父亲。”
“他们俩都让我别操心,母亲说她事后会解释一切。”
“我不喜欢这样。”
“他不过比我大几岁,我凭什么需要他的允许?这太奇怪了。”
“可我也不想瞒着家里偷偷摸摸做事。”
“于是我写信到波尔多,寄到公司设在法国的办事处,给父亲。”
“可是婚礼那天早上,信被原封退了回来。”
“他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是的。他正好在信到达之前出发回国。”
“那真不凑巧。”
“您的婚礼定在星期五?”
“是的。”
“在教堂举行?”
“是的,但办得很低调。”
“我们打算去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圣救主教堂,然后在圣潘克拉斯酒店吃早餐。”
“霍斯默叫了一辆马车来接我们。”
“我们有两个人,他就让母亲和我坐一辆,自己另外叫了一辆。”
“街上碰巧只剩那一辆空马车了。”
“我们先到了教堂。”
“我们等着他的马车到。”
“那辆四轮马车终于来了,我们盼着他下车。”
“可他没有。”
“车夫爬下来,拉开车门。”
“里面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
“车夫说他亲眼看着霍斯默上了车。”
“那是上周五的事,福尔摩斯先生。”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他的半点消息。”
婚礼当天消失的新郎
福尔摩斯神色严肃地看着她:“听起来,您被人用非常恶劣的方式对待了。”
“哦,不,先生!”
她坚定地摇了摇头:“他心肠那么好,绝不会抛弃我。”
“整个早上他都在反复叮嘱我,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忠于他。”
“他说,就算发生什么完全预料不到的事,把我们分开了,我也要记住,我把自己许给他了。”
“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
她露出困惑的神情:“那些话,在我们的婚礼早上听起来非常奇怪。”
“可出事之后,我想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说那些了。”
“这确实让他的话有了另一层含义。”
“所以您认为,他遇到了什么预料之外的事?”
“是的。”
“我觉得他事先就知道自己有危险。”
“不然他为什么要那样说话?”
“然后我想,他预感到的危险,真的发生了。”
“但您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您母亲当时是什么反应?”
“她很生气。”
“她叫我永远不许再提这件事。”
“那您父亲呢?您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
“他和我看法一样,认为霍斯默一定出了什么事。”
“他说:‘谁会费那么大劲把你一路带到教堂,然后又丢下你不管呢?’”
“要是霍斯默想骗我的钱,或者娶了我、把我的钱弄到手,那还算有个理由。”
“可他从来没想过要我一分钱。”
“那到底能出什么事呢?”
“他为什么不能给我写信?”
她从手笼里掏出一块小手帕,哭了起来:“这快把我逼疯了。我晚上根本睡不着。”
“我会为您调查这件事。”福尔摩斯说着站起身来,“我保证,我们会找到明确的答案。”
“现在把问题交给我吧。别再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了。”
“最重要的是,试着忘掉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像他已经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一样。”
“您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是的。”
“那他到底怎么了?”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需要一份对他样貌的准确描述,还有他写来的信,能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
“我上周六在《纪事报》上登了寻人启事。”
她递给他一张小小的剪报:“广告在这里。”
“这是他写给我的四封信。”
“谢谢。您的住址是?”
“坎伯韦尔,莱昂坊31号。”
“您从来不知道安吉尔先生的住址,对吧?”
“不知道。”
“您父亲在哪儿工作?”
“他为芬丘奇街的韦斯特豪斯暨马班克公司跑业务,那是家很大的葡萄酒进口商。”
“谢谢。您把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
“这些文件可以留在我这里。”
“记住我的忠告:把这件事当成一本合上的书。别让它毁掉你的人生。”
“您真是太好了,福尔摩斯先生。”
“可我做不到。”
“我会一直忠于霍斯默。”
“等他回来,我会等着他。”
尽管她头上那顶帽子滑稽可笑,脸上也带着几分茫然,但她那种发自肺腑的忠诚,还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她把一捆文件放在桌上,答应只要福尔摩斯需要就随时来,然后离开了。
福尔摩斯沉默了好几分钟。
他指尖仍然对顶着,双腿向前伸直,眼睛盯着天花板。
然后他伸手从架子上取下一支又旧又油腻的陶土烟斗,点上,往后一靠。
浓密的蓝色烟雾在他身边盘旋。
“有意思的年轻女人。”他终于开口,“我觉得她本人比她的案子更有意思,她那案子其实相当普通。”
“你可以在我的档案里找到类似的案例。1877年安多弗有一件,去年海牙也有一件。这套老把戏并不新鲜。”
“不过有几个细节对我来说倒是新的。尤其是这个女人本身,很值得琢磨。”
“你似乎注意到了许多我完全漏掉的东西。”我说。
“你没漏掉,华生。你只是没有注意到。”
“你不知道该往哪儿看。这就是你错过重要细节的原因。”
“我永远没法让你明白,一只衣袖、一片指甲,甚至一条鞋带里,能藏有多少信息。”
“那你说说,她的外貌你注意到了什么?”
“嗯,她戴着一顶石板色的宽檐草帽,上面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
“她的上衣是黑色的,镶着黑色珠子和一圈黑色小饰物的流苏。”
“她的裙子是棕色的,比咖啡色略深,领口和袖口滚着紫色天鹅绒。”
“她的手套是灰色的,右手食指磨破了。”
“我没注意她的靴子。”
“她戴着小巧的圆形金耳环。”
“总的来说,她看起来相当宽裕,虽然是一种普普通通、安安稳稳的宽裕。”
细节里的真相
福尔摩斯轻轻拍了拍手,笑了:“华生,你进步惊人。”
“你做得很好。”
“当然,重要的东西你全漏掉了,但你已经学会了怎么观察,而且对颜色有很好的眼光。”
“永远别相信笼统的印象,我的小伙子。”
“要盯着细节看。”
“我看女人,第一眼永远落在袖子上。看男人,则最好先看他裤子的膝盖处。”
“你注意到了,这女人袖口镶着天鹅绒。”
“这种料子最适合显露工作的痕迹。”
“她手腕上方有一道双重压痕,那是打字的人反复把手臂压在桌沿留下的。”
“手摇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但只会留在左臂上,而且在不靠拇指的那一侧。”
“而她这道痕迹,横过了袖子最宽的地方。”
“然后我看她的脸。”
“我注意到她鼻梁两侧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压痕。”
“这就足够我提到她视力不好、靠打字为生了。”
“她看起来很惊讶。”
“我自己也吃了一惊。但那实在太明显了。”
“然后我往下看。”
“我注意到她的靴子,乍一看差不多,其实根本不是一双:一只靴头带一点装饰,另一只是素面的;一只只扣了五个扣子里最下面的两个,另一只却扣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
“一个穿戴整齐的年轻女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靴子出门,而且都只扣了一半,结论只有一个——”
“她出门的时候非常匆忙。”
“你还注意到别的了吗?”我听得入了神。
“我注意到,她出门前写了一张便条,而且是穿好衣服之后才写的。”
“你注意到了她右手手套的食指破了。”
“但你显然没注意到,手套和手指上都沾着紫墨水。”
“她当时写得很急,笔蘸墨水蘸得太深了。”
“那一定是当天早上弄的,否则墨迹不会那么清晰。”
“这些都挺有意思,不过相当初级。”
“现在,我们回到正事上来。”
“你能把那份寻人启事念给我听吗?”
我把那张小纸条举到光下。
“寻人启事:本月十四日早上失踪,男士,名霍斯默·安吉尔。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黝黑,黑发,头顶微秃,留着浓密的黑色络腮胡和胡子,戴有色眼镜,说话略带口吃。”
“最后一次露面时,他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配丝质胸衬,黑马甲,金艾伯特表链,灰色哈里斯花呢裤,棕色高帮靴配松紧靴。”
“据悉他在利德贺街一家办公室任职。”
“凡能提供——”
“够了。”福尔摩斯说。
他拿起那几封信,仔细端详。
“至于这些信,完全平平无奇。”
“信里几乎没有任何能让我们了解安吉尔先生的内容,除了他引用过一次巴尔扎克。”
“不过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我相信你注意到了。”
“信是打字的。”我说。
“不止如此。”
“连签名都是打出来的。”
“看看底下这个工工整整的‘霍斯默·安吉尔’。”
“有日期,但除了利德贺街,没有任何真实地址。”
“这个打字的签名至关重要。”
“事实上,它可能正是破案的钥匙。”
“为什么?”
“亲爱的朋友,你真的看不出这说明什么吗?”
“我只能想到,他是想万一她将来告他悔婚,他可以否认这是自己的签名。”
“不。不是这个。”
“算了。我要写两封信。”
“一封寄到伦敦城里的那家公司。”
“另一封寄给这位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
“我会请他明晚六点来这里见面。”
“直接跟男方亲属打交道,总是有用的。”
“现在,医生,在回信到达之前,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了。”
“这件案子可以暂时搁一搁。”
我见过太多福尔摩斯非凡的推理能力,足以信任他的自信。
他只有一次失手,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那张照片的案子。
但每当我想起《四签名》里那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血字的研究》里那些不寻常的经过,我就知道,要想难倒他,非得是一桩极其复杂的谜案不可。
我离开时,他还在抽那支黑色的陶土烟斗。
我确信,等我明晚回来,福尔摩斯一定已经弄清了玛丽·萨瑟兰小姐的新郎失踪的真相。
打字机泄了密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被一个严重的医疗病例缠住了。
我几乎整天守在病人床边,直到将近六点才脱身。
我立刻叫了一辆马车赶往贝克街,担心自己错过了破案的高潮。
然而我到的时候,福尔摩斯一个人在家。
他半睡半醒地蜷在扶手椅里,瘦长的身子缩成一团。
旁边摆着一堆瓶瓶罐罐和试管,房间里弥漫着盐酸那股刺鼻的洁净气味。
显然,他又花了一整天做化学实验——这是他的心头好。
“怎么样,案子破了吗?”我问。
“破了。”
“是硫酸钡的问题。”
“不,不!我是说那件谜案!”
“哦,那个啊。”他看着我,“我刚才在想我正在研究的那个化学盐。”
“那件案子其实从来算不上什么谜,虽然有几个细节挺有意思。”
“可惜的是,我怀疑法律拿那个罪魁祸首没什么办法。”
“他是谁?”
“他为什么要抛弃萨瑟兰小姐?”
我话音未落,走廊里就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有人敲门。
“准是那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他写信说六点过来。”
“请进!”
门开了。
一个壮实、中等身材、约莫三十岁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脸刮得干干净净,面色苍白,举止圆滑而友善。
但那对灰色的眼睛,锐利得惊人。
他疑心重重地打量了我们俩一眼,然后把亮闪闪的高顶礼帽放在餐具柜上,微微鞠了一躬,滑进最近的椅子里。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猜,这封约我六点见面的打字信是你写来的?”
“是的,先生。”
“抱歉迟到了。我并不是随时都能随心所欲。”
“我想萨瑟兰小姐为这点小事来麻烦您了。我觉得这类家庭问题最好私下解决。”
“我极力劝阻过她。”
“她是个感情用事、冲动任性的姑娘,您大概也看出来了。她一旦拿定主意,几乎谁也拦不住。”
“我倒不太介意她来找您,毕竟您跟警方不是一路人。”
“可家庭问题被摆到台面上公开谈论,实在丢人。”
“再说这也是白花钱。您怎么可能找到那个霍斯默·安吉尔?”
“事实上,”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非常有理由相信,我能找到他。”
温迪班克猛地一哆嗦,手套掉在了地上。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他说。
“打字机有件很有意思的事。”福尔摩斯继续说,“它们就像笔迹一样,各自有个性。除非是全新的机器,否则没有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痕迹会完全相同。”
“有些字母会比别的磨损得更厉害。”
“有些只磨损一边。”
他拿起温迪班克的那封信:“比如,这台机器打出来的‘e’,每次都是模糊的。”
“‘r’的尾巴也有一点缺损。”
“此外还有十四个特征,不过这两个最容易辨认。”
“我们公司所有往来的信件都用这台机器。”温迪班克回答,“所以它大概只是用旧了。”
他仔细盯着福尔摩斯。
“现在,让我给您看一样真正有趣的东西。”福尔摩斯说,“我一直琢磨着要写一篇关于打字机与犯罪的论文。这个课题我研究得相当深入。”
“我手上有四封信,据说是那个失踪的男人写的。”
“四封都是打字的。”
“每一封里,‘e’都是模糊的,‘r’都缺了尾巴。”
“而且用我的放大镜检查,你会发现同样的十四个特征。”
温迪班克猛地跳了起来,一把抓起帽子。
“我没工夫听这种废话,福尔摩斯先生。”
“您要是能抓到那个人,就去抓吧。”
“抓到了再来告诉我。”
“当然。”福尔摩斯说。
他走到门口,转动钥匙。
“我现在就告诉您。”
“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儿?”
温迪班克的脸刷地白了。
他像一头困兽一样环顾四周。
“哦,拜托。”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您没有退路了,温迪班克先生。”
“这一切再明显不过。”
“而且说真的,您说我破不了这么简单的案子,是对我的侮辱。”
“坐下。我们谈谈。”
温迪班克瘫回椅子里。
他脸色灰白,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这……这不犯法。”他结结巴巴地说。
“恐怕您说对了。”
“但咱们私下说,温迪班克,这是我平生见过最残忍、最自私、最冷酷的手段之一。”
“现在,让我来把整件事讲清楚。”
“要是我哪里讲错了,您随时打断。”
真相大白
温迪班克缩在椅子里,耷拉着脑袋。
福尔摩斯把脚架在壁炉架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往后一靠。
“这个男人为了钱,娶了一个年纪大得多的女人。”他开口说,“只要女儿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也能享用女儿的那份收入。”
“对他们那种处境的人来说,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失去这笔钱,日子会大不一样。”
“所以,他必须阻止女儿出嫁。”
“玛丽善良、重感情、热心肠。”
“她也长得足够讨人喜欢,早晚会有男人想娶她。”
“那意味着,他会失去她一年一百英镑的收入。”
“那么这个继父做了什么?”
“他先把女儿关在家里,不让她接触年轻男人。”
“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招不能永远管用。”
“她下定了决心,要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她宣布,要去参加煤气工人舞会。”
“这位聪明的继父又想出了什么招?”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展现的是聪明,而不是善良。”
“在妻子的协助下,他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他用有色眼镜遮住那双锐利的眼睛。”
“他贴上胡子,粘上浓密的络腮胡。”
“他把清亮的嗓音,变成了轻柔的耳语。”
“而且因为玛丽视力不好,他知道她不太可能认出他。”
“于是,他变成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他假装追求她。”
“通过亲自扮演她的情人,他把别的男人都挡在了门外。”
“一开始只是开个玩笑。”温迪班克咕哝道,“我们从没想过她会当真到这个地步。”
“也许吧。”
“可她确实当真了。”
“她以为继父人在法国。”
“所以她从没怀疑过,霍斯默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他的殷勤让她受宠若惊。”
“她母亲热情的支持,又让这场骗局显得更加可信。”
“然后,霍斯默开始登门拜访。”
“关系一旦开始,他就必须把戏做足,做到足以以假乱真。”
“他们定期见面。”
“他们订了婚。”
“这就确保了玛丽的感情不会转向别的男人。”
“但伪装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每次都假装去法国,实在太麻烦了。”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戏剧性地结束这段关系。”
“他想在玛丽心里留下一个抹不掉的印记,让她几年之内都不会接受别的追求者。”
“这解释了那个按在《圣经》上的忠诚誓言。”
“也解释了他关于婚礼当天会出事的古怪警告。”
“詹姆斯·温迪班克要的是,让玛丽在感情上永远拴在霍斯默·安吉尔身上。”
“让她年复一年地等待一个命运永远成谜的男人。”
“于是,他把她一路带到了教堂。”
“但他不能走进教堂。”
“所以他用了一个老把戏:从四轮马车的一扇门进去,再从另一扇门溜出来。”
“我相信,这就是整个故事。”
听福尔摩斯讲述的时候,温迪班克渐渐恢复了几分底气。
这时他慢慢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
“也许不是。”
“不过,如果您真像您自以为的那么聪明,您就该明白,现在犯法的人是您。”
“您锁了那扇门。”
“这意味着,您可以被指控人身侵犯和非法拘禁。”
“法律也许动不了您。”福尔摩斯说。
他打开锁,拉开门。
“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哪个男人比你更该挨教训。”
“如果那姑娘有兄弟或者朋友,他真该拿鞭子抽你一顿。”
福尔摩斯盯着温迪班克苦涩的笑,脸涨得通红。
“顺便说一句,这本不是我分内的事。”
“但这里碰巧有一根马鞭。”
“我想我或许——”
福尔摩斯朝鞭子快步走了两步。
还没等他够到,楼梯上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大门“砰”地关上了。
我们往窗外看去。
詹姆斯·温迪班克正沿着街道拼命狂奔。
“真是个冷血的混蛋。”福尔摩斯笑着倒回椅子里,“这人会从一个罪过滑向另一个罪过,直到最后犯下足以吊上绞刑架的案子。”
“不过,这案子倒也不算完全无趣。”
“我还是不太明白,您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我说。
收场的几句话
“从一开始就明摆着,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一定有某种强烈的理由,才会表现得那么古怪。”
“而整件事里,只有一个人从中得利。”
“就是那个继父。”
“然后还有另一个重要事实。”
“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
“一个出现,另一个必然不在场。”
“这强烈地暗示,他们是同一个人。”
“有色眼镜暗示伪装。”
“奇怪的声音也是。”
“浓密的络腮胡也是。”
“当我看到霍斯默连签名都用打字机打出来时,我的怀疑大大加深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玛丽一眼就会认出他的笔迹。”
“所以他连签名都只能打字。”
“所有这些零散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可您是怎么确认这个推断的?”
“一旦我锁定了这个人,确认就易如反掌。”
“我已经知道他工作的公司。”
“我拿过霍斯默·安吉尔的体貌描述,删掉一切可能是伪装的部分。”
“络腮胡。”
“眼镜。”
“奇怪的声音。”
“然后我把剩下的描述寄给那家公司,问他们是否符合某位雇员的特征。”
“我也已经注意到了那台打字机的毛病。”
“于是我写信到温迪班克的办公地址,请他来这里。”
“不出所料,他的回信是打字的。”
“而且和霍斯默·安吉尔署名的那几封信,有完全相同的瑕疵。”
“与此同时,韦斯特豪斯暨马班克公司从芬丘奇街回信给我。”
“他们确认,这个描述符合他们的一名雇员。”
“詹姆斯·温迪班克。”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萨瑟兰小姐怎么办?”
“我要是把真相告诉她,她多半不会相信。”
“你大概记得那句古老的波斯谚语:带走幼虎有危险,夺走女人的幻想同样有危险。”
“哈菲兹对人心的理解,不亚于贺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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